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又一力作，从优绩主义出发，探讨我们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对此做出分析和反思，延续了他在《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反对完美》等著作中的理论立场和论述风格。优绩主义，又称为贤能主义，是指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靠实力说话，成绩优秀者获胜。我们传统的科举、考试、晋升、录取都遵循这一基本原则。这原本是个公平的机制，它靠实力而不是靠关系。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优绩主义反而加深了社会的不平等，加剧了阶层固化的趋势。2019 年，美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涉及的学校有耶鲁、斯坦福等世界名校。联邦检察官指控富豪、明星、领袖们通过行贿高校人员，从而为自己的子女获得入学资格。这件事被曝光后舆论哗然，因为大家认为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方式损害了美国人深信不疑的一种社会理想，就是大家公平竞争，靠实力说话。在高校录取上就是看成绩，择优录取。桑德尔在本书中通过理论、案例的分析和论证，指出这件丑闻的的问题不在于违反了优绩主义的原则，而在于这种规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一种残忍的暴政。2019 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马科维茨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在强烈批判优绩制这种制度。马科维茨认为，优绩制度的前提就是错误的，这种制度认为只要创造出一种靠实力和成绩，而不是背景、身份、金钱等条件决定成败的环境，就能保障公平竞争。可是事实上，按照这个规则来行动的话，会产生两种严重后果。第一是即便每个人都按规则出牌，但最后也只有富裕的人才能赢。因为他们有能力占有更多资源，享受更多机会，因此能抢占先机。就拿上大学来说，即便学校只看成绩择优录取，但富裕的家庭能给子女提供更优越的学习条件，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不论是老师还是学校，不论是知识还是视野，都不是普通家庭能比的。这种看实力说话的规则，不仅仅伤害了普通家庭，更是让富裕的家庭之间也陷入了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里，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马科维茨评论说，当前美国生活中主要的痛苦，不是因为优绩制没有充分落实，而是优绩制本身就是错误的。优绩制导致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进入了军备竞赛的状态，每个人都想通过努力换取更大的成就，却忘了学习、工作的初心是什么。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游戏。第二点就是，优绩制还会改变人的自我认知，让成功者变得傲慢，让失败者变得愤慨，让社会的公正和精神受到严重伤害。桑德尔和马科维茨认为，优绩制的励志效果是一种神话，具有一种道德感召力，让你认为你的成就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争取来的，你配得上这些奖赏。但是事实上，一个人的成就，不仅仅是靠个人的努力，还要靠环境和运气。努力应当只看做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不是充分条件。影响成功的因素非常多，性别、种族、地区、国家、家庭、时代、健康、天赋等等等等，都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你现在的成就是你所有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但是优绩制却告诉你说你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你的努力、你的认真、你的付出和你的汗水，完全忽视和摒弃了其他众多你掌控不了的条件，让人有种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感。但这是一种错觉。人类这种生物对确定性和掌控感有一种病态的需求。英国工党作家安东尼・克罗斯兰在其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写道：“当人们认为机会不平等，并且选择明显偏向财富或血统时，他们可以说他们从来没有适当的机会，以此安慰失败的自己 —— 制度就是不公平的、天平的另一端太重了。但是，如果显然是根据个人作为优劣来挑选的，这种舒适的来源就消失了，失败就会引起完全的自卑感，没有任何借口或安慰；这是人类天性中的怪癖，实际上增加了对他人成功的嫉妒和怨恨。” 桑德尔认为，这种自利性的感觉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对其他那些环境没你好、运气也没你好的人是不公正的。主流社会不会从道德哲学角度来看待成就，大多数成功人士也非常乐意将成功归功于自己，为自己骄傲，进而对失败的、底层的人群心生鄙视，认为他们是自食其果。这种观念的盛行，就造成了民众的撕裂，社会的分裂和不平等盛行，严重损害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也严重伤害了普通人的尊严。目前优绩主义在美国社会已经根深蒂固，精英用此来宣扬自己成就的正当性，并借此推卸、否认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这是一种对普通群众恶欺辱和压迫，是一种不公正、不道德的行为。桑德尔担忧的是，当人们习惯于将成就归功于自己的付出和努力，否认环境和运气的作用，否认社群、文化的纽带对人的塑造，当优绩主义成为普世的价值观以后忽视，会滋生成功者的傲慢与自大，对社会和他人变得冷漠、不在乎，对那些没能成功的人失去关怀，甚至贬损，这样一来我们赖以生存的情感连接与道德精神就会变得脆弱，直至消亡。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桑德尔作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持有相似的看法。社群主义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由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的，是先有社群，才有的个人，而不是先有了个人，再组成社群。没有人能够孤立与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存在，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必须群居，个人需要在社群中定位并寻找价值和意义，社群的文化、习俗、传统、历史等都和个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个体也只有通过社群才能发现自我，构建自我。社群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麦金泰尔就认为，人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如果要回答 “我是谁”、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就必须把成长的故事、起源的故事讲好。