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南渡前后，宋的君臣兵民，士气蜕变，其中原因，并不简单，有高宗本人表现差的原因，有短时间内宋朝军民根本没反应过来的原因，还有北宋开国以来、被压制太久的武将因为抗金而皇权束缚减弱，手下难分兵匪民的群团快速暴涨 的原因。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突发恶果，跟徽宗的荒政，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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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赵构的心态多次转变。〕赵构的心态，多次变化，用人频繁更替，反复，尤其渡江前，驻跸扬州的时间，简直一花花公子，什么也不干，歌舞升平，什么事都不问，特别像一种明知结果很差越是拖越严重但就是不想做任何改变的荒诞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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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前后的懈怠，反应迟钝。〕靖康剧变，发生太快，但又不能说完全没有预料到，是宋朝这个典型的文治时代的怪现象，要说因为武将备受压制，倒是实情，但根本没到武备不修常兵不练的恶劣地步。宋朝，把文化阜盛的经营发挥到极致，从小在重文到极端的环境，赵构与他的兄弟们、父辈一样，文化修养，放到现在都是名校文学美学教授的水平，不仅精于理论，实操能力也很强，高宗的书法，也超出我们现在一般文化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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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环境里，这样的素质，具备极大的优势，做不得皇帝，做太平亲王，也是一生富贵、精神生活饱满。而，也正是这样的重文环境，滋生了宋朝执政阶层的整体奢靡软弱，这般精神气质，比荒诞混乱得多的西晋，还严重。因为，宋人的重文政策以及滋养出来的臣民精神，是：贪生惧死。如此认识，可不限于皇亲贵族，一般庶民也是如此，承平时间太久，好日子过得太舒服，以至于绝大多数都认为 “宋绝对不会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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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沉溺于和平，是最危险的，千年之前与千年之后，都是一样的，四保临江时期，林帅的撤退，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普遍的 “和平乐观” 心态。假如因为时间太久远，理解不了北宋后期的反应迟钝，抗战刚结束时的全民心态，就能了解一二，所不同的，我们是从战争里走过来，打得太久不想打了，都想回家了，部队里的盲目乐观的和平思想，造成临江战役的不得不暂时撤退。北宋，可是百余年的和平环境，南方更是不知道战争是什么，几代人生活在吃喝挣钱搞娱乐的日子里，从精神到肉体，都是松弛的、迟钝的。这可是一般庶民、小商人，更别说赵构这样的天潢贵胄，生活条件更优渥、精神更放松、肉身更奢靡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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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前后，赵构的反应迟钝、荒诞懈怠，不是赵构这个人自身的问题，也不是他的身份高贵导致的对国事无知，赵构，不过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弊病，仅仅因为他的出身，甚至更因为做了皇帝，对他的期待和现实表现的差距，让人对赵构非常不看好不认同。换了任何一个皇室子弟，都不会比赵构做得更好；这属于全民的精神沉落，赵构承担不了也不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一个单独的个体，即便贵如君王，也无力改变执行了几百年的和平主义政策，今天的我们面临同样的 “乐观的和平” 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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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金不是目的，重点是求得和平局面。〕高宗即位初期，个别举措，还是很提振人心的，虽然，是经过了连着几次的兵变，刺激起的责任心和恐惧心，才慢慢达成，不过，不能否认，高宗并非单纯的求和，至少，在意识到军头及其民团的威胁之前，对金的抗争决心，高宗还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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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的威胁，南宋境内的军头及其掌控下半兵半匪半民性质的武装群团的威胁，哪个更严重更不可控，高宗与文官集团，观点和态度，也在变化。早期，排在第一位的事情，是尽快建立执政集团，有了核心，自然能对南渡军民稳定局势的作用，而要能比较安心地处理好，就不得不先挡住金兵的进攻势头，不能老是被追着跑，否则，根本腾不出手。