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美国杰出的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和思想家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著，是精英自恋的醒脑良药，是致命自负的免疫配方，这本书从观念，经济，社会，媒体，法律，战争等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 “公知” 在社会发展中的舆论导向作用，重大问题，官方政策的形成都会受到知识分子所塑造的舆论氛围的影响，作者向我们揭示了很多知识分子无可辩驳的负面形象，如伯特兰・罗素既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在严格知识领域内的著名权威。但在 30 年代希特勒正重新武装德国时，他却主张英国 “单方面裁军”。“遣散陆军、海军、空军”；而萧伯纳在 1933 年访问美国时，曾这样说过：“你们美国人太畏惧独裁者了。独裁统治是让政府能够实现任何目标的唯一方法，看看民主带来的这一团糟。你们为什么要惧怕独裁呢？” 作者通过大量历史和现实案例，犀利的笔触剖析了 “公知 “和意见领袖的一项特征 “圣化 “，就是自认站在道德高地，随心所欲的极度愚蠢，却不为其愚蠢观念的后果负责，迷恋，追求，独断专行的权利，是造成知识分子自身悲剧乃至更大社会灾难的原因，作者认为避免圣化构想和自我圣化，需要知识分子对世界保持谦卑与敬畏，真正的智慧需要道德责任的制约。托马斯索维尔早期是出身贫寒的马克思主义者黑人，后期思想转变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作者笔锋犀利，全书逻辑严密，每段论述都如词条，如下： 在各种学校和各所大学里，知识分子已经改变了他们作为教育者的角色。知识分子的作用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从为学生装备知识和智力技能，以便让他们能够权衡问题并做出自己的选择，转变成了给学生灌输那些圣化者已经达成结论的内容。 某些观念或普遍构想不同于知识分子的那些人，经常被知识阶层视为愚昧者。 知识阶层以这种方式行事：就好像他们是已经圣化了的人，他们有权力决定社会的哪一部分值得爱护，有权力决定谁可以被允许选择自己的社会关系而谁不可以这样做，有权力决定人民应当被禁止去承受哪种较小的风险，可以承受哪种巨大的风险。“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教员早就言简意赅的给出了定论。

