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是一页页的书，是用来读的，至于一个人、一个国家能从历史中汲取多少经验教训，能对当前建设发展发挥多大作用，则是一个很难评估衡量的事情，因为人性的真实，在太多的关键时刻，推动人们做出选择的，是情感而非理性。我们能做的也许是需要知道，“现在” 需要跟 “过去” 和解，才能走向更好的 “未来”。妥协就是冲突各方在激烈的较量之后，各让一步，达成和解，建立平衡。能妥协才不会崩溃。妥协是一种智慧，而智慧要比聪明更高级。人世之中，宽容最难。在很多时候，人们会忘记大家是在同一条船上，会因为人与人之间眼前鼻尖的矛盾纠葛忘记海上的惊涛骇浪。烈风中的黄叶，离开枝头、坠入尘埃是它不可避免的命运。我更认可，人生不预设前提，始终保持着内在的高标，勇于妥协，积极接纳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在有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我。

作者是北大历史教授，主修宋史，在 “百家讲坛” 上讲 “司马光”，常理上肯定是司马光研究专家，但马未都曾经和她关于 “司马光砸缸” 有过精彩辩论，因为从故事文献上的记载，赵老师认为司马光砸缸确有其事，但马未都认为从考古和工艺研究，宋朝还没有能力生产口径那么大的水缸。因此，什么是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只有不同的解读。我小时候 “批林批孔”，王安石变法代表先进，到温相借助的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成为坚定改革进步的口号。到本书作者就有点王安石黑了，提出王安石变法是加强了皇帝的集权，挺扯的，辽金蒙元也不是希腊民主政体。其实宋朝最大疆域才 260 万平方公里，是历代统一王朝里面疆域最小的，只是个区域政权，如果以西方《哈佛中国史》的角度，辽和夏，金都是当时并列的中国政权，宋朝是中国唐之后延续的分裂期，在元明火器没有出现在战场之前，骑兵是战场的王者，宋失去西北牧场之后，在军事上就只能防御，而宋太祖为防止军阀兵变的儒家管理体系，稳定了皇权但也消弱了战力，为防止安禄山也自然要严防岳家军。科举制度消弱了门阀大族，文人掌兵消弱了军阀的危险，有利就有弊。推荐网络穿越小说《宰执天下》，现代人穿越回宋神宗时期，用现代科技知识富国强兵，但最终也解不开军事强人变成袁世凯的难题。所以历史没有真相，只有无奈，学历史还是要从财政，环境和人口，地理等视角观察，如果一直纠缠在帝王将相的人事勾心斗角，只是听床师，看不出历史的必然。

大宋之 “变” 变法以挽救宋朝政治危机、改变积贫积弱局面为目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北宋的历史走向。相较于具体的改革政策以及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影响王安石变法最深远的影响在于 “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其对北宋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文化方面。一是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二是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皇权被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三是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 “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 “法家转向”。

短短 23 年的北宋历史，却经历了四代帝王更迭。这本赵冬梅老师的《大宋之变，1063-1086》，用朴实易懂的白话文写作，比较容易读下去。本书作者将较多的笔墨落在司马光的角度，我们跟随着司马光的从政经历，从仁宗到英宗，到神宗，再到哲宗，我们看到了北宋王朝一步步的衰落。这衰落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体制机制问题，也有人为因素。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挺有道理的，尤其是青苗法，这要是放到现代，绝对是惠民举措啊。问题是，王安石所处的时代不是现在，当时的宋朝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适合这样的政策，再加上皇帝本人犹豫不决、左右摇摆，最重要的是因为用人不当，很多措施在执行过程中走样，变得面目全非。虽然变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加政府税收的作用，但是却造成了百姓生活困难，百姓为了逃避国家贷款而颠沛流离，民不聊生。修《资治通鉴》，司马光是当之无愧的史学明珠。然而对于北宋政治，司马光心有余力不足。如果司马光只是《资治通鉴》这部皇皇巨著的作者，不是哲宗朝的首相，那么故事的结局便是完美。可是，历史终究不是故事。司马光也终究是司马光，他是儒家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楷模，他 “以身殉国”，用生命实践了修齐治平的理想，却终究未能挽救大厦将倾。“尽人谋而听天命”，这就是司马相公的态度。司马光心中不只有皇帝和朝廷，还有老百姓，他关注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希望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建立平衡的政治秩序。他的努力，虽未能如愿，但这份心意，老百姓收到了。

