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偏离正常逻辑很远。” 本书以资治通鉴为鉴，上卷开宗明义解读了司马光的写作意图、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秩序观，下卷以史为鉴论述了自我剖析、认识他人、团队控制力、合理计划。不同于熊逸和华杉老师的全览讲透，姜鹏老师打散历史以用为用，无意中勾起我对新朝、魏晋、隋唐、五代十国的妙趣，读不完的资治通鉴，学不尽的历史智慧。

《资治通鉴》的成书条件很苛刻，它对主编人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得是一位大学者，历史学功底很深厚，才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其次，这位主编还得懂政治，因为《资治通鉴》直接为治国理政服务，它是有政治导向功能的，只懂历史不懂政治的学者，编不出这样的书。第三，如果司马光把精力全部用在政治上，那也不行。宋神宗即位之初，大家都在猜测，新皇帝会任命谁做宰相？最热门的两个人选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如果当时被选中的是司马光，那他哪有时间来编《资治通鉴》？所有的时间都要消耗在处理既复杂又琐碎的政务上了。经典往往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资治通鉴》当然符合这个条件。后来续写、模仿《资治通鉴》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像《资治通鉴》这么成功，这么出名的。原因就是成书条件过于苛刻，还是那 3 条：第一，大学者；第二，懂政治；第三，有闲暇时间。第 4，要确保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后不受打击。这可太难了。古往今来，同时符合这么多条件的，只有司马光一人，没有第二个。“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第一个字是 “初”，表示初次或开始，看似是个中性表达。但在中国古代的历史编写规则里，这个 “初” 字很多时候意味着一个糟糕局面的开始。在孔子编修的《春秋》里，一旦出现 “初” 字，往往一件坏事要开始了。所以司马光用 “初” 字起调，也是在学习孔子编修《春秋》的笔法，告诉读者，不好的局面将要拉开帷幕。在《资治通鉴》里批判的重点并不是魏、赵、韩三家，恰恰是那个被省略的主语，也就是周天子，周威烈王。魏、赵、韩三家瓜分晋国，他们僭越属实，的确有错。但他们做的错事，居然获得了周天子的认可，周天子同意让他们升级为诸侯。也就是说，对于消灭原有国君、瓜分领土这么一件离谱的事情，周天子不仅没有谴责、惩罚，居然还给予褒奖，那不是鼓励犯罪吗？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这是《资治通鉴》的著名金句之一。所谓 “才者，德之资也”，意思是说，对一个有品德的人来说，才能是他的资本，能帮助他把事做得更好。而人的才能，必须由品德驾驭，才可以确保发挥在正确的用途上，这是 “德者，才之帅” 的含义。只有当一个人拥有了品德，才知道什么是理当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一个有才无德的人，靠着才能去干坏事，比一般人更具有破坏力，就像智伯这样。所以，离开了品德的才能，未必是好事。曹氏统治者片面强调才能，缺乏对忠诚和品德的关注，因此和人才之间只是利益交换关系。当可交换的利益穷尽，或者有人可以给出更多利益时，这些人才就会见风使舵，另投新主。这是 “以利聚人，利尽则散” 的道理。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再来反思，要长时期维护一个社会的稳定，想要拥有良好的社会秩序，真的仅靠才华就可以做到吗？你还觉得司马光的 “才德论” 迂腐吗？短期看，曹操 “唯才是举” 很有实效，《资治通鉴》也如实记载了，司马光依然坚持道德优先论的原因是，他和曹操的问题意识不在一个层面上。汉武帝时期的酷吏义纵 “专以鹰击为治”，丝毫不考虑法律，一心想着怎样用手段。那么义纵的准绳、底线是什么？他的准绳就是皇帝的心意，只要皇帝认可的，就是可行的。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是在为朝廷解决问题，不用顾及法律。朝廷把他调到定襄郡的潜台词他心里十分明白，就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难管，自己要用各种手段完成朝廷交代的任务。这会导致什么后果？百姓会心甘情愿地被这样的酷吏统治吗？恰恰相反，当时酷吏纵横，各地暴虐的郡守很多，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百姓反而变得不害怕犯法了，因为不管如何小心，都很容易被酷吏陷于法网，受到重罚。既然如此，不如破罐子破摔吧。所以很多百姓啸聚山林，铤而走险，攻打城邑，抢夺兵器，甚至释放牢狱里的死囚，杀戮地方官员。隋炀帝试图在短短数年内完成修建大运河、疏通河西走廊、征伐高句丽等大工程，每一项举措都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动辄抽调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壮丁，那还有多少劳动力能留在农田上呢？劳动人口的稀缺导致社会经济衰退，必然造成恶性循环，势必给民众带来巨大压力，引爆社会矛盾。

资治通鉴也是一本奇书，可以和史记比肩，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往往资治通鉴的选材和议论，无不反映出司马光的政治理念。通常，司马光都被认为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王安石的激进改革派相比，司马光的路线更多是崇古。但是反过来，王安石的改革也是为了为皇帝搞钱，而司马光则更多是在坚持原有的政治传统。

