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1，资产提供收入，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会对收入有正的或者负的影响。资产的产权越完整，提供收入的能力越强，进一步可以形成更多更好的资产，提供更多的收入，如此循环往复下去。看似微小的产权安排上的差距，能够产生天壤之别的收入后果。我国巨大的城乡差距，就是对农村歧视性制度安排所导致的农民产权制度不完整的结果，而近代中国农村三大现象，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亿万农民工进城，都是农民冲破对农村土地和农民人力资本这两大资产的产权限制的产物。     2，产权的完整性对资本和收入的影响至关重要。产权不完整，资本的潜在收入流就不能完全获得，或者需要花费较高的成本来获得，因而资本的净价值自然也就下降了。更重要的是，在产权不完整的情形下，资产的某些潜在收入可能根本就无法实现。一件物品，只有在懂得（或者适合）使用它的人手里，才有用。中国的古话，“红粉赠佳人，宝剑赠英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农民，粮食产量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因而产权的完整性得到提高，才使得土地的潜在收入流得以实现。     3，实现资产的收入流和价值，不仅可以通过自己使用，还可以通过出租给他人使用，或者完全转让给他人来实现。由于资产的多重属性和不同个人的异质性，一件资产可以为别人提供更高的收入流，因而别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购买。这时候该资产的最佳用途就不是自己使用，而是转让给别人使用，用得到的货币收入购买自己需要的服务流，而中间的差值就是交换导致的社会福利净增加。实现这一福利增加要通过市场交换，前提是完整的产权，即所有者有权把资产转让出去。从本段分析中可以看出，转让权是比使用权强度更高的权利，能够实现比使用权更高的收入流。收益权的本质是使用权的部分转让，其强度处于使用权与转让权中间。     4，产权的不完整性不仅直接减少了收入和资本的价值，还有一个重要的间接效果，就是使所有者降低了对资产的维护程度，减少了进一步的投资，甚至诱发所有者对资产的过度使用和伤害，从而进一步严重减少资产所能够带来的潜在收入流。举例来说，农村的土地倘若每年都调整一次地块，因而农民仅仅拥有一年的耕种权，那么预期到第二年，农民将无权耕种同一块土地，于是在耕种过程中，农民就不会对土地的肥力进行投资，因而第二年土地的肥力就会下降，几年以后肥沃的土地就会变成肥力很差的土地，农业产出就会大幅下降。这个例子的含义是，如果农民只拥有短期的耕作权，那么农业的长期产出就得不到保证。通过减少地块的调整次数，延长土地的承包权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其背后的原理就是产权的完整性得到加强。     5，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看似细微的差别所引起的一连串的变化，在经过不太长的时间以后，可能导致收入的巨大差别。收入的初始变化会引起的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倘若初始的无效产权导致了初始的贫穷，人们无力在营养、健康、文化修养、科技知识等方面进行投资，或者是工作时间太长、工作性质枯燥、工作环境恶劣等原因使得人们的健康和智力受到损害，那么人力资本就得不到积累提高，未来赚取收入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从作者徐建国老师的求学经历可以看出，徐老师是正宗西方经济学科班出身，所以论述西方经济学概念和讲述金融学是一把好手，所以我 5 星推荐他的《徐远投资课》，因为关于金融和投资概念，美国绝对是我们的老师，他们走过的路踏过的坑都值得我们学习。但本书讲农村土地和城市化，还是用西方模式来套，鼓吹人口自由迁徙城市化，农村土地自由流转入市，西方大农场模式，这一套如同西方经济学教授对苏联的休克疗法，不是傻就是坏。关于三农问题我赞同温铁军老师的整体观点，中国是原住民农业，乡村振兴不能学美国，未来的中国农村是类似欧洲模式，作者出身苏北农村，身为北大教授，当然希望取消户籍也并不留恋家乡，但从本书成书过去了 5 年，从全国的脱贫攻坚，到现在的乡村振兴，我国应该会走不同于美国的道路，江浙户农村已经开始通水通公交的城市化改造，哪里乡村的户籍已经可以比肩北京户口了。所以具体名词解释和实操类要向专家虚心学习，比如如何看企业报表，业绩分析，市场上的投资种类，利弊等等一定要听专家的，但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国家改革路径，那一定不能听经济学书斋型专家的，需要接地气的实地调查，下过乡插过的队，走遍世界亲自乡村调查过的温铁军更靠谱些。

