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唐代传奇研究》一书中比较严谨的文艺审美研究和文学批评风格，这本《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就显得接地气多了。顾名思义，“民俗” 就得接地气，何况唐传奇历来就不曾得到文学主流接纳，自娱乐而生、为娱乐服务、捎带讲讲道理，嗯，唐传奇和周星驰喜剧在这一性质上并没有本质区别。
 
既然是为唐长安市民创作的都市文学，不可避免会带有类型片创作的套路。街景、宴会、饮食、节庆、婚恋、情爱、信仰、游艺…… 这些与其说是对唐传奇作文本分析得出的要素，不如说，是搭建 “长安一梦” 场景必需用到的零部件。
 
构建场景，绝非互联网时代的专利，唐长安之于世界的吸引力能持续超过一千三百年，正是由于唐长安的创作者们极尽构建场景之能事。比唐传奇更声名卓著的构建场景行为是唐诗、唐乐舞和唐代宗教，但本书内容只涉及唐传奇，因此其他内容暂且按下不表。
 
中国有古话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民俗即社会生活。唐朝社会没有当代社会这许多亚文化圈层，饭圈、鞋圈、二次元、超跑圈、宠物圈、名媛圈、字母圈…… 这些在唐朝通通没有。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帝国要突破农业与生俱来的、狭小的地理文化半径，就需要建立像长安这样的超级都会，再用郡县、官僚和交通三个系统使都会辐射的广大农村连接成一个整体。于是，都会民俗既有鲜明的农耕风格，又必须兼容反农耕的商贸往来需要，对唐长安城这种超级大都会来说尤其突出。民俗与都会生活一直是相互塑造的关系，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因此，唐人在创作传奇时，直接从长安城和关中生活乃至整个大唐疆域所达之处选取种种民俗生活元素、像乐高积木一样重新搭建，力求确保唐传奇看起来真实可信，这就是他们乐此不疲的工作。
 
所以，我对于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中不收录张鷟的《游仙窟》而收录陈鸿祖的《东城老父传》、不收录郭湜的《高力士外传》而收录李吉甫的《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是很有意见的。我能够理解他当年编此书的用意何在，但他的选择标准显然弱化和缩小了唐传奇的想象力和场景构建能力，因此，读唐传奇而不唯《唐宋传奇集》，是读者必须具备的觉悟。
 
前面提到，本书比《唐代传奇研究》的内容更接地气，更适合看清唐传奇利用民俗构建场景的手段，很大一个原因是作者师从李剑国先生，即我近来奉为至宝、每日捧读不辍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作者。本书作者作为李剑国先生的博士生，从其详尽的隋唐志怪传奇小说收集整理研究中提炼了民俗这一专项，我觉得很受用。这意味着，从唐传奇文本到基于唐传奇进行二次创意设计素材开发的跨越，他已经替我完成了一半工作 —— 缩小范围、提供体系、提炼分类、阐明意义。
 
作者在本书中所取得的成果，是我在详读《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时边读边思考的内容。只是将要读完本书时，才发现作者师从李剑国先生，所以更加觉得这本书好用，很好用。也正因于此，让我更加觉得唐传奇实在是胜过唐诗的唐代文化瑰宝，而膜拜唐朝的人们却一直把它当遗珠。
 
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张鷟著《游仙窟》。百度这本书，它是被列为色情文学，可是这篇传奇到底色情到了什么程度？《唐宋传奇集》没有收录此文，不过它被与鲁迅同时期的汪辟疆编撰《唐人小说》一书收录了（得到电子书中有该书），本书作者的研究也基本以汪氏《唐人小说》为蓝本。我对该文的内容不作评论，只想交代一下此文创作的背景：
一、张鷟生于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卒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在武则天朝廷考取少年进士，曾任长安尉、御史。文才极高、品性不检点，颇有后世温庭筠加欧阳修的风采。这篇《游仙窟》虽然写的是仙窟，但现实场景显然是在长安狎妓的经历。
二、唐代社会的人权一点都不比今日非洲酋长国要高，奴婢是主人的财产，唱歌跳舞的伶人属于世代不可改变身份的贱籍，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说则是被统治被奴役的对象，但是用大唐长安的价值观来说，“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望尽长安花” 却是士人风流的向往。
三、唐长安作为东亚大陆上最重要的政治商贸文化大都会，社交场合不比今天有咖啡馆、酒吧、会所、艺术沙龙、高尔夫俱乐部、跑车会、游艇会这么丰富，国内外但凡想要进行社交，除了去郊游就只能酒楼和妓馆二选一；而且，酒楼唱曲者也需要取得经营许可证持证上岗，妓馆也有一半以上是从事正规歌舞音乐演艺服务。这便是唐长安符合张鷟这类身份人群的真实生活场景。
 
如果张鷟在《游仙窟》中的言行举止违背了唐朝主流价值观、大失风度、道德败坏，为何日本人要专门从长安将此文抄回东瀛，以至于后世中国人还要从日本把它又抄回来？我猜，自唐以后世人皆以《游仙窟》为色情文学，肯定是为了弘扬高尚道德情操、树立正经文学形象，否则，欧阳修就不会因为年轻时在汴梁狎妓作词而与状元称号失之交臂，并成为其一生被政敌攻击的焦点。
 
在我看来，否认《游仙窟》符合唐朝价值观的作法，和现代人为潘金莲翻案没什么区别。而唐传奇之所以文章构思传奇、广为流行、一再被改编成戏曲、评话，恐怕正是因为接受它们的人明白古代中国的都会生活就是如此 “传奇”。不仅如此，越是深读《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越是让我想起《金瓶梅》，我深信，唐传奇一脉发展下去必然会孕育出《金瓶梅》，这番观点暂时就不展开了。
 
上述从《游仙窟》说开的观点都是我的私货，并非本书作者观点，同一篇文章，作者比较婉转地在 “唐人小说之‘议论’”、“宫观、神仙窟与人神、人鬼、人妖情恋” 和 “唐人小说中的宴聚意象及小说功能” 三处进行了阐发。也许，这是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的研究标准吧，我还是太俗了。
 
不过，既然都是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者，就不必担心研究民俗研究出了错。还是王国维先生那句话，“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读书做人应该把 “求真” 放在首位，认识一部作品诞生的真实背景，其重要性必定在构建场景和研究中居于首位。后人研究文献、肯定文献在当时的合理性，并不妨碍做出符合当下价值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