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2.0知识分子不能只是“知道”分子
作者何怀宏(54)哲学博士,北大哲学系教授,全书上卷类似《人类简史》开端,又加了些中国文明起源加上古希腊文明介绍,下卷是近代西方文明,这本书属于文章编辑,以后应该交给 GPT 去完成。全书完全是个人读书随想,东拼西凑,东拉西扯的资料汇编,好像什么都说一些,又什么都没说明白。历史讲一些,社会学讲一些,卢梭讲讲,再讲讲萨缪尔森,索维尔的 “常态经济学”。 我们已经进入了 AI 时代,只要 GPT 训练过,整个互联网就是每个人的硬盘和个人大脑,掉书袋已经没用了,任何百科词条式的文字都没有营养,需要给出洞见,文明是什么?如果是全部知识的积累,是技术性的还是文化性的,都没有答案,唯一优点的易读,刷的很快。
2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260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可受控的多元化这本书的体量不小,涉及的知识范围宽广。作者何怀宏老师从价值观念入手,串联起古典和现代文明,在确保通俗易懂的同时也对一些近现代思想家的观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书中对古代文明的介绍相对简略,而把重心放在了现代价值体系的变迁上,对我来说也是更多地填补了关于后者的知识空白。这本书最让我惊艳的地方,就是作者对见识的重要性,作出了全新的阐释,这角度真的是鲜少在其他书中看到。以前我一直以为刘邦是农民或者小的官僚出身,而何怀宏老师直指刘邦原来是个游侠,多年的游历增加了他的阅历,所以当秦末动荡,沛县出现大变之际,众人会推他为首,这是因为大家知道他是知道外面的世界的,且知道游戏规则如何运转。类似现在突然成立一个跨国公司,股东们会优先考虑让有多年留学经验的接手,就算此人天份再差,毕竟也是看过那套流程的。再来看明朝的历史,发现朱元璋本身也是一个 “游人”,他是到处 “自由自在” 的游走,累积了很多见闻与见识,终于这些经验帮到了他夺得了天下。而朱元璋也是个门清的人,在得了天下了之后,为了防止他人学走他的经验,就设计了相当严酷的禁足政策,基本让所有老百姓的活动范围缩小为村,彻底的散沙化 静止化,人也就被定位在原子状态,无结社能力,无串联可能,基本破除了底层人滚动成大雪球的可能性。读本书能明白 “游士时代” 兴盛于诸国纷争之际,只有在这种时代,游士可以相对自由的横移与漫游,诸国都明白单单依靠本国的培养体系未必能培养出适合本国的人才,毕竟一国之力还是太单一,而敞开国门,招贤纳士,从单一走向多元,才能扩宽施政方针的选择面。“士无定主” 这才是中国文人该有的心态,这样的游士才是自由的,书上说是 “解放的”。游士虽然会面对缺乏固定收入的问题,但也能卸掉一国一家一姓的约束,他们就能破除缠绕在中国文人二千多年的求宿心态。据作者研究,司马迁记录的五十六个战国人物,竟然有四十四人属于广义上的 “游士”,最终让我们一些熟知的战国中的军事外交大戏的主角都是 “游士”。看来我还是得将儿子女儿扔出国门去,过一下盐水啊。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10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每日一书:《文明的两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文明的发展有一个从早期的 “同”,到 “轴心时代” 之后的 “异”,再到现代的趋 “同”,即一个 “同 - 异 - 同” 的过程。人类文明,主要是其物质方面,在现代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整个文明也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其成就是显明可见的,容易带来自豪;而其危机和挑战则多是潜在的,不易引起重视。在这样一个顶端的时刻,文明何去何从?至少,这文明是人类的文明,它是在人性的范围内发展,也是在人性的范围内自制。当前,人类科技与人文、人的控物能力和自控能力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恰恰提醒我们,是时候思考今人已经很少思考的人性问题了。而目前,人类可能面临的重大危险和机遇恰恰来自人类自身。人性中包含着一种理想性的可能,但也标识出一种可行性的限度,确定了我们所能期望和作为的大致范围。