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杂志一点收获西方 “帝国” 观念中的普世主义，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最早源于亚历山大帝国的希腊化，将希腊文明视为一种普世文明，它遍布于 “文明世界”（oikoumene）。到罗马时代，罗马人相信 “罗马治下的和平” 会给各民族带来和平、秩序和正义，其范围包括整个已知的世界（orbis terrarium）。中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也都强调 “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和 “基督教世界”（orbis christianus）的统一，认为这种具有双重因素的帝国可以实现基督教的普世文明。到了近代，以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为代表的帝国统治者则以 “教化”“野蛮民族” 为使命，以 “文明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和 “白人的负担”（White Man's Burden）为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行为寻找合法性。同时，大英帝国的统治者也有一种 “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的理想。克里尚・库马对此指出：“帝国通常以一种普世‘使命’的形式来力图描绘自己，以证明他们的统治和扩张的正当性，帝国的所有民族都可以参与其中。这种方式通常以伊斯兰教、东正教、天主教的形式出现；有时它是世俗的，就像法国的‘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般来说，越晚的帝国，其使命越世俗。但我们也应该记住，最初的‘文明使命’倡导者正是罗马人。有些使命是永恒的（transhistorical）。” 因此，正是将 “帝国” 置于普世主义理念下，我们才能够从文化上理解欧洲帝国从古至今的扩张行为。因此，“帝国” 概念从罗马时代的 imperium 延续到中世纪，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帝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要素：统治者至上统治权（或权威）的合法性、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普世统治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