1，TFP、贸易经济和创新经济：
TFP，很多经济学家会将之称为索洛残差，是由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权平均得到的，对 TFP 的计算依据三个基本序列：GDP、劳动力和资本。这种 “进步” 就是标准理论的经济驱动力。除了 TFP（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繁荣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所在国家或地区人民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这不是一个由创业型的商人和企业家领导的 “贸易经济”，而是一个由现代社会建造的 “创新经济”。其核心是一个巨大的 “想象世界”—— 一个用来构思、创造、销售以及采用新事物的空间。2，活力：现有的内生增长理论在本质上缺失了人类可能性的关键维度，正如标准理论所缺失的一样。活力依赖于以个人主义、活力主义和自我表现概括的现代价值观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强度。现代价值观通常对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传统价值观则具有负向影响。3，背景动机：回顾历史时期可以得到另一个视角：根据法兰西银行的估计，在几乎整个 20 世纪经济处于领先地位的几个大国 —— 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 —— 的 TFP 的增长在 1990-2013 年均显著变缓，在 1970-1990 年进一步放缓，甚至低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1919-1939 年和 1950-1970 年两个时期。假如 TFP 的增长放缓是科学发现衰落从而熊彼特式创新减慢的结果，那么前者的减速就应与后者几乎同时发生且降低几乎相当的水平，可事实是 1970 年 TFP 在几乎所有国家同时开始减速时，这些国家已经从战争中恢复，因而不存在这一意义上的减速。此书被撰写的主要动机：在于（用相关维度数据相关性分析和建模出的一般框架推导的实证结果）来理解这种减速，创新（或 TFP 冲击）在整个世界的传播及其随时间的演变。4，价值观、企业家和创新大众创新、经济增长和工作满意度与社会所信奉的价值观有关。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 独立、主动性、成就感和接受竞争，在自主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有较强影响。一个民族的现代主义指数几乎可以解释近几十年来各国生产率增长一半的差异。还对目前出现的两种自动化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以及社会内部竞争里 ' 仅有 ' 的创新对城乡差距、阶层分化引起的 ' 身体政治 ' 的顾虑。...Cromie（2000）指出企业家具有 7 个有别于常人的特征：对成就的需要、对事件掌控的需要、冒险的倾向、创造力、自主性、对模糊性的容忍以及自信。Shane（1993）基于 1975-1980 年 33 个国家的数据考察了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男性气质对国家创新率的影响。他发现高创新率与鼓励接受不确定性的文化价值观最为高度相关，但个人主义也具有一定影响。这些作者的结论是，国家的创新率可能因公民的文化价值观而有所差异。5，关于现代主义指数（e045）“你对新事物感到担心吗？” 这一问题的回答能够反映人们对产生新的产品、技术、工艺、道德等过程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能反映被访者在面对快速变化的现代性世界时的自信程度。（e046）“你能接受新想法吗？” 则在于揭示同一现象的另一个侧面：被访者可能会对新事物有所担心，但认为它们是 “必要之恶”，或者是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令人不快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象。（e047）“你认为变化会带来新机遇吗？” 则反映了被访者将新发展与有待探索和发掘的新机遇联系在一起的程度。一个人可能不喜欢现代生活中与运气有关的不确定性，可能接受它是必不可少的但相信碰运气这件事本身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机会，或者也可能认为它是必要之恶。（c059）“两名秘书的工作效率不同，向效率更高的人支付更高的工资公平吗？” 问题在于公平是被理解为同工同酬还是多劳者多得。（c060）“你同意所有者应该管理他们的企业吗？”（e039） “你同意竞争是好事吗？” 它体现了个人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另一个决定性特征的态度。更具有社团主义或传统主义倾向的被访者会对竞争的优点表示怀疑。

《活力》则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在工业革命以后领跑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以 TFP（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创新速度都有显著的下降，带来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升速度的下滑，中产阶级的萎缩，以及工作、生活不满情绪的上升，民粹主义抬头等。在标准经济学中，真正的经济增长来自一个由完全或主要是外生的技术进步（使用索洛的术语）驱动的像机器一样的经济体，这种增长被定义为 TFP 的增长，TFP 是由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权平均得到的。这种 “进步” 就是驱动力：尽管一些国家相对其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水平的生产率，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取得比技术进步速度更快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科学发现创造的商业机会是 “显而易见的”，因此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对于非物质绩效来说，标准理论也没有提到任何系统性的国家间差异，因为它看不到国家间经济生活体验的本质性差异。社会想要从经济中获得什么以及能够获得什么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国家之间有何差异，就需要深入所研究的国家内部。我们需要识别和衡量出社会中有哪些力量有助于解释一个国家是如何实现自主创新的。发达经济体超过 50% 的经济增长无法用生产投入要素（如劳动和资本）的积累来解释。类似地，他们发现在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美国，各行业劳均产出 40%~60% 的增长是由 TFP 的增长驱动的，后者被定义为无法用生产投入要素的数量解释的那部分产出。1870-1914 年和 1919-1939 年。在一战之前，自主创新的主要产生者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也紧随其后。相对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主创新则主要产生于美国和法国。我们还发现，美国在二战期间经历了高速的生产率增长。而自二战以来，大多数创新都来源于美国，之后才是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个局限是它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对自主创新进行比较，而这段时间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和重大的经济及技术变迁。特别是如何处理欧洲大陆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数据构成了一个巨大挑战。我们在分析工作中尝试通过使用结构变动和战争年份虚拟变量来处理这些问题。在描述价值观及制度的一个潜在变量和测量经济绩效的另一个潜在变量之间，存在非常强的相关性。特别是我们发现，信任、采取主动、在工作中取得成就的愿望、教育孩子独立和接受竞争对经济绩效具有正向影响。相反，教育孩子服从则可能降低经济绩效。

📜《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是埃德蒙・费尔普斯的一部引人深思的力作，通过对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刻理解创新如何成为推动国家繁荣的重要引擎。📜首先，费尔普斯在书中对创新的定义和创新对经济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剖析，为读者提供了对创新概念的清晰认识。通过对创新的多维度解读，包括技术、组织和社会创新等方面，他构建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创新框架，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次，费尔普斯在书中对创新与劳动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关注了创新如何影响就业结构、工资水平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动态变化。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刻分析，他揭示了创新对于提高生产力和改善劳动市场效率的关键作用，为我们理解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费尔普斯对创新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思考。他关注创新如何与社会制度相互作用，通过对创新环境的构建和法律制度的设计等方面的分析，他提出了一种在创新和社会制度之间找到平衡的思路。这种综合性的思考使得本书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有实际操作性。📜另外，费尔普斯在书中对政府在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进行了独到见解。他强调政府在创新政策制定上的关键作用，提倡创新政策应该注重长期性和稳定性，为创新提供有力的支持环境。这对于政府决策者和经济规划者而言，是一份有价值的经验总结。📜总体而言，《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是一部对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深刻剖析的重要著作。埃德蒙・费尔普斯以其卓越的学术造诣和对经济现实的深入理解，为我们揭示了创新如何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益的建议。这不仅对经济学学科有着深远的推动作用，更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更清晰的视角，如何通过创新来推动国家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