也因此，武将的限制短时间内消失了，变得非常弱，前一代统治核心被一锅端了，中心化的组织和管理，一定得有这个中心，没了中心，自然得或者不自觉地，就得让各地的大小将领、一班官吏，自行组织起来抵抗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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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的抗金战争，大大小小的战役，既有军民自觉的组织，也有宋廷中心崩解导致的短暂真空，无暇顾及的原因。首要先站住脚，挡住、减缓、削弱金兵势头；快速建立权力中心；组织反击。在边撤边打、边换地方便反击的过程里，赵构才慢慢搞清楚和逐渐适应自己的角色变化，也才慢慢从一个宋廷臣民、一班官吏的心态，逐渐转变到一国之君的位置上，思虑的问题中心，也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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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际的军头民团和两晋之际的流民帅。〕能跟两宋之际的变化相比的，是两晋，两汉不能算，那是主要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强力调整；两晋两宋，都是内外交困下，因为长期积累的问题不去处理导致的突然集中爆发，虽然问题的类型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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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军头，不是流民帅，因为南宋武将都带有财阀性质。〕两宋之际，出现的抗金力量，实际性质是 “私人民团”，跟曾国藩的地方团练是一个性质；往前可以类比的是，流民武装。跟随晋廷撤退的，首先是世家大族和他们的家兵武装，可以理解成组团南渡，与北宋末期相比，比较从容，不像南宋军民，跟受惊的食草动物一样，慌不择路。这样的环境里，能够率先扎住脚跟的，是各地驻扎的将领，本身就带兵，就算油滑，兵戈阵仗，还是比一般庶民熟悉，也是他们裹挟逃难的庶民、退下来的士兵、不服朝廷管的土匪，组成混杂的武装，慢慢成为私人民团势力。苗刘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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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头一旦做大，文官士民，做不到东晋世家大族那样对武将、以及相互之间的制衡。〕宋朝对武将和开国功臣的刻意打压，好斗能斗的这帮人，除了进入军队，就是落草，或者成为地方恶霸流氓，像东晋的世家大族，是没有的，分散各地的土匪恶霸，也根本做不到对极短时间快速崛起的军头势力的任何制衡，这是南宋和东晋权力构成重要的不同。东晋皇帝的确很弱，不过，南渡的各大世家之间有约定，谁也不能一家独大，谁也不能凌驾于皇权之上，几大家可以跟皇帝共天下，可以富贵权势，但就是不允许某一家破坏均衡。这一条，南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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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世家太大之后，东晋的皇帝尤其司马睿，还可以利用南渡而来的流民帅和流民帅掌控的私人民团，来敲打制衡世家武装，比如郄鉴、陶侃等流民帅。这些属于司马睿可以利用的，用来对抗世家的另一张硬牌。这一条，赵构同样也没有，围在身边的只有不掌兵权的一般文人官僚，武装也很小，根本对抗不了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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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刘之后，更让高宗震惊恐惧的，是几万淮西兵反叛到了伪齐和金兵那边，而起因仅仅是军头对官职不满意，不单纯是张浚错置不当，此时的军头发现，手里有兵可以为所欲为，非常不稳定，经常哗变，淮西兵整支队伍反叛，让赵构和文官集团意识到，兵权，得收一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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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国藩、湖湘势力、马新贻遇刺和 “小白菜案”，反观赵构的诸多荒诞举措。〕中国历史的很多问题，有可以通观就能理解的地方，同样问题，在一个朝代里一个时间段内，往往看不明白，高宗为何如此坚持召回岳飞军队，打回去，收复中原呀，中原父老还望旌旗呢。而这样的观点，来自看待历史的是我们当代人，可以说，这是不自觉的对比，但不是贴切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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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君主和军队的关系，始终很敏感。军队是属于国家，但国家是某一姓之家的，也就是属于君主，为君主所有，首先为君主服务的。名义上的效忠，加上君主支配下的粮草辎重、军饷后勤，这是君主对军队的控制手段。