人性可善,人类向善,但人类是否可能普遍和无限地完善?单一方向的无止境的进步已经构成一种现代 “迷思”,不断地推动着高新技术和高调道德逾越人类可以控制与承担的范围。所以,循环的改善和不断的平衡之路并非不可以考虑。我们还可以考虑接受一种基本的普遍道德规范,以约束我们的行为,从而在价值追求方面作些调整,从一意追求提高控物能力和满足物欲、体欲转向精神的丰富和发展。“文明” 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周易》中有 “六见”,首先是指个人的一种内心光明、明澈、智慧的德性,如 “其德刚健而文明”。其次,也有将此德性引申、教化及推广到天下的意思,如 “文明以说,大亨以正”,“‘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以及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已经颇有今天 “文明”“开化” 的意味了,但主要还是在说人文精神和德性的推广与化成,不直接涉及物质和政治的文明。而且,在后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中,“文明” 这个概念没有特别地理论发挥。直到近代东亚世界大量翻译西方著述之后,“文明” 这个汉语词才被比较完整地用于接近英语 “civilization” 的词义。其实,在西方,“文明”(civilization) 的概念像今天一样地使用,也不是很早,而是到近代才开始流行。按照布罗代尔的解释,“文明” 这个合成词(法语:civilisation)先是于 18 世纪出现在法国,它开始还仅仅是一个法律用语,指称一种正义的行为,或者一种对刑事犯罪进行民事 (civil) 诉讼的审判;其现代含义 ——“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则出现得稍晚。布罗代尔指出,到 1670 年代,“civilization” 已经在英国流行,并取代了 “civility”(教养)一词,尽管后者历史更为悠久。德语 “Zivilisation” 则轻而易举地植根于德国,与更古老的 “Bildung”(教养)并行不悖。“文明” 与 “文化” 这两个词,意思接近,有时是可以不必严格区分的,如梁漱溟就时而这样使用。但是,为了更好地把握 “文明” 这一概念,我们还是要在两者的比较中加深对其的理解。第一,“文明” 与 “野蛮” 相对。“文明” 首先意味着一个普遍的历史过程,其范畴一般不会包括单纯采集狩猎的人类历史阶段;但 “文化” 却可以指原始社会的文化。如布罗代尔所言,在 1874 年爱德华・泰勒出版《原始文化》之后,人类学界越来越多地用 “文化” 来表述原始社会。现在,我们也会将一些地域的考古发现称作 “某某文化”。在现实的日常语言使用中,“文明” 还可以指一种彬彬有礼的,体现了文明进展成果,合乎礼仪规范,尤其是非残忍与野蛮的行为和活动。但这并不是一种完全的道德评价,“文明” 更强调的是行为礼仪方面。就内心而言,在有的思想家看来,原始人也许还要更为心地单纯或淳朴,乃至是 “高贵的野蛮人”。第二,与上面一条相关,“文明” 更强调共性、普遍性、普世性,而 “文化” 则更强调特殊性、差异性、民族性。也是因此,“文明” 比 “文化” 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包容性。当我们就一个地域或社会、民族、宗教说 “文明” 的时候,我们是就其共性而言的;而当我们说到 “文化”,就常常已经意味着多元了。文化总是一个复数,过去的文明在相互分离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复数,但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则越来越多地趋同,以致我们可以用 “人类文明” 或 “地球文明” 这样的概念来统括它。这时,和它相对而言的大概就是尚未得见的 “外星文明” 了。第三,“文明” 一定包含 “物质文明”,但 “文化” 却并不一定如此。与 “文明” 相区别使用的时候,“文化” 甚至更多的只是表示一种 “精神文化”“精神文明”。这在德语文化中尤其明显。第四,因此,在移植方面,文明的成果要比文化的成果容易得多。这在物质文明方面尤其明显,但久而久之,它也会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趋同,就像传播到世界的工业革命也会影响到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追求物质的观念上升一样。“文明” 的传递是 “明”,明白了之后很快就可以照着做;而 “文化” 的传递则是 “化”,大概非得有一个濡染、生长的过程不可。最后,“文明” 有一个确定的历史,有一个大致的共识,即一般都认为,人类文明是从一万余年前开始的,但人类文化却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历史。正是基于文明有确定的万年历史,所以,本书也才说 “文明的两端”—— 文明诞生的一端和文明现代的一端。