放在中国 3000 年农业社会的历史时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乡村振兴都是中国历史转型中的一部分。这个转型期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算起的话，已经延续了将近 200 年，今天还在转型。所以从这个角度，今天的诸多问题，土地、劳动力、城乡等问题都是阶段性的存在，总会有解决的那一刻。徐远老师的这本书就是在当下思考、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本佳作。在这本书里面，徐远老师分析了城市的起源，城市是容器和磁体；分析了征地冲突的根源，分析和讨论了解决城乡问题的政策，户籍、土地的改革方向等。在本书里面，徐远老师对于问题的分析视角之精准、政策建议思路之精深，都是让人豁然开朗、深受启迪。

对于每个武装殖民单位而言，首要任务是保障自身的安全，先生存，后发展。办法也简单，就是在聚居点四周筑城墙，于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有了形式上的区分，城内为 “国”，城外为 “鄙”。“国鄙之分”，或称 “国野之分”，就这样开始了。看来，城里人歧视乡下人，也是由来已久的。“城” 和 “郭”，也是有区别的。“内之为城，外之为郭” 说的是城为内城，为诸侯贵人所居；郭为外城，普通人所居。又曰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则是说明了当时城市的大小。城郭之外还要挖壕沟，增强防卫，叫做 “有城有池”。看看商朝的版图的话，比夏朝大多了。“荒淫无道” 的商纣王，居然把版图从华中、华北平原扩展到华东地区，甚至到了福建一带，看起来不像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而且，牧野之战后，纣王帝辛自焚而死，没有苟且偷生，气节也非一般人能比。周武王分封之中，居然有纣王的儿子，也不能不令人深思。“受命于天”“替天行道” 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够统治很久。西周仅存在可怜的 275 年（公元前 1046— 前 771）。相比之下，“昏庸” 的商朝却存在了 554 年（公元前 1600— 前 1046）。据估计，战国时期战国七雄总共有 500 多座城池，城市人口达到 500 万，占到总人口 3200 万的 15%。换句话说，当时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15% 了。这个数字，甚至高于 1949 年的 10% 左右，和 1957 年的水平差不多。迁徙自由不仅为城市发展创造了空间，也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历史上，人口和土地是最重要的两大生产要素，土地天然是不能流动的，能流动的只能是人口。有了城乡人口的对流，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好很多，从中也能产生很多的技术进步，这也就难怪唐宋时期的经济如此繁荣。此外，宋朝不仅允许人口迁徙，还允许在县治以下设市，涌现出很多小型的商业市镇，于是城市化率就更高，在盛唐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只可惜，这种繁荣的格局，从元朝以后中断了。直到 19 世纪中叶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以后，中国的城市发展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周其仁教授在《城乡中国》开篇中说：“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国家，可以说只有两块地方：一块是城市，另外一块是乡村”。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国家是分为 “城” 和 “乡” 的。前总理朱镕基在考察时曾感叹曰：“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 看来，“城” 和 “乡” 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城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在于产业，农村以农林牧渔业为主，城市以工业、服务业为主。产业上的区别，带来城乡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口密度。财富由人创造，只要人的力量得以发挥，资源的匮乏完全可以克服，这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告诉我们的。反倒是资源富庶的国家，会依赖资源，错失技术进步、工业发展的机遇。这样的道理，攻城拔寨的领袖将军们，是难以体会的。在他们的眼里，有人口，有土地，有自然资源，这是他们攻城拔寨所抢夺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并没有一个抽象的概念叫做市场，也不知道市场激励下人们的生产潜能有多大，自然也不太会敬畏市场了。印象最深的，是很守规矩的香港人一到了深圳，就各种不守规矩。据说现在深圳的交警要专门抓香港司机的违规，因为他们车开得快，常常超速很多，很不安全。有得一比的，是有些看似温文尔雅的西方人，到了香港，常常飞扬跋扈。香港人在车站排队的秩序之好，令人惊诧。其中不排队的，往往是白人。因此，我对于用人种、文化这些概念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从来都是将信将疑的。人的行为，会随环境而改变的。至少，这些概念要稍微具体一点，才有实际的解释力。听说当年袁庚为了装一部电话，都要到北京报批，听来不禁心酸。还听说一个故事，说袁庚的蛇口工业区，只要了一平方公里。大了，怕搞不好，担不起这个责任。这和后来各路 “英豪” 们的竞相跑马圈地，越大越好，形成了怎样的反差？！倘若历数中国的成功的大企业，你会发现，半数以上是在深圳成长起来的，比如腾讯、华为、万科。这里面不包含国企，也不包含金融企业。国企不是改革的成果，而是历史的存在。金融企业，则太特殊了，且大多数有很强的国企色彩。台北的人，面容上刻着一种复杂。传统文化的内敛，异域文化的融入，对大陆状况的怀疑，对岛内未来的担心，交织在一起，刻入人们眼角的细纹。早年跟随中正先生来台湾的精英们，内心广阔的情怀与岛内局促的空间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张力，催生了文化的演进。解释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为何不能转让。其中的症结，是 1998 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限制了这一权利。至此，城乡二元，不仅是所有制的二元，更是转让权的二元。因为使用权不能流转，农村集体土地的价值就大打折扣。这对于区位上有优势、适宜转变为工商业用地的土地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农村土地要入市流转，要经过一道叫做 “征地” 的程序。征地之后，这块地就从农村集体土地变成城市国有土地了。“麻雀变凤凰” 之后，就可以入市流转了。