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中，阎步克先生对于：关于士大夫的 “二重角色”、学士与文吏的分与合，两个主要问题进行了严谨的讨论，解释了很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基本问题，值得反复精读学习心得：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中，周秦之变之后，士大夫阶级继承了原有的贵族阶级，成为封建制与宗法制的结合，在 “周政” 之中 —— 在封建士大夫及其所承担的 “礼治” 之中，已经存在着士大夫政治赖以演生的 “文化基因” 了，这就使得士与大夫的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而且还发展出了一种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和深厚传统，并衍生出了 “礼” 与 “法” 的相互影响的动态均衡模式，直至东汉时期，儒法合流，而形成了稳定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 —— 形成了 “礼” 稳定的的基本精神，即 “尊尊、亲亲、贤贤”。同时，在士大夫的衍生过程中，表面上看，儒家思想经历了董仲舒封建伦常的思想发展到东汉时期以《白虎通义》为代表的思潮顶峰，但在现实层面，儒生与文吏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儒教在世俗化的方向上，秉承现实主义精神，但无论何时，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核心都是 “礼” 高于 “法”。

这本书是阎步克先生的代表作，对士大夫群体在古代中国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通过士大夫群体的活动，为读者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了解了 “士大夫”，就了解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通过才能、知识考核被选拔上来的文人官僚，也就是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结合，被定义为士大夫。选贤任能的传统，构成士大夫政治的基础。他们上任以前没有经过标准化的 “业务培训”，而是通过书面考试，也就是八股文、诗词曲赋、经书来发现人才，以道德礼教为内核，似乎谁掌握了这门艺术，谁就更有把握胜任复杂的治理工作。基于这门治理艺术的抽象性，列文森把士大夫定义为 “amateur”（直译为业余爱好者），认为这种官员是外行的，很难把所学知识落地应用。那么，这就引申出秦政的 “文吏政治”，官吏经过系统、标准的培训，掌握一套定形的、严格的行政制度，工作井井有条，一板一眼，精打细算，属于一种 “专家政治”。诚然，“专家政治” 产生了极高的行政效率，但片面发达、片面分化的官僚体制，并不足以整合整个社会。抛弃了礼治，仅凭行政强制力是难以安定如此庞大的疆域，秦帝国的无上限的剥削和索取破坏了复杂的经济结构与社会构成，引起小农破产，无路可走，从而推翻秦帝国的大厦。秦帝国建立官僚政治，确实付出了代价。但后世统治者又不得不仰仗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遵循基本的制度框架。正如田余庆所言 “非承秦不能立汉”，汉承秦制，保留了秦朝严格的法律，以及它的官制和爵制，更是保留了军功制度，产生大批拥护西汉政权的军功受益阶层，也充分维护了社会秩序。而在百业凋敝的背景下，汉吸取秦的教训，重点放在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鼓励农业而抑制商业，降低赋税。“在感到有必要求助于学士政见之时，统治者只能在既存的诸家中择善而从”，儒生开始走上前台，承担道义、教化、规谏的职能，执政理念比较完善，具有全局性。儒生的谏言，对专制皇权的膨胀形成一定制约。但这时候儒生的礼治与文吏的法治存在严重矛盾，文吏政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为汉武帝实现雄心壮志提供条件，帝国扩张政策重新抬头，因耗费民力而出现诸多亡秦的迹象，但是汉制不如秦制那般僵化，而留有修正的余地。正是儒生的参政，导致了由 “秦政” 转变为 “汉政” 的深刻变迁。经历了王莽新朝对专制官僚体制的破坏，东汉初期推出一系列加强集权的措施，削弱功臣、豪强、宗室外戚的势力，重新恢复了原先的理性行政传统，从追求复古的浪漫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儒法合流更加深入，儒生与文吏的结合更加密切，这奠定了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框架，结束了它的演生阶段。虽然中间经历士族崛起，国家频繁经历宦官外戚专政的动乱，但士族门阀也活动在原先的官僚政治的框架内，士族也不得不依附皇权。“随着士族的衰微和社会流动的活跃，科举制度破土而出，它标志着经历了政治文化形态的动荡摇摆之后，士大夫官僚政治仍然是演进的最终定局，并且发展到更成熟的形态”。

第一，士大夫是一个古代中国特有的群体，这个群体起源于西周时期，主要特点是同时担负文化传承和行政事务两种角色。第二，士大夫群体经历了从合到分，再从分到合的发展过程。西周时期的封建士大夫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化成了儒生和官吏这两种人，到了东汉初期，这两种人又融合成了士大夫的新形态，也就是帝国士大夫。第三，士大夫政治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学以致用的传统，以及在做官还是归隐问题上的困惑，都受到了来自传统士大夫政治的影响。士大夫精神当中 “和而不同” 的元素，以及以人为目的而不是工具的态度，都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