一旦军队可以被某些人某些集团，自行组织，自行管理，不需要君主提供军饷粮草，仅仅名义上的关系，根本不能维持也不可能产生，士兵军队对于君主的隶属和服从关系。这样的权力组织形式，是非常危险的。南宋初年的各地军头，跟高宗朝廷就是这样微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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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各地团练就是民团性质的私兵，跟清廷没有直接关系。所谓湘军，淮军，楚军，是为曾左李胡所有，实际上，也只对这些人具备隶属和服从关系。清廷一直试图控制地方势力，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就是慈禧的手段，不过还是低估了两江地区的湘军势力，马新贻离奇遇刺，慈溪一直心心念念的太平天国的巨额财富也从此湮没不闻，无从追查。小白菜案，慈禧借着案子，狠狠敲打了一批湘军官僚，该抓的抓该罢的罢。算是扳回了一局，借此警告湘军将领官僚，不要太过分。这两个案子，绝不是简单的悬疑剧，桃色事件惹出来的社会案件，而是央地关系、君主与地方势力斗争角力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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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南下，威胁即将到眼前，放低到多低的身段，高宗都愿意做；一旦金兵退去，高宗求和、求安稳的心思就上来了，此时，就不希望将领再启战端。根子上，还是太平日子太久，不想过动荡的生活的心态作怪。岳飞等将领的功劳，高宗清楚得很，但他更在意自身的生命安全，在意自家的皇权安全。与南下的金兵相比，掌握着巨大的地方势力，随时可以裹挟着兵民、哗变造反的军头，更危险。这就注定了，一旦和议的时机接近，赵构是不允许脱离预期的军事进攻行动的，自然也就不会再放任脱离自己控制的军头及其私人民团的存在的，尤其是功劳大如岳鹏举的，必须首先解除兵权，私人武装也得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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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执政基础毁于财阀势力过大。〕宋的老钱新钱，都属于财阀的范围。他们身份也不单一，有经商家庭、有官吏群体，有属于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少数士大夫群体，还有宋朝建国之初因为削夺兵权而由皇帝刻意给予太多特权的老军头们，君臣之间的猜忌和防范，让双方心知肚明，互相配合着，老军头们成了聚敛巨额财富、势力极大的财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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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武将兵权太大，允许军头们聚敛财富；军头们聚敛巨额财富，安于享受，甚至刻意表现出享受，以让官家放心，皇权感觉自身安全了，但，却放大了军头们的子孙对于财富、金钱、土地无止境的聚敛追逐，直接后果就是，生活成本迅速上升，宋代富庶繁荣的假面戴久了，身处其中，从上到下，包括丧失基本生存权利的人，也都以为大宋富庶，不仅富庶，而且能够永久富庶，这就滋生更加危险的思想：大宋可以永远保持和平，永远没有战争。这样的思想，不仅腐蚀君王大臣，也在腐蚀一般庶民、普通百姓正常健全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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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朝野，如此危险的普遍认识，武备废弛，精神松弛怠惰，一旦金兵南下，朝野内外，完全没有了和平时期的淡然镇静，存诸史料的，是，赵宋全民，慌得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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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基尼系数衡量宋朝贫富差距，是用错了工具，描述错了对象。】在吹捧宋代富庶的人群里，过分强调 “基尼系数” 很低，却没有区分，基尼系数的描述对象是什么。对象是一般庶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收入差距，还是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描述只针对了排除军头们演变来的财阀之外的，一般百姓、不同行业，捡食吃的庶民群体的收入水平和差距。这一点，不知道是没发现，还是发现了故意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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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个衡量指标，描述的针对对象不同，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一度很笃信各种如宣传所讲的 “客观指标” 的 “砖家”“噱者” 们，没有反思过，这些指标的制定者是谁、支持指定的人是谁、选择数据哪些采信哪些不采信，其背后是不是有明确的政治取态。