这农村集体土地，原来并不是农民的，而只是农民代为耕种的。有更好的用途的时候，国家就会用一个很低的 “成本价” 收回去。换句话说，所谓的 “农村集体所有”，其实不过是 “农民集体代耕”。世间的事情，错综相连，很少是孤立的。这产权的事情，决定权利的归属，处于人们决策行为的根子上，影响自然深远。“农民集体代耕” 制度削弱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当然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削弱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权利的同时，也同时削弱了农民保护土地，合理使用土地的积极性。反正不是我的，何必呢？而且，农民也不傻，也会加入到侵占土地的浪潮中去。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征地是挣钱的买卖。你看，花一个农用地的成本价把地征了，转手用市场价卖给开发商或者企业，中间差价就是地方政府的了。根据 2012 年国土资源部的数据，全国平均综合地价 3069 元每平方米，折合每亩 204 万元。而农用地的补偿成本仅为不到 4 万元一亩，很多地方也就 3 万元，甚至更低，中间相差 50 倍以上。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化大发展，地价快速上涨，就是这 50 倍差价的历史大背景。在 50 倍的价差面前，当然要大力征地，征得越多，挣得越多。农民向城市进一步的转移看起来不容易，因为现在农民的日子已经没有那么苦了。以前乡下确实太苦，面对城市高收入的吸引，不管多累多苦，义无反顾去打拼。现在有打拼性格的人大部分已经进城了，剩下的日子过得也还行，也没那么苦了。要想让这些人进城，可能需要在就业、养老、子女教育、医疗等各方面减少歧视。历史回头看，城乡户籍分割的确立，从 1954 年 9 月立宪到 1958 年 1 月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也就不到 4 年的时间。从 1952 年计算，也就用了 6 年。可是打破这一分割，却用了漫长的 56 年。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是 “使用权” 可以依法转让。城市土地没有 “承包权” 的问题，只有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因此实际上是 “两权分置、使用权流转” 的状况。农村土地多了一个承包经营权，现在要把承包权和经营权分开，促进经营权的流转，要形成 “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 的格局。所以，这其实就是特定条件下使用权流转的方式，实质上和城市土地的 “两权分置、使用权流转” 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刘易斯和舒尔茨分享 1979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二人的观点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是恰恰相反的。阿马蒂亚・森曾因对于贫穷和饥荒的研究，在 1998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刘易斯引入了一个关键的假设，说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换句话说，农业部门存在大量 “剩余劳动力”。大师们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 “剩余劳动力” 这个问题的判断上。舒尔茨的观点，是农村并没有 “剩余劳动力”。舒尔茨的观察是，没有好的农业基础，经济发展是很难成功的。当然，舒尔茨并不反对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经济发展并不是因为农业社会本来有很多 “剩余劳动力”，而是因为农业劳动力慢慢变得 “剩余”。主要是农业技术进步改革开放改善了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导致技术进步的发生，很多劳动力慢慢变得 “剩余” 了。刘易斯的理论其实是一个静态的工业化理论，而舒尔茨的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工农业协调发展理论。刘易斯的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有一定的描述能力，但是对于这种发展是如何发生的，并没有深层次的解释力。对于政策制定的指导能力，更是非常有限，甚至南辕北辙。一个重要的含义，是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受到同一个技术进步过程的驱动，二者的发展都是技术进步的表象。在培刚先生的视角里，工业化的重点并不在 “工业”，而在 “化”，实质是用先进的技术改造传统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是为什么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的上升和农业产出比重的下降？其实很简单，这是人们的需求决定的。收入增长之后，人们对于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得慢，对于工业品的需求增长得快，于是工业品在产出中的比重就上升了。“当工业化进入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如果让市场规律继续起作用，就必然会引起农业生产结构上的变动”，“（农业生产比重的减少）并不是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有所减少，而只是表明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的扩张率，比起别的部门，特别是制造工业部门，要相对地较低而已”。根据科斯定理（科斯，1960），倘若产权可以得到清楚界定，那么交换将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科斯定理与瓦尔拉斯定理一样，实际上是说市场机制能够达到最优的社会资源配置，科斯的本意无非是强调交易成本的重要性。而界定清楚并得到良好保护的产权，是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因此，市场机制的精髓，就是产权制度。（1）只可以住不可以卖的房子的价值小于可以卖的房子的价值；（2）只可以种植不可以转租转包的土地的价值小于可以转租转包的土地的价值；（3）可以转租但是不可以买卖的土地的价值小于可以买卖的土地的价值；（4）只能务农不能务工的农民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小于可以务工的农民的人力资本的价值；（5）可以务工，但是不能留城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价值小于可以留城的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价值。

