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知识社会》。即使冠以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头衔，依然把德鲁克看 “小” 了，读德鲁克的书需要管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结合。这本 1992 年出版的书，时至今日仍是分析社会、国家、组织与知识关系的经典，从社会生态视角看待组织与知识。在德鲁克眼里，功能正常的社会至少要由三大类组织组成 —— 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它们各自发挥不同性质的作用，每一类、每一个组织中都要有能解决问题、令组织创造出独特绩效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这个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同时要让组织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既有所担当、做出贡献，又得到生计和身份、地位。这些在过去的国家中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或者说新的 “政体”，就是 “管理”。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来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于 “责任”，那意味着我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 “博雅技艺” 来看待。30 年前，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斯诺（C. P. Snow）曾经提到当代社会的 “两种文化”。可是，管理既不符合斯诺所说的 “人文文化”，也不符合他所说的 “科学文化”。管理所关心的是行动和应用，而成果正是对管理的考验，从这一点来看，管理算是一种科技。可是，管理也关心人、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学科。另外，管理对社会结构和社群（社区）的关注与影响，也使管理算得上是人文学科。事实上，每一个曾经长年与各种组织里的管理者相处的人（就像本书作者）都知道，管理深深触及一些精神层面关切的问题 —— 像人性的善与恶。管理因而成为传统上所说的 “博雅技艺”（liberal art）—— 是 “博雅”（liberal），因为它关切的是知识的根本、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也是 “技艺”（art），因为管理就是实行和应用。管理者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 —— 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伦理学，以及从自然科学中，汲取知识与见解，可是，他们必须把这种知识集中在效能和成果上 —— 治疗病人、教育学生、建造桥梁，以及设计和销售容易使用的软件程序等。苏格拉底认为，知识的唯一功能是自知，即促进个人在智力、道德与精神层面的成长。然而，苏格拉底的劲敌，博学多才的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却认为，知识的作用是使掌握知识的人更有效地知道要说什么和怎么说。对普罗塔哥拉而言，知识意味着逻辑、文法与修辞，它们后来成为中世纪学问的核心，即三学科（trivium），随后逐渐发展成为现在我们所讲的 “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或德国人所说的 “通识教育”（allgemeine bildung）。在东方，也有两种相似的知识理论。对儒家而言，知识也指知道要说什么、要怎么说，儒家还将其视为修齐治平之道。对道家与禅宗而言，知识意味着自知，他们视其为获取智慧的途径。虽然双方对于知识到底指什么达不成共识，但对知识不指什么达成了一致。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与让・达朗贝尔（Jean d’Alembert，1717—1783）在 1751～1772 年编纂了《百科全书》（the Encyclopédie），这套伟大的文献就记载了这种由技能到技术的巨大转变。这套文献试图以组织化、系统化的形式，把所有的技术知识汇合在一起，使那些没有拜师的人也能通过学习成为技术人才。1881 年，生产力革命开始。这一年，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首次把知识应用于工作研究、工作分析和工作管理上。泰勒（科学管理）的研究动机不是为了提高效率，也不是为资方创造利润。他直到去世还坚持认为：生产力的提高，最大的受益方必然是劳方，而不是资方。他的主要动机是要创立这样一个社会，即通过将（管理）知识应用于工作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劳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益，从而停止对抗，构建和谐的关系。迄今为止，最能领略其中真义的恐怕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劳资双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运用泰勒的方法，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训练出 “一流的工人”。这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解释为何美国能够迅速生产出战争物资，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击败日本与德国。国际主义、区域主义与部落主义正在迅速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政体，也就是一种全新的、复杂的政治结构，这是史无前例的。借用一个数学上的说法，知识政体就好比三个不同的矢量，分别向不同方向延伸。同时，正如英国人的一句老话所讲的，“尽管做得不怎么样，但还是应该让政府的工作继续下去”。到目前为止，处理各种问题的唯一机构仍然是国家及其政府。知识政体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恢复政府的工作能力，而巨型国家什么都想管又什么都管不好的做法，正是其失败的原因。光有爱国主义精神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公民意识（citizenship）。公民意识是什么？公民意识就是愿意为国家做出贡献。也就是说，更愿意为国家而 “生”，而不是为国家而 “死”。恢复公民意识，是知识社会政体的一项核心诉求。