转发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评论3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在梁漱溟看来,对人生的基本态度有三种:一是奋力改造外界,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二是调和或调整自己的意欲与外界平衡;三是干脆取消自己的意欲。西方文化是采取第一种态度;中国文化是采取第二种态度;印度文化则是采取第三种态度。西方文化是努力向前的路径,中国文化是调和折中的路径,印度文化则是反身向后的路径。当然,梁漱溟也指出,西方文化在中世纪也曾走过第三条禁欲的路径,近代又回到了第一条路径。但这三条路并不是同一条路,而是方向完全不同,中国和印度如果各自按原先的路继续走下去,也永远不会走到第一条路径。三大系文化是由对人生的三大根本态度演成的。
1转发同时评论快速转发13分享「微信」扫码分享给这本书评了4.0文明的两端人们的行动、政策的后面往往是一套价值观。这里要讨论的 “愿景”(vision)也可以说是一种引导人们思考和行动的价值观。“愿景”,或者说 “理想”,引导我们的行为。而前面所说的是否重视常识和事实,也正是来自两种不同的愿景。在探讨愿景方面,索维尔主要著有三本书:《愿景的冲突》《圣化的愿景》《探讨宇宙正义》。索维尔认为,愿景可能是道德、政治、经济、宗教或社会的愿景。愿景冲突不同于利益冲突。当利益受到威胁时,直接受影响的各方通常清楚地了解问题是什么,以及他们个人将有何得失,冲突的各方可以由此谈判和妥协。然而,当存在愿景冲突时,那些受特定愿景影响最大的人会准备以任何代价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不同愿景的人们有时就像是两个星球上的人。当愿景不可调和地发生冲突时,整个社会可能会四分五裂。利益冲突主导着短时段,而愿景的冲突主导了历史。人们常常会变得根据愿景来理解自己的 “利益”。索维尔将愿景主要区分为两种,一种是 “无约束的愿景”(unconstrained visions)或 “圣化愿景”,另一种是 “有约束的愿景”(constrained visions)。提出前一种愿景的,有卢梭、潘恩、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葛德文、孔多塞、加尔布雷斯等;提出后一种愿景的,有霍布斯、亚当・斯密、联邦党人、柏克、马尔萨斯、哈耶克等。当然也会有一些处在中间的人。前者相信人性可以完善,甚至本来完善,关键在改变制度,只要进行社会改造,就可以有完善的新人或重回完善,为此,他们主张斗争、推翻、激进、全盘打破;而后者相信人性的改善有一个基本的限度,主张妥协、渐进、谈判和调和。在索维尔看来,作为价值观的愿景类似于引导我们的地图。愿景必不可少,却潜伏着危险,因此它们必须经受证据的拷问。我们不仅要看一个愿景的理论框架是不是精心构筑、前后一致,还得看它是否得到确凿的事实的支撑。愿景诚然是相当主观化的东西,但需要通过事实来检验它在客观上是否有效。近代以来的社会愿景都指向平等。但 “有约束的愿景” 所期望的平等是过程的平等,用柏克的话说就是,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但不等于事实上的平等。而 “无约束的愿景” 则最终要指向结果的平等,如孔多塞认为,“真正的平等” 要求通过社会政策来尽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异,为此,就需要考虑是否对特定社会群体给予一种补偿性的偏爱。知识分子和愿景有一种特别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仅参与塑造愿景,往往是愿景的开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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