读到最后我已经在想该如何评价这本书呢，没想到最后一句太太的评价真是一语中的。“太太也嗔斥我这点 “理想主义的最后余晖”，然而仍经年累月包容支持我踽踽独行的旅程。” 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最后关于工业化与农业化的知识点引发了我一些思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边现在都在发生这样的农业中提升工业化的比例。有意思的是身边很多去搞农业的朋友，不知道他们是否弄清楚了这个问题

土地是一切要素的根本，而水资源又制约了土地的选择。人们在土地上生活，进而有了村落。村落间修建了提升效率的道路，商业交易频繁了，就有了城市。城市与村落的区别，除了道路与交易效率，还在于人口密度。换言之，人多了，就成了城。城市人口多了，就出现了承载力的问题，但从国际经验来看，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本书由徐远教授将曾发表于澎湃新闻的专栏文章再次梳理、集结而成。全书以城市的诞生、变迁及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化进程为主要内容，以人、地、城为三条主要线索，就城乡二元政策、三农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贫困落后的底层逻辑 —— 产权制度残缺→无法市场化→经济不循环→财富增值慢。感觉咱们的华夏文明应该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农耕文明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诞生了汉唐、明清等诸多强大王朝，长期占据着世界文明的主流位置。令人感到吊诡的是，恰恰是因为我们将农耕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才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以至于没能赶上工业革命这波时代浪潮，即便到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业国，人口的主体仍然是农民。为了尽快追上发达国家，中国快速启动了工业化转型，但一个传统社会，其他一切不变，一下子把大量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是不现实的。历史上的大炼钢铁、三线工程都实实在在的给我们上了一课 —— 国家的工业化转型没那么简单。在传统的认知框架下，大众的眼球更多聚焦在工业革命的硬核技术上，对法律、产权、金融等为代表的软创新关注不够。在这种认知模式下，中国的工业化转型难免要走一些弯路。从 1978 年起，我国推行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在制度创新、模式创新上取得了大量突破，这才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文中大书特书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亿万农民工进城等一系列现象 —— 实质都是在中国工业化转型大背景下，农民突破残缺的产权制度，分享工业化成果的不懈努力。建国以来，我们用 60 多年时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到 2012 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转型。农民在我国的人口占比从建国初期的 90% 以上，下将至 2020 年的 36%。通过转型，我国成功的将数亿人口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在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亿万农民离开了世代耕作的土地，离别了可爱的家乡，进入城市开始创造新的生活。如今，中国已经迈入了城市化的全新历史进程，但农业人口的转型之路远未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的不舍，感到他们转型的痛苦，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成长，感受他们成功的喜悦。我们更应该相信，无论自己现在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未来都要靠自己去打拼，勤劳善良的中国人终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全新的历史。

