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建安文学，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想到 “三曹”“七子” 等代表作家的诗文作品，或是慷慨悲凉的 “建安风骨”，而田著在第一章《瘟疫与诗歌：重新思考建安》就打破这些固有印象，让我们从源头上反思建安文学这一概念是如何生成的。作者提出，“建安” 是一个事后的建构，而且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经由三个环节完成的：曹丕《典论・论文》、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和萧统编的《文选》。论述从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场瘟疫开始。这场来势汹汹的瘟疫，剥夺了曹氏父子身边几位重要文人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的生命，给曹丕带来关于人生短促、立言不朽等触动，于是，他给好友吴质写了一封信《与吴质书》，悼念这些逝去的文士，并且作《典论・论文》，首次提出 “七子” 的概念。由此作者认为：“此次瘟疫对中国文学史最大的影响，就是曹丕在《典论》中创造出的‘建安七子。” 而且 “从一开始文学时期的建安就是一种充满怀旧的回溯和对于失去的哀悼”。这便是建构建安的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发生在两百年后，由谢灵运完成。南朝时期流行拟作，谢灵运作了一组名为《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的组诗，模仿七子（谢灵运笔下的 “七子” 采取的是陈寿《三国志》中的版本，与曹丕 “七子” 唯一的不同就是将孔融替换成了曹植。）的口吻分别写了七首诗歌，还模拟曹丕的口吻作了一篇序文。作者观察到，序文以 “建安末，余时在邺宫” 开头，她认为 “建安末” 就恰恰暗示着 “建安” 已经结束了，“通过暗示建安作为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这篇序文也标志着文学上的建安诞生了”。建构建安的最后一个环节，发生在萧统编纂的《文选》。《文选》中不仅收录了许多建安诗文，为后世塑造了建安文学的典范，而且在蕭统、萧纲写给属下的悼念故去属臣的一些信件和诗文中，随处可见对建安文学的回应。萧统写信给萧纲，曾感慨道：“明北兖、到长史遂相系凋落，伤怛悲惋，不能已已。” 一如曹丕《与吴质书》中的：“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萧统还曾作《宴阑思旧诗》，如曹丕一样在宴会的场合嵌入哀思，且最后两句 “一起应刘念，泫泫欲沾巾”，“应刘” 正是指曹丕曾经悼念的应玚和刘桢。正如作者所总结的：“通过编选集和选录建安作品，萧梁的皇子们完成了对建安的建构，并将其视作一面镜子，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

“赤壁之戟” 这四个字，其实是来自唐朝诗人杜牧的一首诗，叫《赤壁》。估计你也能背得出来，所谓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很明显，这首诗讲的是诗人杜牧对三国赤壁之战的想象。一支被折断的铁戟，勾起的是诗人对数百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战的遥想。

历史上人们对三国这个时代的想象，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如今我们普遍共享的三国想象，是不同传统交织在一起并且共同演化出来的结果。而这本书的内容，就是要为我们揭示和还原这么一个演化的过程。而且，在书的最后，作者还提醒我们，到了当代，三国想象呈现出了一些演化的新趋势，这点还蛮有意思的。

中国传统的学问向来缺乏明确的分类，无论是文学、地理、政治、经济还是技术，其实都能以历史为中心，构建出对人所生活的世界的某种描述。其目的大多是 “以史为鉴”，为君主的统治提供参考。但也正因如此，史书的记载也忽略，甚至是着意删掉了某些人之为人的维度，这些内容无用却有趣，散落在史书之外的角落里，散落在笔记、诗词甚至是戏剧中。历史从来动人心魄，但只有这些细节才能将个人与历史相连。毕竟有时候有意思比有意义有意思多了：）

1. 历史上人们对三国这个时代的想象，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如今我们普遍共享的三国想象，是不同传统交织在一起并且共同演化出来的结果。2. 三国想象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沉淀下了很多经典的片段，这些片段成为后世想象当中难以回避的内容；可与此同时，它依然保持着足够的开放性，能够让这些想象持续地生长下去。

写得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