选择阅读《大宋之变》是把它当做学习《资治通鉴》的补充材料，作者是北大的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主修宋史。可以说，这本书没有让我失望。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时期的历史大事件，新旧党派之争到今天都被反复提及，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不仅没有富国强兵，反而因为党争导致大宋国祚危如累卵。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法失败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北宋仁宗时期宽容开放的政治形态又是怎样恶化的，读完这本书，你大概会找到答案。至哲宗统治期间，王安石新法全部被废除，新旧两党代表人物轮番被罢黜被贬谪，没有谁是赢家，国家渐渐陷入绝境，繁荣的北宋最后被金国所灭，令人唏嘘。读这本书了解或加深理解了一些知识点：- 相比较司马光中庸、四平八稳的风格，宋神宗更欣赏王安石的张扬个性与对规则的蔑视，这更契合神宗锐意改革的决心。- 司马光的道德洁癖阻碍了他看待人和事物的全面性，甚至会导致偏离自己政治目标的结果。- 司马光的行政能力欠缺，对政务的实际运作无知且傲慢。- 章惇行政经验老道，对官僚群体的脾性更加了解，有着杰出的行政才能。- 蔡京，有着超强的行政执行力。当然，不可避免的，作者的解读一定有她自已的倾向性，对于 “主观真相” 的理解，刘擎老师的包容态度更值得欣赏：“了解到不同视角中有着不同的真相，不是要让我们和他人划清界限，而是邀请我们向其他更多的视角开放、倾听、理解和学习”。

这是一个朝代的转折史，也是一群有识之士的时代悲歌，君臣遇合之际，他们积极寻求变革，却终将改革变成政治角力，将北宋推向危亡的深渊。从来没有哪个朝代像宋朝这样饱受争议，有人说它积贫积弱，有人说它文明辉煌。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认为，从 1063 年英宗即位，到 1086 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堪称 “大宋之变”

自古以来，改革者必须树立权威，因为改革往往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必然伴随着阻力和斗争，如果不能与之对抗，最终政策就难以推行，甚至被反攻倒算，这是历史上被多次证明的道理。再来看当时北宋的情形，宋朝优待士大夫，不抑土地兼并，雍熙年间就已经 “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中央政府一直改不动。到了神宗朝，早已尾大不掉，形成了庞大的、根深蒂固的官僚地主阶级，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左右着政策风向，维护和巩固着自身利益。就如司马光所说:“富者既尽，若不幸国家有边隅之警，兴师动众，凡粟帛军须之费，将从谁取之？” 之前庆历新政的失败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被耽误了几十年后，北宋此时已经是处于财政危机的生死关头，神宗不是不知道。而为了扩大财源，缓解国家财政压力，才会放手让王安石推行变法。变法 就是体制制度的调整变更。而体制制度的调整变更，肯定会动到一大部分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蛋糕，当然也会招致激烈反对。如果还像北宋初年那样，保持所谓的宽容政治，让他们自由地批评、抵制变法，必然会导致变法之决策陷入困顿，时刻被制造障碍，改革若无法推行，代价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沉沦。所以王安石决不能容忍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阻挠变法，并非他气量不能容人，而是国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每耽误一天就离财政崩溃更近一步。不能在官员的扯皮中慢性死亡下去了。主政者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就不能一锤定音，克服巨大的阻力坚持推进改革。这就是为什么需要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需要 “谁不改革谁下台”，这也是为什么我敬佩改革者的原因。赵教授也许在历史研究上很专业，她看到了北宋从初期宽松自由的政治风气走向皇权扩张和极端化。但似乎并不了解现实世界政治的残酷，或者说对政治怀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不了解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做实事有多么的困难，以为新旧党仅仅是政见不合，仅仅是君子之争，以为国家还有充足的时间供士大夫们友善而体面地交换意见，在革自己命这件事上达成所谓的共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北宋的实际情况是，国家陷入危机才不得不向威权转向，而不是向威权转向导致了国家危机。赵教授发现了现象，但她却把因果关系给颠倒了。大宋之变实则是机体的免疫反应，而非病因本身。一个国家的政治永远是为现实情况服务的，没有一个理想中永恒完美的政治范本，只有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文景时就该休养生息，武帝时就该主动出击，不能拿前者否定后者，也不能拿后者否定前者。北宋此时亟需变法，神宗、王安石，以及后来的哲宗顺应了时代的需求，那他们就是进步的。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与熙河开边的成功，都充分证明了变法真的能富国强兵。可惜变法最终府法一以贯之。