写书时不能为稻梁谋，好在现在好一些了。日子总是慢慢变好的。

纸本的书在多抓鱼上已经买了有两三年了，一直没空看。发现得到电子书上有，边开车边听，估计最多两三天就能听完吧。感慨这个时代，阅读的体验确实变了许多。从折叠度这个角度来看。纸质书只能够看，电子书还可以用来听，每天听本书更是增加了信息的密度，是更高级的折叠术。并且还可以折叠，就是看电子书上划线的评论留言，这个其实是更精华，并且有交互。我看到这本书划线与留言最多的一条原文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城市化。一语中的。这个认知的折叠太点晴了

#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 1719 本）#2024 年读书主题（九）社会学 - 城市化《人地城》（264）大家好！2024 年的管中窥豹读书计划再次升级，我们即将揭开 12 个领域、52 个主题的 365 本书籍，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用一年时间搭建知识体系大厦。今天我们从社会学的领域开始，选择城市化的主题书籍进行刷书，第四本是《人地城》，香帅推荐。以文学笔触，从经济学视角，为你展现城市变迁的历史图景。《人・地・城》是作者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城市化问题的时评文章集锦，内容涵盖城市起源、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粮食安全、农民收入、农村改革、工业化等诸多方面。作者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秉承社会学的关怀，用文学的笔触，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城市变迁的历史图景。本书适合广大对城市化、农村改革、中国经济发展感兴趣的书友阅读。2、精彩内容：①城市革命人类文明中最精彩的故事，大多是在城市里写成的，包括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重要性无需赘述，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经济增长，更没有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人们心驰神往的文学、艺术、建筑，以及津津乐道的宫斗和战争，也都在城市酝酿或者发生。旧石器往往是尖锐的，如矛、刀、斧，用于砍、挖、切等动作，适用于狩猎，捕鱼，或者耕种。新石器则多为 “容器”：瓶、罐、瓮、桶、钵等等。这意味着，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有了多余的食物可用于储存。陶器的出现，使得 “容器” 更加多样和好用。村庄出现以后，城市似乎就不远了。城市出现的另一个基本前提，是运输技术的进步。城市需要从外面运来很多的粮食，不但要求静态的储存，还要求动态的运输。对于早期人类而言，这无疑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②有容乃大 “储存” 还有一层更加抽象的含义，就是人们开始为 “未来” 考虑。一旦开始 “储存”，人们就不再仅仅关心今天的温饱，还可以展望明天了。用经济学的语言讲，人们的决策不再是 “静态” 的，而是 “动态” 的、“跨期” 的。古语曰：“有容乃大”。“容” 的意义可真是不一般，有必要花点笔墨强调一下。设想一下，古人类在疯狂的大自然面前，是很弱小的。冰天雪地，风吹雨打，对生命都是很大的威胁。能够存点余粮，遇到困难周转一下、坚持几天，生命的延续才成为可能，这对于个体存活、知识累积，都是很重要的。更广义地说，有 “容”，才有 “积累”，才有延续和进化。乡土社会的静止，或者还源于这样一种原因：人们手里的 “二亩地、一头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春天播种，秋天收割，是那样安稳、可以预测。放弃这样的收入，又有什么好选择的呢？佛曰：“已知” 是一种 “障”，阻止人们获取新的知识。“已有”，又何尝不是一种 “障”？何况，在新的技术革命以前，这种障碍真是很大的。有容乃大。比 “容” 更大的，是放弃。③容器磁体哪些地方能够 “有容乃大”，成为吸引人们来定居的 “磁体”，并且让人们 “不愿离去”，化 “他乡” 为 “故乡”，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版图，亦将决定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潜力。在人类的进化中，村庄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城市之前，村庄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容器。城市出现以后，村庄依然起到重要的承载、辅助、缓冲的作用。在村庄之前，墓地的作用则尤为重要，因为这是最早的人类聚集的场所。“磁体” 功能先于 “容器” 功能的出现，或者反映了人类的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需求。后来的演化中，情况变得复杂，反而不容易分解了。不过，磁体和容器两种功能并存，却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少小离家老大回”，就体现了 “故乡” 的磁体功能。至于容器功能，则不必多说。迄今为止的文明演化，都在乡村或者城市中完成。而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大多是在城市里进行的。