每日一书：《知识分子与社会》。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它指出了知识分子道德责任中重要的另一面，即知识分子不仅要敢尽言责，还要善尽言责，考虑和顾及他们的言论和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作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反省的，甚至是批判的，他指出知识分子对社会影响的独特性：即生产理念的知识分子甚至不必直接面对公众也能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还常常不必为自己的理念对社会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负责。于是，他们的观念生产和传播就似乎是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而 “不出版则灭亡” 的学术行规，则还有可能加剧一种不负责任的思想观念上的标新立异乃至惊世骇俗。索维尔考察的主要是他所属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回顾 20 世纪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分析其中不少人染有的两个鲜明特征：一个是 “圣化构想”（the vision of the anointed），即与强调经验和审慎的 “悲观构想” 相对立的一种完美化的构想，它常常设定一个完美社会的图景来批判现实社会，认为自己可以提供一种出路和解决方案，乃至认为自己或某种制度，甚或某个领袖就是被圣化的个人，将引领社会脱离愚昧而走向纯然的光明。现代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 “辞令技巧”，这的确也是他们的所长，他们太会说话或者写文章，他们容易美化自己的理想图景，也太善于批判别人，或者避开真实的论据交锋，比如说指责对方 “过于简单”；他们也相当善于过滤事实，选择材料或者词语的描述以打击自己的对手，或者攻击经验和常识；在他们的理念明显失败之后，也还善于文过饰非，掩盖自己的错误，为自己寻找出种种合理化的借口。柬埔寨那场从 1975 年 5 月开始的令人惊骇的罪行，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到了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 “这场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是由一个名为‘最高组织’（Angka Leu）的群体所制造的，这个组织是由一群说法语的、中产阶级的柬埔寨本国知识分子所构成的。在其 8 位领导人中，有 5 位是教师，1 位是大学教授，1 位是公务员，1 位是经济专家”。这些领导人大部分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去法国留过学，他们受到了当时在法国占主流的左翼思想的强烈影响，然后回到本国的丛林中来进行暴力革命，很难说他们就是天生的恶棍或刽子手，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在真诚地追求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但是他们不惜牺牲一切的极端手段，结果就是造成社会和民族的灾难。作者写道：“在这方面，20 世纪知识分子的记录尤其令人震惊。在 20 世纪，几乎没有一个滥杀无辜的独裁者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些独裁者不仅拥有自己国家内部的知识分子支持者，而且也拥有自己国家之外的民主国家内的知识分子支持者；因为在那些民主国家里，人们可以自由表达其思想。在西方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有各自的崇拜者、捍卫者和辩护者，尽管存在着这些事实：这些独裁者中的每个人最终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屠杀过本国人民，更甚于之前的专制政权。” 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即它是对于一个根本上的错误概念所展开的智力上技艺精湛的鸿篇伟制。具体而言，《资本论》所呈现的错误观念就是：“劳动”（即对原材料的物理处理）和生产工具，是财富的真正来源。如果马克思的这一观念为真，那么拥有众多劳动力和很少技术或创业活动的国家，将会比拥有很少劳动力和很多技术或创业活动的国家更为繁荣；但显而易见，实际上的情形却是截然相反。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约翰・罗尔斯精致而复杂的著作《正义论》中，在其中，正义成为了一种毫无疑问要比其他任何社会考量都更为重要的东西。但是显然，如果任意两种东西有丝毫价值，那么一种东西不可能绝对性地比另一种东西更有价值。一枚钻石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一枚硬币，但是足够多的硬币，其价值将远远超过任何钻石。在所有从事有相当脑力要求的职业的人中，有一个明显的断层线区分出了两类人：一类是那些最可能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人；另一类是往往不倾向于成为其观念最终受内外部标准检验的人，而是选择成为在其中加以折中的人。受过教育的知识精英，适合成为一个社会的高级向导，适合来为大众指出：社会中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知识分子这样做的同时，经常忽视了关键的事实，即普通大众可能拥有比精英更多的总体性知识（当然这是在寻常知识的意义上），即使那些知识分散在极大数量的人群中，以只鳞片甲、平淡无奇的知识碎片方式存在着。专家们经常被官员召去，不是出于为负责官员的决策制定提供事实信息的目的，或者也不是出于为官员们提供不带偏见分析的目的，而是出于为已经制定好的决策提供政治掩护的目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典型思维倾向，都反映在安德鲁・哈克的这本《金钱》（Money）中，该书提到每年数万亿美元变成了 “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并且说：“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这些钱是如何分配的。” 但是这些钱根本就没有被分配。这些钱是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序，变成了人们的各种收入。列宁说过，商业经营 “极其简单，任何有文化的人都能做到”。所以那些主管企业的人们不需要被给予比普通工人更高的报酬。然而，仅仅在列宁掌权三年之后，他的后资本主义就遇到了问题，用他自己后来的说法就是：“废墟、饥饿和毁灭。” 他推翻了自己从前的观点，并在 1920 年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宣称：“关于公司管理的观点大多充斥着纯粹无知的心态，充斥着不专业的想法。” 列宁不仅在语言上，也在行动上推翻了他自己之前的观点，并提出了他的新经济政策，让市场有了更多的运转空间，苏联经济由此开始复苏。

何为 “知识分子”？托马斯・索维尔给出的定义语境与我们理解的常识基本一致，“知识分子是指一种职业种类，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处理理念。” 能够认真通读本书的人按照索维尔的定义大抵都在知识分子之列，当然包括作者本人。难得的是，这是本知识分子深度剖析知识分子的作品，从定义和定位、到其与经济学、社会构想、法律、战争最后回到主题《知识分子与社会》，了解之深必是局内人，揭露之狠宛如局外人。就像索维尔所言，“知识分子实际上让全社会的所有其他人付出了极其高昂的成本 — 不仅仅有经济意义上的成本，而且有其他许多方面的各种成本。” 这正是作者犀利指出的部分知识分子问题的症结，慷他人之慨，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和言论负责，不用为自己的言论行为承担责任而由他人和社会承担，我们的社会宁可没有这群 “知识分子”，社会成本还能低一些。这本书不容易读却非常值得细读，许多地方让分享作者深度思考的同时，劈开不少自己思维的新角度。把中英文版一并对照读下来，要特地赞一下得到的这个版本和本书译者，除了两三处避讳外，全书都极尽准确和完整地呈现了英文原版的内容，为读者传递出全书的完整价值👍

现代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 “辞令技巧”，这的确也是他们的所长，他们太会说话或者写文章，他们容易美化自己的理想图景，也太善于批判别人，或者避开真实的论据交锋，比如说指责对方 “过于简单”；他们也相当善于过滤事实，选择材料或者词语的描述以打击自己的对手，或者攻击经验和常识；在他们的理念明显失败之后，也还善于文过饰非，掩盖自己的错误，为自己寻找出种种合理化的借口。

知识分子，一个极端模糊的概念，宣称属于这个概念之下的人，往往各具面目，身份各异；但这丝毫不影响，厕身其中的个体，认为自己能够为知识代言，自然，也不怀疑能够为知识的衍生物去代言。

精彩异常，可以帮助看透过去 100 年发生的很多事情。不过，需要保持自己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