教学过程中采用新技术，是国家与文化成功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获得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先决条件。1550 年之前，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 “超级大国”。到了 1550 年，两国的地位虽然有所下滑，但在世界上还是占有优势。自 1550 年起，两国日益举足不前，经济停滞，闭关自守。而在西方，学校开始被视为一种 “进步向上” 的机构，促进了所有领域（文化、艺术、文学、科学、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发展。而在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几乎所有改革运动中最先遭殃的就是学校。知识社会需要的 “知识人” 还要学会欣赏其他的文化与传统：中国、日本与韩国的绘画艺术、陶瓷艺术；东方的哲学与宗教；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文化等。此外，将来的 “知识人” 一定不能有人文教育所培养出来的 “书生气”，而必须接受对事物进行分析的训练从而获得深刻的 “洞察力”。“知识人” 的世界如果没有 “经理人” 的制衡，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人人各行其是，结果什么也做不成；“经理人” 的世界如果没有 “知识人” 的制衡，就会成为 “组织人” 充斥的官僚机构，人人饱食终日，人浮于事，同样什么也做不成。只有两者保持一种制衡的关系，才能使组织具有创造性和条理性，才能使组织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在知识社会，很多人都会同时生活和工作在这两种文化之中。更多的人应该会在职业生涯的早期经历 “知识人” 与 “经理人” 的角色轮换，从技术岗位转换至管理岗位，比如从计算机工程师转为项目经理或团队负责人，或者作为大学的年轻教授被选出来兼职做两年行政工作等。还有在社会部门（机构）兼职的 “义工”，他们能在社区工作中拓宽自己的视野，平衡行走于 “知识人” 与 “经理人” 的两种世界。总之，知识社会的 “知识人” 必须做好充分理解这两种文化的准备。

英文书名为 “Post-Capitalist Society”，出版于 1994 年。中文以前有过两个译本，都直译书名叫《后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可以看作德鲁克对世界近代史尤其是欧美近代史中的大趋势的概括，和对世界未来大趋势的预测。书中内容现在看也不过时，还有不少新意。观点多，证据和推理相对较少。书中重要观点：1：重大历史事件极少只有一个原因或一种解释，它们往往是众多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发展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运用泰勒的方法，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训练出 “一流的工人”。这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解释为何美国能够迅速生产出战争物资，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击败日本与德国；3：对于知识而言，在过去的 40 年中，其最大的改变极有可能是 “有目的的创新”；4：每个组织都必须将 “有条理地放弃一切” 纳入其结构之中；5：从事制造、搬运工作的体力劳动者，对发达国家来说，正在日益成为负债而不是资产；6：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政治家）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朝着跨国主义方向迈出的步伐比他们所理解的更大；7：军事援助的想法本身就十分糟糕，通过军事援助也不可能与 “盟友” 建立可靠的关系；8：经济援助的想法可能是好的，但很明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实施办法；9：为了对付经济萧条，也就是长期性的经济结构变化，我们唯一能够开出的良方就是对国家基础设施进行投资；10：降低税率与创造良好的经济 “气候” 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11：与其他因素相比，知识生产力的严重不足，才是英国经济举足不前、日益衰退的主要原因；12：将来的 “知识人” 一定不能有人文教育所培养出来的 “书生气”，而必须接受对事物进行分析的训练从而获得深刻的 “洞察力”；13：“人文教育” 与 “通识教育” 都没有将专业知识融入教育体系，所以也就配不上 “人文”“通识” 与 “教育” 这些高尚的字眼。总体评价 4 星，不错。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引言 变革又过了约 200 年，今天，我们同样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然而，这场变革将不再局限于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之一。从此以后，不再有 “西方” 历史和 “西方” 文明，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但后两者的实质是 “西方化” 的。“生产力革命” 始于 1883 年，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发达国家到达巅峰。正是因为这场革命，无产阶级第一次跻身于 “收入丰厚” 的中产阶级队伍。1950 年左右，虽不再被称为 “无产阶级” 但仍属 “劳动力” 的产业工人似乎主导了发达国家的政治与社会。不过，我认为，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中，极有可能出现新的、惊人的 “经济奇迹”—— 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几乎一夜之间就发展成为经济强国。这种转变甚至比过去 40 年中（也就是从我们刚刚开始讨论 “经济发展” 的时候至今）发生的还要剧烈。第一部分 社会第 1 章 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与那些 19 世纪的思想家，如黑格尔等 “极度简化者”（terrible simplifier）不同，我们现在知道，重大历史事件极少只有一个原因或一种解释，它们往往是众多相互分离、相互独立的发展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运用泰勒的方法，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训练出 “一流的工人”。