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教授的这本《中国叙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旨在探讨如何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国的国家话语体系。郑教授在书中深入分析了中国叙事的必要性。他指出，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和成就越来越关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往往被忽视或者被误解。因此，通过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制度优势和核心价值观，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至关重要。其次，教授强调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好的故事能够打动人心，引发共鸣，甚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同样，一个好的中国故事能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消除误解和偏见，提升中国的形象。同时，通过讲好中国故事，还能够激发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书中教授还详细探讨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方法论。他提出，一个好的中国故事应该具备真实性、独特性、可信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同时，故事的讲述方式应该符合国际标准，尊重跨文化差异，避免文化冲突和误解。此外，故事的传播渠道也应该多元化，包括媒体、文化交流、教育等多种途径。教授还对中国话语的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中国话语的核心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制度优势。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可以更好地传递这些价值观和制度优势，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同时，通过建立中国的国家话语体系，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没有冒犯的意思，只是我个人真的感觉郑教授不是一个能将故事说好的人。教授学识是足够丰富没错，但是全书没有一个能翘动我情感之处。当我将书中语境下的中国，随便换成任何一个国家或是地区后，这本书便完全提不起我的兴趣。可能这本书面向的，是要教会其他想说中国故事的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要解决中国故事的西方传播，首先要深刻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才能让中国故事被理解。其次，要根据中国的发展历史，创造自己的政经发展理论，只有理论被接受了，中国发展故事才会被认同。最后，所有故事都应该求大同存小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中国为何？” 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内部这些年也在讨论 “何为中国” 的问题，但这只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即中国的内部认同问题和 “中国” 形成过程中那些恒定的因素与变化的因素。而国际层面的讨论似乎更具哲学和理论意义，即要为中国定性 —— 中国代表的是一整套什么样的价值系统。美国总统拜登在 2021 年 12 月召开所谓的 “世界民主峰会” 就是要实现其世界 “两极化” 的目标，“两极” 即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极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极。拜登执政之后，一直把中美关系简单地定义为 “美国民主” 与 “中国专制” 之争。人们普遍认为，拜登组织的 “世界民主峰会” 实际上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冷战的 “宣言”。美国的这种行为并不难理解。自登上世界舞台以来，美国的一项重要使命甚至可以说是宗教式的使命，便是把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带向世界其他地方，或者让世界其他地方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就知识追求而言，意识形态之争毫无意义。如果从意识形态出发，知识就非黑即白，但真实的世界并非如此。在真实世界中，人们都可以找到几种主义共存的现象。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大作《经济分析史》中所详细讨论的，在资本主义成为西方主导性生产方式之前的封建社会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几乎所有要素。从经验来看，简单地用 “主义” 来分析历史的进展并不科学，因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都可以找到被人们称为各种 “主义” 的因素；同样，人们所宣布的用一种 “主义” 替代或者消灭另一种 “主义” 的情况也没有发生。现实如此复杂，人们并不能用一种 “主义” 来概括之。但是，人们绝对不能低估以 “主义” 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如果忽视了各种 “主义” 之间竞争和斗争的历史，人们很难理解迄今为止的历史是如何造就的。就大历史而言，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两波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之争。第一波是欧洲国家内部资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围堵。西方经济史上，从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到二战以后以芝加哥学派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聚焦的是如何创造财富。而以卢梭和马克思的理论为代表的经济学探讨的则是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前者代表资本的利益，后者代表劳动者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自然就遭遇了资本的围堵和扼杀。资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围堵尽管主要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但也是很血腥的。两者之间的对立直接促成了资本主义从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第二波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围堵。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把马克思主义现实化，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强化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了直接的对立。苏联处于西方的外部，美苏冷战持续了半个世纪，最终以苏联的解体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