五分推荐为什么人们这样爱戴司马光？答案很简单，因为司马光爱百姓，在朝廷与百姓之间，司马光所考虑的，不单单是皇帝和朝廷，还有老百姓。皇帝、朝廷、文武百官和老百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宋朝国家，司马光所关注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希望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求得和谐，建立平衡的统治秩序。司马光的这番努力，这番心意，老百姓收到了。

读了本书，我有几点理解：一、历史：发生的事情，政治的需要，记录的人员，时间的润色，是后人看到的历史。二、伟人：时代需要的伟人，人民需要的伟人，历史需要的伟人，政治需要的伟人，是后人看到的伟人。三、文人：文人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传播的主体，是文化构成的主体。

宋朝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 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现时代史学研究者的任务，我以为，就是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尽可能地揭露细节，通过细节展现过程，接近真实。

447 我个人并不喜欢司马光，但是通过这本书看到了一个更让我不喜欢的司马光，这真是一个坏消息…… 不过我并是不怀疑司马光的能力和道德操守，而是对于帝制王朝时代儒家文人的三观有着深刻的不认同，无非就是一个又当又立，还要标榜自己做得对做得好。王安石变法虽然看起来引发了很多问题，引爆了诸多矛盾，但是事实上，这些问题和矛盾没有王安石变法一样不会消失，过度的指责王安石和他的党羽，其实没有什么必要。此书的作者相对还是比较客观的，如果想要了解司马光这个人和王安石变法这件事的司马光视角，值得一看。

本书从 1063 年讲到 1086 年，23 年的时间里，自仁宗，经英宗、神总，再到哲宗，北宋时期众多名臣迭出，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三苏、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的政见不时交相辉映。看完这本书再一次感叹，历史变幻莫测，现实时刻充满了选择。北宋王朝，为了解决积贫积弱局面，几经波折，从仁宗时的庆历新政到神宗的煕宁变法，要论成效，肯定是取得了成效，但带来的负面不容忽视，尤其是熙宁变法所带来的。本书名叫《大宋之变》，我觉得更多是北宋政治风气的变化。自宋王朝建立，宋朝皇帝一直能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风气相对比较宽容，朝堂上允许异论相搅，于是我们今人仍能感受到那时的开明专制。然而，神宗变法之后，更多 “一思想”“一道德”，更注重同一性，对异论充满了排斥。神宗在位时这样的局面还在可控制的范围，但神宗之后，哲宗、徽宗，新旧两党不断掀起党争，两派大臣越来越失去了论事不对人，而逐渐转向了只对人。这样的政治风气，曾几何时，神宗去世以后，以范纯仁、司马光等人试图弥补北宋政坛的分裂，但终究还是没能阻止。于是，就这样新旧两党纷争一直到北宋灭亡。到了南宋，有人据此把北宋灭亡归结于王安石变法，这个说起来又是一种偏颇，因为北宋灭亡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变法就能导致的，而是源自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要煕宁变法说有影响负有责任，顶多是诱发性，根本原因还是源自皇帝的集权思维。最后说一下，赵冬梅老师的这本书，语言读起来特别好，跨二十三年，四十章，很是条分缕析，对宋史感兴趣的很是值得一读。