前半篇，感觉作者在吐槽，当看到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对工业化的理解，还是给了我眼前一亮的感觉，农民主导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家庭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崛起到城市化进程，如何解决后城市化时代农民问题，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希望通过顶层设计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给人感觉大家都在抓产业发展，其实多数在与耕地争权；抓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无非政府投资，抓亮点可以，却难以面上解决。总之还有很多问题，改革开放 30 年，农村耕种人员、农民工都从 20、30 岁接近 50、60 岁，懂种地的人、城镇化主力军的农民工逐渐老去，何去何从，农业工业化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依靠科技发展吗？仿佛短期内还是难以解决！

一、城乡差距是必然结果我国城乡差距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重视，人们对于我国城乡差距的事实认定并没有太多的争论。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 2009 年农民占总人口的 53%，但是农业产值只占到总产值的 10% 左右。假设农业产值全部归农民，且农民从农业中得到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40%，不考虑其他的转移收入，那么城乡差距就大概是 3.3:1。这里只是算一个简单的大账，许多因素例如税收和转移支付都没有考虑在内，但是这个账有助于展示一个基本的事实：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限制在农村，需要从土里刨食，不得不依靠进城打工赚取额外的收入时，城乡差距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逻辑上毫无奇怪之处。二、三农问题其实是一农问题由于工业的增长速度远快于农业，经济增长的主体是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城市是工业生产的天然场所，于是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而被限制在农村和农业中的农民被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无法（充分）分享工业文明的成果，收入增长缓慢就自然而然了。在城市经济和城市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反衬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被彰显出来，表现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因此，所谓的三农问题，其实就是一农问题，也就是对农民的限制问题。对农民的限制，集中表现在对农民的生产要素的产权限制：土地、人力资本、实物与金融资产。由于土地和户籍制度上的限制，农民对这三种主要要素的产权都是不完整的，因而无法充分利用这些要素赚取收入，积累资本。三、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期待改革开放的成就，归功于市场机制的引入与逐步完善，而市场机制的基础就是产权制度。虽然 1978 年以来的改革起源于农村，但是农村产权改革却是 "起大早，赶晚集"。随后的农村改革进展缓慢，土地、户籍等方面的改革严重滞后，没有在农村建立起完善的产权制度，市场机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这是农民贫穷和农村落后的根本原因。解决三农问题，减小城乡差距，要求推动新一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强化农民对土地的产权，松绑户籍制度，界定农民人力资本产权。所幸的是，这样的改革尝试正在成都、重庆等地进行。这新一轮的农村产权改革，有可能像 1978 年开始的旧一轮农村产权改革一样，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基础。