尺子的制造者是否公正的问题，这些噱者似乎并不打算认真追究，而这里面的意义就有很多解释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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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抑兼并的政策，鼓励了土地和财富兼并。】宋因为对武人防范的病态坚持，催生一大批因为军功与官家做了交换，或者叫你知我知的交易，堂而皇之搞财富聚敛，皇帝心知肚明地听之任之。假如那基尼系数还是其他什么衡量社会财富分配的尺子，去量一量宋的贫富分化程度，只能量出来危险指数很低，社会还算比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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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平均是同类公众、同一阶层人群中间比较平均，同样，掌握国家巨量财富的财阀之间、大地主大有产者之间，非常平均。宋的财富平均，是 [“分层的平均”“不同等级内部的均衡”]，而不是上下左右的多层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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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就在于宋代统治者的国策 —— 不抑兼并。不抑兼并，实际就是默认兼并、鼓励兼并，默认和鼓励制造社会分化差距和加剧社会不平等，就算没有靖康之难，宋也一定会出问题，兵变、民变、底层人结社造反，已经不鲜见，宋廷一直忙于享乐，不去解决，也不去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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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抑兼并”，常被当做、也特别适合拿来，与现在具有政治正确含义的 “自由市场经济” 相比较，真的有不少学者，认为宋君定下的 “不抑兼并” 的政策，可谓那个时代的自由市场政策；这是以今度古，拿着后人才有的观念，而且还是一堆毛病、满身窟窿的先入为主的 “自由主义”，来判断宋对兼并过分放纵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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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纵、执政者不干预经济，不做任何调控和分配，一定会产生强欺弱、众暴寡、高压低的社会不公。一个顽固的错误认识是：只要放任不管，好制度好政治，就会水到渠成。那么，持此想法的人忽视了或者漠视了什么呢？没有哪个从零开始的治理，从来都不存在，就算从原始社会算起，也还有体力强弱的差距，只要有差距就会大的吞并小的。这是规律。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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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任财富聚敛、不过问土地兼并，结果只能是掌握权力的打压没权力的，手有聚敛资源剥夺没资源的，具备暴力手段的吊打普通庶民，小地主、一般地主，一并会被大地主、被军头武将吃掉。从零开始的每个人的平等，是假设，从来不是现实。一旦进入争夺资源的过程，所有参与者都是不同的，相互之间有着巨大差距，资源和权力的寡头们合谋，底层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宋吹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些，可能有，但是对他们来讲，根本不重要，谁不是只看得到自己想看的？谁会去追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份收益一份成本” 的成本在哪里，谁承担了成本，本应该承担成本的，有千百种方法转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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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变，给了备受压制的武将重新洗牌的机会。〕假如说，在北宋，因为中央权威仍旧存在，仍旧能够对武将起到有效的约束和压制，那么，靖康之变后到南宋建炎年间，武将却是非常清醒的，趁机攫取权力和利益，已经做到了，实际上对朝廷的诏命，不加理财，故意蔑视。岳飞出于公心，谋事不谋身，引起了高宗猜忌，被杀，的确是冤屈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大多数在这个时间段迅速崛起的军头，心里头，各有打算，普遍出现不服从朝廷的情况，而且是，反复不听命，长期不服从。这样，问题可就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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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的吴玠吴璘兄弟，韩世忠、刘光世、张俊、杨存中、郭浩、田锡、杨政等大将，哪一个不是一方诸侯，既是军事将领、是掌握万人军队的军头，也是驻扎一地甚至两地三地的 “土皇帝”，财权、人事权，连小民的经商之利全都攥在手里。