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一点收获最早的长城出现在东周（目前推定为春秋战国之交，距今 2500 年），而国家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 4000 年前的夏。可见，长城在国家形成之后很久才出现，这是有原因的。围绕国界线产生的争端在今天是一件牵动全国的外交大事，然而在 3000 多年前，国家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商周时期国家统治依靠的是同心圆式的臣服、归顺、同盟关系，此类关系主要通过朝聘盟会制度来维持。西周时期的族群往往聚居于城市或大型聚落。当时的城市影响范围有限，各个都邑、聚落之间存在大量的空白地带。从宏观来看，各族群呈点状分布，国土不过是城邑的集合。游牧、畜牧或者半农半牧的族群栖息在城邑之间的空白地带，如老牛坡戎人墓地距离周人的大本营 —— 周原只有两个小时车程。在这种华夷杂处的状态下，只要游牧部族不侵犯城邑的势力范围，两者就相安无事。寸土必争观念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比如秦王以 15 城求和氏璧、荆轲献督亢地图获得刺杀机会。春秋战国时期人口大幅增长，原来点状城邑之间的空隙渐次被迅速增加的人口填充，这使得各国疆域内土地连成一体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强盛的诸侯国吞并了周边的小国以及杂处于华夏之间的戎狄，比如秦并 14 国，灭骊戎；楚并 58 国，灭卢戎、蛮氏。也有部分戎狄在文化认同上趋近于华夏，如中山国本属于白狄，竟将自己的祖先归于姬姓。诸侯国的疆域逐渐扩大，城邑间的旷野越来越少，直接统治的土地和人口越来越多，最终疆域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整体。而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最终被摈除在华夏各国疆域之外。春秋至战国时期，由于气候转凉、转干，草原与农耕区域的界限向南推进，以游牧或畜牧为生的戎狄南下，对中原诸侯国产生了严重的威胁。长城由此应运而生。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正所谓 “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缕”。面临威胁的燕、赵、秦三国选择了同样的防御策略 —— 置边郡、起长城。燕王派遣秦开击退东胡，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边郡，燕国的疆域达到历史最大范围。燕国为了巩固既往的战果，在其北部边疆（今天的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辽宁北部）构筑长城与驻防城堡。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东胡、林胡和楼烦后，赵国在阴山以南设置了代、云中、雁门三郡，并且修筑了赵北长城。现在考古调查探明赵北长城东起张家口市张北县，延伸至万全、尚义县，经尚义县南槽碾村南，伸入内蒙古兴和县，后随山势弯曲西行，进入呼和浩特市，最后终于巴彦淖尔市的乌拉山山麓。秦国长城修筑的背景也与燕、赵相似。秦昭王灭义渠后，秦国在义渠故地置陇西、北地、上郡，并且在这三个边郡修筑长城抵御匈奴。秦长城横亘在今天的甘肃中部、东北部，宁夏东南部，陕西北部以及内蒙古南部。秦长城的东段主要依照黄河走势修建，长城在陕北靖边出现分支，秦长城西起甘肃岷县，东止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神道石刻是帝王陵墓中最为常见的地表建筑。东吴奠基者孙坚的高陵置有神道碑，“拔高陵树二株，石碑磋动”。西晋统一后，晋武帝司马炎力倡节俭，于是朝廷明发诏令，禁止在陵寝内置石兽碑表，这一做法持续至东晋覆灭。从考古发掘可知，东晋诸帝陵确实遵照祖制，未设有神道石刻。刘裕荣登大宝后，一改前朝禁令，开始在陵园内恢复神道石刻，并演绎为后世帝陵的 “标配物”。南朝（即宋、齐、梁、陈）帝陵大多依山麓而建，神道石刻位于陵前平地。迄今发现的南朝神道石刻中，尤以萧梁一代遗存最多，品类最全。多数帝陵石刻呈轴对称分布，形成了较为固定的三组石刻群，即石兽、石柱（或华表）、石碑。在众多帝陵石刻中，石兽最具特色。综观六朝石兽形塑，尤以 “骐辚” 最为常见，《南齐书》《梁书》等均有记载。六朝时，“骐辚” 不仅作为石兽置于陵前，而且在墓内壁画或画像砖上亦可领略其风采。此外，六朝帝陵中还置有 “天禄”“辟邪” 等石兽形塑。从梁武帝至梁灭亡，帝陵的石兽形塑多为石狮。这是由于梁武帝萧衍久溺佛事，狮子作为佛教重要的象征，备受梁武帝青睐。在句容、丹阳的南梁陵墓中，还遗存有不少石狮，这些石狮头部雕饰繁复，身躯健硕，体形巨大，颇具神韵。

古代玉器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先生曾经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以玉器工艺闻名，即中国、中美洲（墨西哥）和新西兰，其中以中国的最为源远流长。” 他在晚年陆续发表了三篇玉器论文，开创了考古学家研究玉器的先河。玉器及玉文化研究专家、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先生提出，玉文化研究应以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为第一手资料，以文献考证为参考，同时结合考古学科和其他学科，系统研究玉器和玉文化，并在 20 世纪末提出 “玉学” 概念。21 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 “玉魂国魄” 说，倡导玉文化研究。之后，邓聪等人对东亚玉器起源与传播进行了系统考察，发现了东西方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