徐远教授讲述了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发展与背后土地制度的关系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 城市化能节省资源 而而非浪费资源中国在未来的城市化道路任重道远 农村土地制度 户籍制度改革恰好也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一个都市人倘若造访一个偏远的村庄，感觉到的一定是难以名状的宁静，就像一个老人在冬日暖洋洋的阳光下打盹。鸡飞狗叫之声越盛，这种宁静的感觉会越强烈。无他，这里的一切太慢了，时间几乎是静止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没有变化。2000 多年漫长的王朝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极慢中转瞬而逝的。乡土社会的静止，或者还源于这样一种原因：人们手里的 “二亩地、一头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春天播种，秋天收割，是那样安稳、可以预测。佛曰：“已知” 是一种 “障”，阻止人们获取新的知识。“已有”，又何尝不是一种 “障”？何况，在新的技术革命以前，这种障碍真是很大的。有容乃大。比 “容” 更大的，是放弃。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不仅有助于城市发展，还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资本与收入是一组对应的概念，对于二者关系的最早阐述可以回溯到欧文・费雪 1906 年的论著 ——《资本与收入的本质》（Fisher，1906）。费雪区分和界定了一组相关的概念：财富（wealth），服务（service），产权（property rights），资本（capital）和收入（income）。这一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简单概括如下：（1）财富是被人类拥有（owned）的物（material object），包括：土地和土地改良装置，合称不动产；商品，即动产；人类自身，包括奴隶和自由人。财富可以被转让（自愿或者非自愿），可以通过数量、价格、价值等方式来测度。（2）财富的使用，即财富提供的服务，是财富带来的合意的变化或者防止的不合意的变化，比如房屋提供居住的服务，大坝提供防止土地被水淹的服务，这种服务可以用数量、时间或者其导致的财富的变化来测度。服务和财富一样，可以被交换，有价格和价值。（3）产权是 “拥有” 和 “使用” 财富的权利。财富对应的是具体的对象，而产权是抽象的财产权利。面包是财富，而食用面包的权利是产权。（4）资本是一个时点上的财富存量，收入是财富在一段时间内提供的服务流量。资本与收入一一对应。（5）费雪的收入概念指的是实际收入，是资本提供的服务流，而不是货币收入，即得到的货币数量。后者是获得前者的手段。把货币收入算作实际收入，实际上是双重记账。（6）资本的价值等于资本预期能够提供的收入流的现值，这实际上提供了所有资本品，包括不动产、商品和人力资本的定价公式。需要注意的是，未来收入流的价值决定了资本的价值，而不是相反。（7）资本价值的贴现率，由人们在当期和下一期收入的替代因子，即不耐的程度，以及收入增加的速度和风险程度决定。贴现率随着不耐的程度、收入增加的速度、风险的大小和风险厌恶的程度而上升。9 费雪第一次完整论述了资本与收入的概念和关系。费雪的论述存在两点不足。一是，他对人力资本的论述一笔带过，在 20 世纪初，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人力资本的重视在半个世纪以后西奥多・舒尔茨（Schultz，1961）的论述中才显现出来。10 但是，费雪已经把人类自身归入广义的财富范畴，因为人可以提供服务，这里面已经有了人力资本的影子。二是，费雪对产权的论述较为简单，与在他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样，产权被简单定义为 “拥有” 财富的权利，这种权利在费雪那里是高度抽象的，其获取、保护、行使和转让的成本都被假定为零。而对于引入交易成本的考量，是在后来科斯（Coase，1937）的分析中出现的。

我读书少，能看到这样深入讨论人地城的书真的是三生有幸。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那就再也停不下来了。感谢徐老师，把思想盛宴分享给我们。我会再把徐老师的五本书看一遍。

作者对很多问题都有深入了解，找到问题根结

这本书系统梳理了我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和演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土地政策的变化。作者对农村土地改革投入极大精力研究，为自己的农村情节和土地情节做了学术上的升华。想了解中国土地制度，可以好好看看这本书。但本书有一个缺憾，没有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也没有对比国内外土地制度演变，特别是没有说清楚我国现存土地制度的根源。核心就是一条：为什么农民不能失去土地，换句话说，为什么不能让农民拥有土地的完全产权，完全自主的处置自己的土地。这个问题没说清楚，只是就事论事，将一些经济学理论套在我国的土地现实上。不得不说，差点意思。土地制度看起来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

身为农村人，第一次通过徐老师的书去感受农村，农村的人，农村的地。农民对土地的偏好应该就是现有土地政策导致，户籍改革，土地产权归属改革，希望能再快一些。有太多人在城里，心在农村想法的了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