只有通过这些故事、这些历史，才能回答上述问题，才能找到自我。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不能离开社会关系的塑造。是社群的纽带关系塑造了个人身份认同、生活理想和道德责任意识，是社群决定了 “我是谁”，而不是自己选择了 “我是谁”。社群和个人紧密相连的关系就决定了个人有作为社群成员应尽的义务。只有把个人和社群利益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找到幸福。这和阿德勒倡导的 “共同体感觉” 有异曲同工之处。实际上社群主义的另一个名称就是 “共同体主义”。阿德勒认为个人幸福与成就的来源在于你对社会共同体的关心和付出，并且以奉献感为指引，找到归属感，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以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坚决批判罗尔斯所说的 “权利优先于善”，他们坚定地认为善与公正是第一位的，他们强调家庭、社区、国家的价值，强调社群的重要性和主导性，提倡一种集体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并希望借此驱散当前社会的冷漠与自私，重建社会信任与公正，再度弘扬公民精神和道德责任。所以社群主义强调，人要学会感恩，要认识到个体和自我是共同体的产物，没有人能孤立地存在，也没有人能只靠自己就获得成功。你越能意识他人、家庭、环境、国家、时代、运气对自己成就的影响，你就会越清醒，越谦虚，就会主动回报社会，建设社群，承担义务，弘扬和发展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帮助和激励更多的人，整个社会就会更有活力，也更公正，更幸福，创造更多更大的价值。时代环境对人意义重大，没有人能脱离时代谈成就。就像工业化时代造就了一批工业巨头：钢铁大王卡内基、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金融大王摩根。在信息化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同样也造就了一批巨头企业和世界富豪：IBM、微软与比尔盖茨、AT&T、苹果公司、因特尔、阿里巴巴、腾讯、Google、亚马逊、字节跳动等。那为什么工业时代没有这些信息巨头企业诞生呢？为什么信息时代没有工业巨头诞生呢？脱离时代谈成就，毫无意义。人民日报就曾经发表过评论：“不是马云造就了时代，而是时代造就了马云。” 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反思。罗伯特。弗兰克在《成功与运气》一书中就认为，世界上运气最好的人是比尔盖茨。盖茨正好出生在 1955 年，如果晚出生几年，他就无法在青年时代赶上个人电脑的第一波浪潮。如果早出生几年，那他就太老了。其次，盖茨的家境优越，这才让他有资格上私立高中，而他上的那所私立高中，是当时美国唯一一所给学生提供免费的计算机终端的中学。如果没有这种机会，盖茨在年轻的时候就没办法刻意练习他的编程技术。再次，盖茨大学退学的时候，又正好赶上了 IBM 需要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IBM 和其他公司又没谈成合作，盖茨的公司又正好成功低价地收购了一个现有的操作系统 QDOS，盖茨改进后授权（而不是卖断）给 IBM 使用，赚了第一桶金。现在回想起来，盖茨真的太幸运了，上面这些情况如果有一件不成立，他也绝对成不了世界首富。就相当你去买彩票，连买几十次，次次都中头奖，这个概率简直小得可怕。努力和天赋当然很重要，但是你必须清醒地认识和承认运气的巨大影响。小成果靠努力，大成就靠天赋，极端的成功靠运气。就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说的：“当你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企业家时，你可以认为自己配得上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当你作为这个世界上真实的人时，你应该知道那都是胡说八道。” 总而言之，社会不平等本身已经是问题，但更严重的是我们对不平等的认知。桑德尔说，如果我们把人们的不平等看作是各自应得的、正当的，这会瓦解共同体的团结，让分裂的社会更加撕裂。优绩制对所有人及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伤害，没有人是赢家。我们需要看到它的弊端，需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反思和批判的意义就在于此，让我们改善和进步。

在本书中，作者虽然立足于当下的美国社会，但却有着更为广阔的全球和历史视野。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于当下社会问题的呈现，也可以看到他对优绩制理念的探源；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于优绩制的反思，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不同理论家对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桑德尔通过优绩制这一个支点，让我们看到一个超越时空的、更为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本书核心内容：一、优绩制是完美的理想，还是骗人的神话？二、为什么桑德尔说优绩制会分化人心，分裂社会？三、面对分裂的社会和人心，桑德尔有什么补救的良方妙法？第一，优绩制不是完美的理想，而是骗人的神话。它强调个人的努力，却也走向了过犹不及的局面。当大家都认同这种理念的时候，成功者就会变得傲慢和冷漠，而失败者则会在自我否定中越来越消极。这首先就在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画下了一道鸿沟。第二，优绩制对个人努力的强调也并没有给整个社会带来向上的流动性，反而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精英身份得以世袭。同时，这样的社会没有赢家，失败者无所事事，日益消沉，而成功者却被迫身心俱疲地参加这场精英的军备竞赛。第三，那要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桑德尔认为，最关键的就是要打破隔膜，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成功者要看到运气的作用，学会谦卑与感恩。高校应该回归它本来的育人使命，而不是无情的选拔和分类。工作的最大价值在于为社会和同胞作出自己的贡献。

大学文凭，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文凭，成了精英资格的门槛。高等院校投放极大的精力在分类竞争上，反而削弱了其本职所在 —— 教育职能。第三，优绩至上预设的成功伦理，把人区分为成功者与失败者。优绩至上的逻辑直接贬损普通劳动者，判定普通劳动者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价值更小，相应地把对普通劳动者的贬低正当化了。优绩至上的思维鼓励了羞辱普通劳动者的文化，下层阶级的焦虑与抱怨只得到了精英阶层的嘲弄与漠视。十多年来，普通劳动者 “绝望而死” 的比例大幅上升，反映了优绩至上逻辑剥夺就业市场失利者尊严的黑暗后果。桑德尔顺带批评了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和福利制度自由主义，认为这两种自由主义观念都未能有效消除优绩至上主义给精英阶层带来的道德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