读资治通鉴必须要对司马光以及他所在的宋朝有清晰的认知，而做到这点，本书足矣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 “稳定”—— 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 “安全”—— 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 “理想状态” 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 “不扰” 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 “可载舟亦可覆舟” 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 “有效的辅助” 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大宋之变》书评我是呼延在后，两天来拜读赵冬梅老师所著以司马光为线索讲述 "北宋王安石变法" 这一主体大事件的《大宋之变》，有如下体会和拙见。首先照例评价赵冬梅老师所著《大宋之变》一书：全书行文风格优雅平实，内容夹叙夹议，既没有事无巨细铺排史料，亦无大而无当的长篇大论，轻重有章，快慢有序，详略得当，将北宋王朝这场千百年来争论不休的大变革精巧细腻地编织网罗进司马光个人的政治生涯当中，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展现了赵冬梅老师扎实深厚的史学功力，以及善议能断的史学担当，颇具匠心。至于打分我想给 4 颗星。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见过更好的。也期待赵冬梅老师今后的更加上乘之作。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史大国，诞生过数不胜数的史学大家，正如《大宋之变》一书中的司马光。再加上近现代涌现出的众多令我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的诸如梁启超、王国维、傅斯年、陈寅恪、胡适、林语堂、钱穆、钱钟书等新派文史明星，身临如此璀璨夺目的史学殿堂前，自然也就会对新时代的史学著作眼光更加苛刻，敬请理解。— — — — — 书评照例部分写完，接下来就是准备来对《大宋之变》一书中的主角司马光先生及其身后的北宋王朝进行一番不留情面的业余评述了。忿一世悲相业："菜" 是原罪；继古今怀君实：幸好有《资治通鉴》。我是呼延在后，司马光跌宕政治生涯的坚定嘲讽者，也是司马相公菜鸟执政能力的坚定鄙夷者，更是司马君实鞠躬尽瘁忧患一生的坚定同情者。就事后结果来看，当时代出错，我们无法全然归咎于时代不可逆转的命运；当个人出错，我们也未必能够怪罪于个人命途多舛的局限。时代是无数个人作品的集合，而个人往往又落得为整个时代背锅。司马光，司马相公，司马君实，就是这样一个在轰轰烈烈的变革大潮中未捞得半点声名，又于浩浩荡荡的潮水退去后，因左脚先迈进公司而被迫为《大宋之变》背锅的男人。官场小白一路被大神碾压，幸好他有《资治通鉴》；遭遇 "唐宋八大家" 中的 6 位全方位无死角地毯式夹击，幸好他有《资治通鉴》；晚年执政败笔频出昏聩误国，幸好他有《资治通鉴》...... 当荣辱得失命运成败如洪水般排山倒海不由分说向他袭来时，他司马光何德何能得受这般注目？他司马光何德何能堪受这般折磨！我质疑他，我更心疼他！仿佛见他朝我怅然一笑，倒也处之泰然。毕竟古代封建官场就是如此，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提携玉龙为君死，身不由己，命不由己，声名更不由己。他有一首集句诗倒是满写意："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惊过短墙。" 只是在我看来，字字泣血，满纸辛酸：你司马光 "年去年来来去忙"，可惜你不是运筹帷幄的留侯张良，你不是拯救汉室危难的诸葛武侯，你更不是天纵之才的王安石，你为四朝宋室忙到死，也还是死在了为大宋背锅的败笔之上。你司马光 "暂偷闲卧老僧床"，可惜你不是闲卧东床就能荣升乘龙快婿的王羲之，你不是坐靠强如北府军的淡定一哥谢东山，你更不是有雄主如朱棣只循天道气吞万里可辅的黑衣僧相姚广孝。偷闲卧榻之上，你什么也不是；偷闲卧榻之下，你什么也没有。最后一句写得更可悲，"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惊过短墙"。元祐之初你突然莫名其妙被抬升至 "尚可呼吸之间成祸福" 之权力的云端，然而一切的结局都没有因你而产生丝毫改变，你只是在北宋注定倾颓的墓穴面前，自知或不自知地又掘了一铲土而已。"一觉仙梦" 之后等待你来背的锅，不仅仅是 "元祐更化" 宣告了新旧党争的全面爆发，甚至要背到你早已看不见的 "靖康之耻"。明代学者陈汝錡在《司马光论》中这样评价："靖康之祸，论者谓始于介甫，吾以为始于君实。非君实能祸靖康，而激靖康之祸者君实也"。你自然已无力辩驳，正如当年神宗、王安石相继离去后留给你茫然失措的大宋政局一样，你无力为自己辩驳，你无力为这口即将扣在你身上的大锅辩驳。我只想说，"菜" 是你的原罪。你有罪，但你罪不过章惇、蔡京、秦桧；你委屈，但你也委屈不过岳飞、于谦、李鸿章。因为你 "菜"，所以你进不由己，退也不由己，来不由己，去更不由己。因为你 "菜"，这口锅纵然你不想背，也由不得你。功过是非，想必你我早已心中有数，也就不必再多言，心累。幸好，你有《资治通鉴》！比起王安石、岳飞的当世之功，你为后代千秋留下了传世之言，《资治通鉴》千古，司马君实千古！是的，比起对你的同情与嘲讽，你的能夸之处确实不多，但就《资治通鉴》这一处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的光辉，足矣。说了那么多有的没的，最后就（尽量）简短评价一下这场 "大宋之变" 中的技术问题来收尾吧。"王安石变法" 可谓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率先对近现代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尝试，毕竟就国家体制健全度和生产力水平以及经济繁荣程度而言，时代已经赋予了北宋和王安石进行如此一番勇敢尝试的实力与勇气。这场变法堪称或使封建王朝跻身全新赛段的王者晋级赛。（王安石的问题在此暂不赘述，他的技术问题足够写出横贯军、政、工、学、农、商诸多领域的好几大篇论文了）但是问题的问题在于，正如司马光一慌就爱脸滚键盘一样，神宗太急了。他急于想为父正名，急于想把如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在他手上重新实现。可他全然忘了秦始皇一统天下靠的是秦国将近 130 年的 "奋六世之余烈"，靠的是历代贤主在诸侯斗争中诸败俱伤时的 "因利乘便"，靠的是长平之战后多年的 "国家无事"、休养生息。而神宗太急了，急到想边发展边打战、边休养生息边战火纷飞，关键是还要富，还要赢。你只是神宗，你以为你是神仙吗？！？问题的问题还在于，正如俾斯麦有言 "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 一样，北宋军力太弱了。虽然在澶渊之战后北宋军队数量越来越庞大，但是宋朝重文抑武的先天体质决定了武将培养和储备完全拉胯，文官确实是神仙满天飞，而另一边则是将怂怂一窝。无强将，自然无强兵，自然无强军，自然无强谋，自然无强势，自然胜少而败多。凡事你只要拳头不硬，腰杆再硬嘴再硬也都只是自欺欺人！就是这样，为大宋王朝此番勇猛精进的王者晋级赛失利而感到惋惜，也再次对比赛全程沉郁顿挫无能为力的司马君实深表同情。《大宋之变》，谢谢你！司马光，谢谢你！呼延在后，此致，敬礼。（完）

