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化退市对于资本市场发展意义重大。一是可以保护投资者权益，优质资产比例更高有利于投资者买到优质资产。二是可以净化资本市场，优化资本市场环境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给成长性好的企业留出更多空间发展，更多机会上市。三是规范化资本市场管理，惩戒重大违法企业，对存在财务造假、欺诈发行等行为的上市公司予以退市处理，增加对合法运营的激励。四是实现 A 股上市公司数量的动态平衡，优化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常态化退市的法规和监管机制的完善，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向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看齐，形成一个 “能上能下、有进有出、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的资本市场。

#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 844 本（117）#《财经 2022 年第 8 期》🚢4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出台。《意见》提出，中国将从基础制度建设、市场设施建设等方面打造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明确要建立统一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经济循环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等，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地方保护主义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行业发展。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不同城市颁布的不同政策为企业带来困扰。曾有业内人士对媒体表示，企业介入到每一个城市推广新能源汽车都要研究当地政策，特别是补贴政策，这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一些企业和业界人士也呼吁，建立统一大市场就要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各地区不能搞限制外地企业发展的 “小循环”，更不能搞地区封锁、地方保护的 “内循环”，应尽快全面清理歧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外地企业等的各类政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告诉《财经》记者，“统一大市场” 的内涵是全国一盘棋，形成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市场引擎，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已经迈入了新发展阶段，过去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了。在这个阶段，我们要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凭借最强大的市场应用场景和需求带动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一辆汽车由一万多个零部件构成，少了发动机活塞、雨刮器等任意看似不起眼的零件，都无法生产。涟漪扩向全国，中国汽车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供应链危机。从生产和消费等多重维度，汽车都是中国经济当之无愧的支柱产业，3 月至今，吉林、上海等中国汽车工业的核心区受疫情封控多时。上海聚拢了大量海外零部件企业总部、吞吐量巨大的港口和科研院所；吉林则有中国一汽的五大主机厂、千余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工厂停工之外，物流环节也在受阻，工厂无法进料出货，这场蝴蝶效应最终由点及面波及中国汽车业。🚢“研发不是闭门造车，多工种、强协同的环境和机制才能保障传统研发周期。现在研发周期已经被压缩得很短，趋近于极值，如果核心人员临时改为居家办公，对产品试制和产品发售各个环节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或许研发确认环节晚一天，会导致最后新车上市节点晚几周甚至几个月。物流上，有些主机厂更换了仓储基地，一方面牵动巨大成本，另一方面疫情躲无可躲，资金占用和机会成本巨大。销售上，线下的人流量减少，获客成本增高。” 桂灵峰认为。🚢如果说疫情是一只不可预测的黑天鹅，那么持续性的原料涨价和关键零部件短缺，则是一只长期存在的灰犀牛。当疫情吸引所有人目光时，汽车供应链早有待愈的旧伤。2022 年春天，由于原料连续涨价，汽车市场出现两次大规模涨价潮。第一次涨价仅限于新能源汽车领域，3 月有近 20 家新能源车企宣布涨价，涉及车型近 40 款。其中特斯拉在一周内三次涨价，单次涨幅高达 2 万元。🚢芯片断供凸显汽车供应链短板 —— 其影响之大、时间之长，很大程度上可归咎于生产链条过于冗长。一块车载芯片生产周期长达 24 周 - 26 周，有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四个步骤，涉及到多个国家的多个企业，一旦其中一环出现意外，芯片供应就会受到影响。直到现在，芯片供应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我们应该查缺补漏，采取合适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争取以最小代价顺利进入下一个周期开创的新康波时代。同时，新的均衡期必然带来新的社会思潮。我们正在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化到数字经济时代，一些旧范式必然会被突破，必须适应新时代和新范式，才能不被这个时代抛在后面。

一本杂志，一点收获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需要新思想、新理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的新起点和新阶段，以及百年未有大变局带来的重大变化的研究和判断，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思想回应，是对时代特点的阐释。

本期封面文章关于疫情下的汽车供应链保障问题。疫情影响巨大，政府和企业在积极协调救助，但汽车业供应体系的沉疴不应被掩盖，整个行业的供应链思维在疫后面临再造。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疫情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灰犀牛事件。疫情将在一定程度改变供应链模式

此书值得拥有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思考如何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诸多挑战。不过，在内心深处，不少人还是倾向于认为人口老龄化相对而言是个慢变量，与经济增长和就业等相比是 “不急之务”。最近两三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及其所带来的挑战，可能比人们预想得要快要多，需要各方引起重视，及早应对。当一个社会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人们更习惯于将资源投向更具生产力的人群，以求得投入产出最大化。毋庸讳言，更具生产力和消费力的人群，其发言被倾听和重视的优先级也更高。作为相对 “弱势” 的群体，中国的老年人大体而言比较隐忍低调，因此也更需要从政府到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关怀和资源投入。作为一个大的系统，社会的有序顺畅运转有赖于作为一个个子系统的亚社会群体的机能维持在正常状态，任何一个子系统状态的失常或失灵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转，甚至会导致其局部宕机。同理，在一个社会应对各种挑战时，真正决定其应对效率的是短板人群。比如一些地方老年人群体疫苗接种率偏低，就让人们在应对疫情的反复时面临这样那样的掣肘。常言道功夫在诗外，今后人们应该在平时积极主动加大对老年群体的投入，包括医疗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投入，这样就能更好地未雨绸缪，在应对公共卫生挑战和社会突发事件时更从容不迫。协调老年群体这个子系统与社会整个系统的运转衔接，让资源的导入更顺畅，让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爱更精准地落到实处，离不开包括社区工作者和来自社会的志愿者等群体的居间服务。近年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进一步凸显了充实社区卫生资源、尽快推进分级诊疗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还要加快推出一批网点分布合理的老年专科医院，避免老年人扎堆去大医院，造成公共医疗资源的挤兑。居家养老为主，还是社会化养老为主，要结合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状况，不宜一刀切。如果我们能够以社区为依托，实现居家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有可能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和谐养老之路。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社会养老，无论是增加家庭医生设置，还是充实社区医疗，都需要有关方面加大与之配套的适老型事业人力资源培养建设，比如在一些职业学校增加老年护理专业等等。今年以来，关于超龄农民工被清退的新闻屡屡见诸各媒体端口，从而引发了人们对农民工老龄化和农村养老事业的关注。如果说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更多关注农民工后代如何在城市落户的问题，那么当前这些 “献完青春” 后的返乡农民工如何妥善养老的问题，就成为更具意义的问题。由于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和农地经营权转包经年，返乡后的老年农民工基本无事可干，难以发挥更多余热。近年来由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前多由老人看顾的留守儿童也大多转到县城就学。几种情形相叠加，返乡老人大多陷入孤寂无聊少人照顾的状态。年轻时攒下的身家大多给孩子在农村盖了房子或资助其在城里购房，导致他们手中的养老钱并不多。考虑到多数地方新农合的实际水平，大部分老人身处低水平养老的状态。为了弥合城乡养老差距，应一方面在有条件的地区提高新农合水平，或者适度加快城乡养老并轨，一方面考虑在尊重农村老人意愿的基础上适时适度推进乡村乃至县乡集中养老。这样有利于提高公共资源对农村老人的覆盖面积和力度，也有利于国家和社会资源导入乡村养老事业。之前一些地方集中居住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源不在于集中居住，而是因为一来不尊重农村居民意愿，二来急于通过集中居住换取农民手中的土地。如果将集中居住养老与土地置换脱钩，并辅之以医疗养老资源的配套，可以想见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是乐见其成的。

最新国际国内市场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