原先归属朝廷的各种税收，也悉数被各路军头收入囊中，完全不听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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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丧失约束之后，武将的真实表现，也是武将的真实心态，也是太祖皇帝立国开始一定要防范约束压制武将的原因。朝廷权威在，武将还能保持配合与服从；朝廷权威不在，尤其是遇上靖康之变这样国灭的大变故，武将军头们就开积攒自家实力，想做土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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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初立下的约束武人的政策，不但失效，而且，还刺激了当初看来能够彰显国朝政治清明的政策，不抑制兼并的恶劣膨胀。政策由来已久，这其中的关系、势力、手段，以及以此为生的人，就结成一股特定的势力，叠加上军头崛起，手中握有资源的既有利益群体，也可以称之为，既有的利益攫取上的强者，更是肆无忌惮疯狂敛财、兼并土地，不仅与庶民争利，而且，“尽夺公家之利”；各地的税收，全都进入实际掌握各地的军头手里。就连官兵，也被毫无顾忌地纳入私兵，成为将领手里的家兵，只认军头，不认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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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头掌握了生杀大权，皇权根本进不去，诏命就是废纸；军头说去哪里就去哪里，皇帝管不了；并且，影响朝廷政策，左右朝政，收买文人，表达军头的意志，推行合乎军头利益的政策，掐死任何威胁军头利益的政策和文官势力。有没有一点熟悉，现在，某些分权的国家组织形式，也是这样的手段和玩法。高宗可以随便更换宰执，就是不敢动将帅，想一想，这到了什么程度，武制文、下克上，尾大不掉，凌辱上官，蔑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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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高宗初期，武将军头的势力，大到了朝廷管不了的地步，严重威胁皇权，破坏祖宗家法，高宗不压住岳飞，别的将领更会有样学样，而且别的将领更加没有底线，不像岳飞，纵然有些佷，初衷还是为了收复中原。南宋初年，武将的威胁，近在眼前，一天不解决，不仅主和文臣，主战文臣，连武将阵营里的明确的抗金派，也极力主张，到了削兵权的时候，提出各种条陈，一定要削夺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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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人权力过大，夹杂流寇土匪的痞性，极不稳定，君臣都感到，如鲠在喉、如刃在背。削兵权，不能单纯理解为抗金形势缓和下来的投机主义政策，而是维护祖宗家法的皇帝与各路文臣的公式，当发觉武将趁机完成洗牌后，产生重大威胁，而共同促成必须执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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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绍兴和议的社会基础，江南新钱们不想支持北伐，希望避免被朝廷用抗金的名义横征暴敛。〕抗金大业、光复中原，对他们这些江南温柔富贵水乡的小地主小资们来讲，没有意义，长期没收益，短期却明显看得到家财，哗啦啦流水一般，迅速变少，为什么还要支持主战派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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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里，北伐完全成功的有几次呢？一两次的战役胜利，夺回一部分土地和人口，已经算是不错的收获了，毕竟，可以增加税收，给支持者兑现收益承诺。高宗小朝廷，北伐看不见收益，小地主们自然会拒绝支持；有没有很熟悉，是不是想到百年之前的二三十年代，校长也是这么个操作。入上海前，校长就开启人脉，寻找支持者和大金主，实际的和名义的支持者都得扩大，提前勾兑好利益，做大事需要大量金钱，当时可是只有江浙财阀能做到，用巨量金钱为校长低成本地达成目的。革命理想什么的，不重要了，更别说，校长就是从十里洋场混出来的，家庭出身也属于士绅官僚，他的根子不在底层，怎么会真心完成革命？历史总是相似的，可以互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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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主老爷们，找到李光做代言人，要求整顿军队、减轻江南赋税，和议这一步必须得走。南渡政权法统合法，还不够，还得完成本地化，得到所在地财富权势人物和家族的支持。朝廷上，是高宗、秦桧、李光的一拍三合，底下实则是李光为代表的江南地主利益集团，与高宗秦桧代表的权门集团之间，一拍多合。