这本书本是在我计划之外的，开读之后才感慨自己读晚了。2020 年熊大开讲《资治通鉴》之前如果读完，收获应该更多。作者虽然采用了司马光第一视角，但是观点并没有偏向于司马光。而是比较公正的评价神宗、司马光和王安石，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关于王安石变法，应该说是古代改革中争议最多的。其本身面临的复杂局势也是之前没有过的。读完书也能大致有个判断：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神宗、王安石自己以及反对派都有犯错的地方。历史不容假设，没有王安石变法，北宋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无从得知。司马光有他的行为准则，王安石有自己的人生抱负。史学两司马，唐宋八大家。虽然我对他俩都没有什么好感，但无疑也是值得敬佩的。

历史给人很多的启发，王安石的求同和司马相公的求和虽然最终都落得半道而卒，但是给后人的启发却是深远的。二人都是杰出的儒者，于个人品行无亏，但是对于国家到底是改革还是改良意见却又水火不能相容。

本书主要以司马光的视角讲述了北宋的政治环境如何由宽容、制衡皇权，转变为党同伐异、皇权至上的情形。由本书就明确得知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为什么要修改一些历史，对于改革的态度为什么抵制，配合这《熊逸讲透资治通鉴》的课程，你更能明白课程中所讲述的知识。