这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解释为何美国能够迅速生产出战争物资，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击败日本与德国。现代史上所有早期的经济大国，如英国、美国、德国等，都是在技术上取得领先优势而迅速崛起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经济体，最早是日本，然后是韩国、新加坡等，都将自己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归功于泰勒的培训方法。第 2 章 组织社会这就意味着组织的成果与每位成员所做的贡献相差甚远。即使医院也不例外：虽然病人的痊愈（成果）与每位成员（护士或理疗师）的贡献密切相关，但医院的许多专家很难断定他们的贡献是否与医院的成果（病人的痊愈）有关。对于一个病人的康复和痊愈，我们很难说 X 光技术员的贡献有多少，临床实验室研究员的贡献有多少，或营养师的贡献有多少。对于知识而言，在过去的 40 年中，其最大的改变极有可能是 “有目的的创新”，这种创新无论出现在技术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已成为组织完善的学科，它既可以教，又可以学。每个组织都必须将 “有条理地放弃一切” 纳入其结构之中。每隔几年，针对每个流程、产品、程序、政策，它都必须学会问自己：“假如过去我们没有做这件事，那么根据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知识，现在我们会去做吗？” 第 3 章 劳动力、资本及其未来美国人认为，大多数欧洲人也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制造业基础，它可以提供工作机会。但是，日本人坚持认为，既然发展中国家有的是可以从事制造业体力劳动的年轻人（这种情况至少还可以持续 30 年），那么对制造业转移至国外工业基地的担忧就是毫无道理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就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它们再也不能期望像以前那样，仅仅通过对低收入群体进行培训就可以获得大量制造业的就业岗位。体力劳动者无论再怎么廉价，也无法与知识工作者竞争，无论后者的薪金有多高。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保留并加强国内的制造业基础，确保其竞争力，当然值得优先考虑，但这同时意味着其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从事制造、搬运工作的体力劳动者，对国家来说，正在日益成为负债而不是资产。养老基金是一种很吊诡的存在。它们是 “投资者”，控制了巨额的资本与投资，但是，无论是负责运营养老基金的管理者，还是这些基金的所有者，都不是 “资本家”。养老基金资本主义是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养老基金资本主义同样是一种没有 “资本” 的资本主义。养老基金，还有和它类似的共同基金，它们的资金实际上并不符合任何已知的 “资本” 的定义。这可不是什么语义学的问题，养老基金中的资金实际上是延期发放的工资，养老基金将它们积累起来用于向那些退休的人支付相当于退休前工资收入的钱。第 4 章 新型劳动力大军的生产力医院护士的任务是照顾患者，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显示，她们将工作时间的 3/4 都花在了别处，均与照顾患者这一本职工作无关。确切地说，护士 2/3～3/4 的工作时间都用于填写各类工作记录。第 5 章 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1855～1865 年，普鲁士对其军队进行了重建，使之成为当时最为成功的新型组织。随后，各种现代组织纷纷效仿。当然，军队必须建立在命令与控制的基础之上。（为数众多的）不具备战斗技能的士兵，在仅有的几名（技术精湛的）军官的指挥下，反复操练，以备战时之需。第二部分 国家第 6 章 从民族国家到巨型国家这些殖民 “帝国” 并非虚构，但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帝国”，只不过是从罗马帝国那借用了一下 “帝国” 二字而已，它们是拥有殖民地的民族国家。事实上，过去的 40 年已经充分证明了帕累托定律。按照这个定律，社会两大主要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取决于，而且只取决于两个因素，即社会文化与经济中的生产力水平。经济中的生产力水平越高，收入差距就会越小；生产力水平越低，收入差距就会越大。帕累托定律断言，单靠税收手段无法改变这一点。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不奉行现代经济理论的国家，如日本与德国，与那些认为通过调控财政盈余和政府赤字就能有效掌控经济，就能有效减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国家相比，反而经历经济衰退的次数更少、严重程度更低、持续时间更短。最糟糕的是，福利国家已转变为 “政治分肥国家”（Pork-Barrel State）。如果政府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支出项目，那么这个国家就毫无财政原则可言 —— 政府支出已沦为政客收买选票的工具。在最近的 10 年或 15 年中，最为成功的社会政策，就是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将项目承包给企业或非营利组织的那些政策。这些已经承包出去且成功运行的项目数量正在迅速增长。目前，美国面临的军事负担，同样沉重。大家现在普遍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之所以在经济上美国落后于日本和德国，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为其沉重的防务负担所累。只占 GNP5%～6% 的军费负担倒还是其次，更为严重的是，不具备任何经济生产价值的防务工作将美国最稀缺的资源（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招致麾下。第 7 章 跨国主义、区域主义和部落主义事实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政治家）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朝着跨国主义方向迈出的步伐比他们所理解的更大。在环保方面，我们所采取的跨国行动几乎能够阻止或者说至少能够减缓臭氧层的破坏和导致全球变暖的 “温室效应”。除此之外，我们采取了保护海洋及其资源的跨国行动，并已经签署了保护南极大陆的多边公约。国际主义不再是 “乌托邦”，它已初露峥嵘，而区域主义已经成为现实。区域主义并不意味着成立一个超国家，再由这个超国家的政府取代区域内各个国家的政府，而是成立一个区域性机构，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其与该区域内各个国家政府进行分工合作。