到此，勾兑完成。高宗小朝廷，终于可以安心经营江南，心无旁骛地，释放权力的触角，扎根、结网、编制、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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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相比北宋，执政理念大不相同，假如北宋士人官僚，还能够自信地说出 “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那南宋则唯有趋附权势的分享者，同时也是趋附权力的来源者，皇帝。北宋，至多叫皇帝的权力集中，比较集中，有些事情，还是得看看宰执集团的意见，听听朝堂上的士大夫怎么讲；南宋，则完全堕入皇帝一人的圣心独裁，权臣尽可嚣张跋扈，只要皇帝一句话不支持了，权臣立变庶民，权力消散，比朝露还快。文臣武将的弄权，不在个人能力，只在于君王放任，不愿意管，是权力牢牢握在手中的绝对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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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历代君主，对民间的搜刮，对庶民的苛酷，与对文人士大夫的过分宠待，形成讽刺的反差。〕知识分子，对于宋代的出奇好感，原因，就跟对于民国的莫名奇妙的好感一样，是分别之心：分别 “我们” 知识分子和 “你们” 大众的等级意识，撕开来说，是分别了 “我们”　大哥，和 “他们” 庶民大众平民百姓的等级意识。这种意识，不取决于人的承认与否，它就在那里，近代文明的偶然发源地欧洲，也同样有这种分别之心，这种表面看不出来实际无处不在的界限意识，对你我他、上中下、顶间底的严苛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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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观察者，在对待 “界限” 的认知上，差别很大。部分人笃信那些表面的词汇，一小部分人保持清醒的同时也保持距离，还有一些观察者，对表面的词汇，一概不信任。近代欧洲文明，对庶民用 “惩戒”“规训” 的办法，从精神到肉体，无孔不入；东方，西亚、中东、东南亚、东亚地区的文明类型，采取另外一种思路，用 “教化”“习俗”“伦理” 的办法，不管细节上，用的是本土原始信仰，非人格化的宗教，还是世俗化的儒家教化，思路上，是接近的。也就是说，不首先采用渗透精神的办法，不使用经过精细改构的惩戒机构，而是优先使用基层自治的网络氛围，靠生存其中的约定俗成，来规约越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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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是接触到社会史，甚至更为细化的社会风物、器物史，单凭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不能预先搁置个人的偏好，观察者、研究者只能看见喜欢的、让自己舒服的事件。就因为一句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认定宋是最适合文人的时代，看重知识分子的时代，这属于截取的历史，截片段以为整体。而比较危险的，还不是将眼光局限于国内史，更把截取片段式的思维，延伸到认识世界史全球史上，甚至，更加让人瞠目结舌，剪裁、拼接、重构事件，以编造新的事实，这样的处理手段，也渗透进科学，包括但不限于地质勘探、能源探测、物种群落、建筑构造等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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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所谓的对历史的研究之前，假如不能做到深彻省察 “思考的动因”“展开思维的具体路径”“追究问题的目的”“使用什么方法” 等诸条件，我们口中的历史研究就蜕变成了讲故事；而那些自认为充满洞见的观点，不会超出说书人的认识范围。“金匮遗诏” 是怎么来的；“斧声烛影” 为什么被历代史家当成质疑太宗得位不正的一条证据；太宗符氏夫人离奇死亡；太祖离奇死亡；符彦卿离奇死亡；世宗柴荣的几个儿子也是离奇失踪，杳无踪迹，这真的仅仅是政权更迭，新朝对旧朝的清理；岳飞自有他自身的性格问题，谋事不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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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鄂国粹编》不可信，那从靖康之后到秦桧死甚至到秦桧的势力被彻底清除，这之间的史料没有丝毫问题么，秦桧和他的小集团篡改了多少资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观点求新，可以；败坏历史观，扭曲政治价值，新，则是一种祸害。东亚的两个小国，看似非常符合美妙的高阶价值，实际底子上，仍旧没有逃离为少数特权人物驱使的宿命。