仁宗朝也曾经积弊丛生，举起改革大旗，但以失败告终。可政见不同归政见不同，基本共识是共同认同并且遵守的。执政者始终保持着，对台谏的宽容，对皇权的制约。皇权也始终保持着对权利的克制，对政治抉择权利的珍视。更重要的是所有涉及改革的人，始终在小心翼翼的维护着制度的稳定，避免巨大的变革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改革的理念也还是对 “公天下” 原则的实践。这场失败的改革，与成功的熙宁变法，形成着巨大反差，也代表着宋代政治抉择的不同。      王安石与司马光，本来就是君子之争。政见不同从来允许，也应该存在。可当王安石选择在改革中全力顺从皇权，要求皇权下场战斗，放弃裁判权，驱逐台谏，将台谏变成歌功颂德的机构，有意无意的放任皇权侵蚀执政权时，这场改革无论成败，对北宋王朝就已经失败了。中国历史政治最光明的时代就结束了。从此士人执政最高的理念原则，不在是天下和平，而仅仅是皇权统治。执政者也在也没有总览全局的执政能力，而仅仅只是政治行为执行者。皇权，台谏，宰执三者的平衡不复存在。皇权独大导致的滥权，政策独断，一发不可收拾。天下士人再难抒发也无法再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阔心胸。整个国家的视野从天下整体，退缩到了区区朝堂。短视政治层出不穷，党争政治连绵不绝。      可以说变革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朝天子与臣下的和平，而是从此失去了历经百年，凝聚了有宋以来，君主，宰执，士人，百姓数不尽之人的心血建立的温和专制政治。而这样的政治，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这是北宋的损失，何尝不是这个民族的损失。       改革是壮士断腕，但不是自杀式的全盘否定。没有对过往行之有效，而正确的政治原则之尊重，如何避免巨大变革带来的风险，直接让变革得不偿失呢？宽容的政治，或许让改革没有那么的迅速，但至少可以保证情况不会更坏。缺少这样的纠错与兜底机制，能保证改革一定会成功吗？      这些问题，王安石没有去解决。司马光又无能为力。这不能不让人叹息！有能力改革，进行执政的人，不愿去维护原有好制度，认识不到原有制度的好。认识到并且愿意维护的人，没有能力改革，无法有效执政。历史就是这样不能尽如人意。经历熙宁变法数十年的荼毒，司马光的宽容政治主张荡然无法存在，最后的拯救也匆匆而去，留下无尽的争斗。      留给古人的争斗我们无需多言，但对今日的启示依旧存在。历史价值在哪里？这场跨越千年依旧为人所研究，争论的改革价值在哪里？我想，赵冬梅老师为司马光作出的概括性评价，最能说出今天读历史的价值了。“为什么人们这样爱戴司马光？答案很简单，因为司马光爱百姓，在朝廷与百姓之间，司马光所考虑的，不单单是皇帝和朝廷，还有老百姓。皇帝、朝廷、文武百官和老百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宋朝国家，司马光所关注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他希望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求得和谐，建立平衡的统治秩序。司马光的这番努力，这番心意，老百姓收到了。”      遥想当日，开封城万人空巷，高呼 “司马相公”。纵观中国历史，何曾有天下百姓争相求任相。若不是司马文正公心怀天下，此生为天下百姓，怎会如此！人是目的，不能只是手段。政治的目的，政治家的目的，是为了 “人”，只有为 “人” 的政治才有历史价值，历史也才有价值。历史要让我们明白的，不仅仅是教训，更是坚守 “人政” 的价值。真切的知道，“人” 才是目的！才有价值！     历史已经过去，今日空留叹息。经此一役，大宋彻底失去了它的灵魂，走入了自己发掘的坟墓！大宋之变，再无灵魂！

从来没有一本书，让我读到结尾处依然充满感激与感动，况且还是历史文集。在此特别想对赵冬梅老师说一声：真诚感谢！我是工科生，记得读高中时，因为头疼史政地科目漫无边际的背诵，在高二分科时，果断选择读理科。我因此得意许久，因为不用纠结于多数同学在文理选择之间。我不想当老师，高考后，被家人填好的师范志愿，在临交上时被我改了。结果讽刺的是，毕业后上班，多数人见我第一面后的判断是：你是当老师的吧？你是文科生吧？我无语凝噎… 现在想来，我可能是在当初没遇到好的文科老师。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你看，读史明智是放在第一位的，智都不明，何以灵秀、周密、深刻，更别谈庄重、善辩了。然而，好事总是多磨。读到后记得知《大宋之变》成书过程之崎岖坎坷，内心不禁萌发出替赵老师感到如释重负的感慨。同时更庆幸于她一路多 “知人”，终 “不负所知” 的壮举，此举诚如 “光哥” 的事业，亦是伟大的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