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目录，我是直奔刘东老师那篇文章去的。我看过很多刘老师的文章，一大特点就是自我引证，有些引证确实是能够起到在重复中开出新意义的效果。还有一些，就不太容易领会是不是有什么深意了。刘东老师组织翻译的一系列著作都不错。得到有了读书杂志，以后有电子版的杂志可以看了。

每一篇文章都是用心之作，都非常精彩。值得好好的品读。

凯恩斯相信，经济发展能够带来闲暇和丰裕，关于如何满足绝对需要的经济问题在未来并不是 “人类的永恒问题”。但是，考察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以来的漫长历史，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直相当缓慢且多有起伏。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的模型仍是我们理解十九世纪之前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合理起点。在马尔萨斯看来，贫困是 “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其所带来的苦难和罪恶维护了 “人口的增值力” 和 “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 之间的平衡。既然贫困在马尔萨斯那里已经上升为自然法则，也就难怪时人会将经济学称为忧郁的科学。所幸，马尔萨斯显然低估了十九、二十世纪的科技进步和资本积累给人类带来飞跃式经济发展的可能。至少就发达国家而言，马尔萨斯式的绝对贫困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于是，当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在 “二战” 后以技术专家身份面对新独立的亚非国家时，都认同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然而，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贫困，这一尝试至今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虽然有部分后发国家（如中国）通过经济发展告别了共同贫困并进而实现了全面脱贫，但还有很多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和南亚）历经几十年的时间却并未取得明显的发展成就。于是，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身加以反思。在《贫困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中（此书的副标题显然含有向凯恩斯致敬之意），长期担任联合国扶贫计划顾问的杰弗里・萨克斯提出了一项根本性的批判：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推荐给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都是错误的，“在不考虑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情形下，一股脑地开出一系列标准的‘药方’—— 削减赤字、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营化”，反而 “忽视了一些紧急的问题，包括贫困陷阱、农业、气候、疾病、交通、种族，等等。这些问题是造成经济欠发达的根本原因”。按照萨克斯提出的临床经济学，先要进行一国的贫困原因的差异诊断，然后才是设计政策来消除这些原因。萨克斯发现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的政策建议的逻辑缺陷，并用 “差异诊断法” 识别了非洲和南亚诸国的贫困病因，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却让人难以置信 —— 发达国家增加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以帮助后者摆脱绝对贫困的马尔萨斯陷阱。且不说这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能实现（萨克斯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容易受到受援国内部腐败的侵蚀（萨克斯不承认这一点），其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也是短暂而有限的。援助或许能够短期帮助当地人摆脱极端的绝对贫困，甚至让部分人登上发展的阶梯，却无法保证最贫困的人群沿着发展的阶梯前进，从而在长期化解中等贫困和相对贫困。萨克斯所开出的令人讶异的药方或许与他的技术专家思维有关，即只考虑理想世界中的技术可行性而不顾真实世界中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将希望寄托于一厢情愿地假设 “外国援助足够多、持续时间足够长”。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所归结出的 “根本原因” 与其说是导致贫困的关键因素，不如说是贫困的具体表现。技术专家的思维方式在当前的发展经济学界仍是主流，如二〇一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迪弗洛夫妇在贫困领域所做工作的实质（见二者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就是用更科学的方法 —— 随机对照实验 —— 检验了以何种方式施以援手能更有效率地让穷人攀上发展的阶梯（例如萨克斯建议在非洲使用蚊帐以预防疟疾，而随机对照实验考察了蚊帐是应该免费发放还是低价出售）。为世界银行工作多年的威廉・伊斯特利在《白人的负担》中批评了萨克斯的技术专家思维，然后又在《威权政治》（英文名为 The Tyranny of Experts，可直译为 “专家的暴政”）一书中将这一思维方式追溯至 “二战” 后的第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并以在一九七四年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缪尔达尔和哈耶克为例，说明了强调计划的技术专家与强调自发秩序的怀疑论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缪尔达尔等老一辈技术专家们将发展中国家视为没有任何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白板，认为不发达及其所导致的贫困只是一个技术难题，可以用统一的药方 —— 进口替代、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有化（这与当今流行的药方何其神似，只不过方向相反）—— 来加以解决。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知识上的怀疑论者则将不发达和与之相伴的贫困视为政治、文化、历史、制度等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问题，故与其盲从人类的有限理性，不如诉诸市场的自发秩序，否则便是 “知识的僭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