国际主义、区域主义与部落主义正在迅速地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政体，也就是一种全新的、复杂的政治结构，这是史无前例的。借用一个数学上的说法，知识政体就好比三个不同的矢量，分别向不同方向延伸。第 8 章 政府需要转向军事援助的想法本身就十分糟糕，通过军事援助也不可能与 “盟友” 建立可靠的关系。军事受援国十有八九会倒戈相向，例如伊朗、伊拉克之于美国，阿富汗之于苏联，均是如此。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原因是：受援国得到的援助越多，对援助国的依赖程度就越大，这使它们感到很不快。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援助国越发地对受援国指手画脚，甚至涉嫌干涉内政。经济援助的想法可能是好的，但很明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实施办法。为了对付经济萧条，也就是长期性的经济结构变化，我们唯一能够开出的良方就是对国家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降低税率与创造良好的经济 “气候” 并不存在着必然联系。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只要减税就足以确保经济的健康增长，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证实。他们的另外一个观点，也就是增税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则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第 9 章 通过社会部门重建公民意识因此，政府将这些社会性工作外包出去，是非常必要的。40 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政府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但从来就没有取得过任何效果。可那些独立运营的非营利组织在这方面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很多城市公立学校（如纽约、底特律、芝加哥的公立学校）的办学成绩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持续下滑，教会学校（尤其是罗马天主教教区的学校）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难道是生源问题造成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在除了美国之外的多数发达国家，志愿者传统已被国家福利所摧毁。就拿日本来说，寺庙神社一直是民间志愿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中心，在这里他们行善积德、广济天下、尽显大爱。但 1867 年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运动，将宗教事务纳入了政府的管辖范围，这就导致民间志愿者与宗教的社会服务很快消失。第三部分 知识第 10 章　知识：知识经济学及知识生产力事实上，凡是在近 40 年得到发展的传统行业，都是因为对自己进行了以知识与信息为中心的改造。之前提到的大型钢铁厂已经落伍，即便是在劳动力成本很低的国家，它们也无法与小型钢铁厂竞争。小型钢铁厂的成功之道，就在于围绕着信息展开工作，而不是围绕着热浪滚滚的高炉进行作业。说到新知识的运用，有以下三种情况（这一点我们在第 4 章探讨过）。第一种是对流程、产品与服务进行不断的改进，这一点日本人做得最好，他们称之为 “改善”；第二种是 “开发”，也就是对现有知识进行不断的开发利用，发展出新产品、新流程与新服务；第三种是真正的 “创新”。跟以前相比，知识并没有跌价。所有发达国家用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开销，差不多都要占到本国 GNP 的 20%。其中，正规教育（也就是年轻人就业前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大约占 GNP 的 10%（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一数字仅为 2% 左右）；用人单位对员工的继续培训大约占 GNP 的 5%，可能还会更高；研发（也就是新知识的创造）占 GNP 的 3%～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科技知识的生产来说，英国本应该成为世界经济的引领者。抗生素、喷气式发动机、人体扫描仪甚至计算机，都是由英国研发出来的。但是，英国并没有将这些知识成就转化为成功的产品与服务，也没有转化为就业机会、出口份额与市场地位。与其他因素相比，知识生产力的严重不足，才是英国经济举足不前、日益衰退的主要原因。第 11 章 应肩负起责任的学校更重要的是，日本文人学校完全抛弃了中国人心目中 “士” 为四民之首的精英理念。这些文人所追求的是人人皆能读写运算的理想，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劝导当地士绅开办学堂，并向所有孩子开放。目前，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重申最初创办学校的目的。创办学校不是为了使其成为社会改革的桥头堡，而只是为了让个人能够获得基本的学习能力，仅此而已。当前美国教育最有希望的一个方案，极有可能是通过 “学券制” 来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传统上讲的 “学问” 指的是基本学科知识，比如加减乘除基本运算和最基本的美国历史。但是，知识社会同样要求学生具备 “在获得知识的过程所形成的能力”，而这一点学校从来就没有打算教。第 12 章 知识人将来的 “知识人” 一定不能有人文教育所培养出来的 “书生气”，而必须接受对事物进行分析的训练从而获得深刻的 “洞察力”。“人文教育” 与 “通识教育” 都没有将专业知识融入教育体系，所以也就配不上 “人文”“通识” 与 “教育” 这些高尚的字眼。它们连教育最基本的任务（建立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都完不成，而缺乏这种相互理解，建立未来的新型文明将只会是一种奢望。在这种所谓的 “人文教育” 中，知识都是支离破碎的，统一性严重不足。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就可以预测的：未来社会最大的改变一定会发生在知识领域 —— 知识的形式与内容、知识的意义、知识的责任以及 “知识人” 的含义等。

知识社会，知识人，管理人，终身学习，…… 这本书里面的关于德鲁克的思想基本上零散着被拆分到了别的书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