然而，对这两个小国来说，又不能完全责怪少数特权人物的贪婪、暴虐、豪横，软件怎么跑，也取决于硬件材料的性质；什么样的国民，就会得到什么样的领导人，这两个小国的民众，即便不满于他们的领导人，但，领导人是他们唯一配得上的领导人，他们，不值得更好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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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义，开启了知识分子和一般百姓的精神败坏；赵构，则把这种败坏发挥到极致，连篡改历史，都是手到擒来，没有任何负担。〕单说赵宋对底层庶民百姓的苛酷掠夺，根本不值得，笔杆子们花时间花心思去替他们辩护，不应该为了给心机阴沉的君王找理由而编造史料，传递扭曲的历史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因为，一旦允许把这些口子打开，一定会有后来者模仿者有样学样，肆意篡改对我们最切近的历史，而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并不限于某个南方小城，几乎在各个关键的人文社科领域，都有这样没底线的 “篡改历史”“传递危险历史观” 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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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学问的问题，在深层上，在对国民精神意识的塑造上，首先，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某些国家严格管控国民对本国开国者、领袖们或者国父的形象，极力淡化领袖们不那么光辉的事情；而有些国家，虽然也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但，近几十年尤其近十几年，抹黑污蔑自己的开国者们，这是什么，这是民族精神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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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者讳”，不是某个国家某类文明的特色，而是所有文明，所有想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想塑造健全国民精神，的政治家们，必须要做的事。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能松口的，当居心叵测的前列强严防死守，严控信息流动和信息源头的时候，我们，这个号称有五千年不间断文明的国家，竟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主动自断头颅，忙不迭交出精神闸门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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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等到本国的赵光义们，王继恩们的盘剥，内部，已经有主动跪着投降、而自诩追求普世价值的洋大人的奴才们，在大肆啃食蠹坏我们精神世界的大堤，讽刺的是，追逐恶臭的媒体，作为帮凶，反复宣传蠹虫的光辉事迹，口口声声，冒称启蒙者，高谈教化，拿 “小民的尊严” 为理由来抬高自身的道德意识，极力配合精神殖民者们，努力经营本民族庶民百姓的道德自卑和人格自贱，从执政者团体，地方乡绅，到判断力远未成形的年轻人，甚至尚在懵懂的儿童，都不放过，势要败坏国民的所有群体；而丝毫不在乎，自己，作为自诩的高知分子，依然是跪倒在地的弄臣，比秦桧更无耻、更没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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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国，在假想敌的国度里，从孩童时代，培育未来的，名为异见分子实则是反叛势力、分离主义势力的具备极端意识的群体，该群体一般会推出 “皿煮斗士”“资优斗士” 的角色，强行撕开本地的个别问题，制造对立、冲突、矛盾，从中渔利。或者，以『投诚者』的名义身份，做快速进入中枢的高级间谍，在知识、技术、制造等领域，都遭遇过这样的刻意派过来的鼹鼠。本地损失非常明显的，经常的是，在攻坚科技、工程，进而是民生甚至边疆地区，科技被在某些关键领域延迟技术进步，拖慢产业成型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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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手腕和阴事诡计，不是今天才有，有计划有图谋地杀岳飞、钳赵鼎、贬张浚，压制一切有可能动摇皇权威信的言论，幽禁任何有机会左右舆论判断的人，为此，赵构、秦桧集团，夜以继日，日以继夜，不眠不休，绞尽脑汁。今时唯一不同，细微到可以无处不至无孔不入的手术刀，来自外部；宋朝士民的刀子，来自他们的官家和权相。根底上，性质一样，绝对主义的宰制集团，主宰限制一切，君主时代的手段，比较明显，因为瞒得了老百姓，瞒不了读书的士子群体士人阶层，而且，文官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的全球世界，宰制者同样是一小撮人，为的是门户私计，只是，这后者是指数级迭代之后的系统，资本、媒体、政权，互相配合、接力、暗示，饶是经过高等教育的大学者大教授们，也难逃隐而不见密如蛛网的罗彀，反而，不经意的或自觉的，成了 “帝国” 神经上的一个小小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