【格式引文】姜鹏著。蓝狮子.2024:3. 得到电子书：https://d.dedao.cn/FcAu8HKMVtv6y52P 谈到中国传统史学，在引导人们 “以史为鉴” 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著作，莫过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这个书名就含有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的意思，它是古代皇帝与士大夫治国理政的借鉴。《资治通鉴》讲述了从战国到五代长达 1362 年的历史，其间统一与不统一的王朝、政权有 40 个左右，称皇帝者 250 余人，作者用编年方法一气呵成，可谓博古通今，看尽兴衰成败。但我们 “以史为鉴”，是不是买一套《资治通鉴》，一个个故事读下来就可以了呢？也没这么简单。《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史学家，他生活在宋朝，他的首要身份是政治家。除了编著《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熟知的事迹还有作为保守派士大夫领袖，对抗王安石变法的行动。《资治通鉴》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在反对王安石新法的过程中编写而成的。宋神宗启用王安石为宰相之后，司马光在政治上就被边缘化了，之后他离开首都开封，在洛阳居住了 15 年，这 15 年就是《资治通鉴》成书最重要的阶段。

有启发 10 句话 1. 历史讲述必然带有主观性，只是有的高明，有的拙劣 2. 学历史要有一种意识，每一个虚假故事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真实的意图 3. 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 4. 对待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要心存警惕，慎开先例，以免让不正之风借机酝酿，到了后期泛滥的时候，就难以控制 5. 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讲宋朝，但处处都针对宋朝的时事，需要读者仔细挖掘 6. 根据当前的立场或者当代意识，重新解释历史是历史书写的常态 7. 历史不可能只是过去的真实投影。因为历史学家总是借助历史，讲着自己想讲的话 8. 不要轻易破坏规则，一旦规则可以随便破坏，眼前来看你得利了，但终有一天你会被破坏的游戏规则所伤害 9. 宦官是皇帝的家奴，所有权力都是皇帝赐予，而且宦官俗称 “一命人”，没有子嗣传承，一般来说不会有觊觎皇位的野心，这是历史上很多皇帝宁可信任宦官，也不信任朝臣的根本原因 10. 初心很好，但当方案落地的时候，总是忽略底层百姓的感受和利益，最终导致了一系列不好的后果重点整理 1. 历史讲述必然带有主观性，只是有的高明，有的拙劣 2. 任何一部作品，之所以会诞生于某个时代，一定有支撑它诞生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也会在经典著作上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记 3. 宋朝统治者的选择是：确立文治导向，也就是建立以文官为主体的国家管理模式 4. 科举制的盛况推动了教育发展，改变了很多老百姓的教育理念。从百姓的角度看，一年到头辛苦种田，就只有这么点收入，社会地位也不高，要是能够顺应潮流让孩子去念书，改变家族的地位，这不是很好吗？读书，参加科举，就成为当时社会中上阶层的不二选择 5. 学历史要有一种意识，每一个虚假故事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真实的意图 6. 宋朝人之所以热衷于编纂 “以史为鉴” 类的书，一定是建立在相信 “以史为鉴有用” 的观念基础上。这个观念在宋真宗时代已经深入人心了 7. 想了解一部经典的成书背景，一般有两个步骤：一是考察这部书诞生的时代背景二是研究这位作者的人生经历 8. 资治通鉴的成书条件很苛刻，那 3 条：第一，大学者；第二，懂政治；第三，有闲暇时间 9. 资治通鉴的特点简明扼要，用极为精练的笔触，给我们勾勒出了 1300 多年的历史大脉络对历史的取材标准紧紧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4 项原则展开，不取没有实践意义的内容能给读者创造一个看待事物的视角：用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的眼光审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10.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本就有特定的目标读者，那就是皇帝，以及协助皇帝治国的高官们，所以司马光编史书的目的性是很强、很明确的 11. 司马光的选择提醒我们：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 12. 往往越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当代意识越强，让历史和他所处时代联动的能力也越强 13. 当两种意见产生冲突时，哪一种意见的论证过程被司马光选中并写进《资治通鉴》里，就意味着司马光赞同哪种意见 14. 百姓的满足感是判断一个社会治理绩效的重要标准，而财富分配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正是老百姓生活满足感的重要来源。从这个角度看，与王安石高谈经济发展不同，司马光更注重分配正义 15.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民间借贷利息太高，真正去借钱借粮的农民是少数。但政府放贷一旦形成法令，地方官员就会为了政绩而 “创造” 出 “需要” 青苗钱的群体 16. 类的历史昭示，没有一个太平盛世是全靠人为设计出来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全知全能的人，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外交，是一个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方案出台后，往往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衍生状况会发生。王安石变法也应验了这条规律 17. 藏富于民，让老百姓生活安乐，是统治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8. 在司马光、范祖禹这类学者看来，多数帝王将相更容易感受到开疆拓土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不太懂得藏富于民、官民相安无事的意义。所以要一再重申藏富于民的重要性，这是典型的儒家财富观，是建立在儒家民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观。在这类思想家看来，国家的财富分配政策，不应该是有权力的人用来满足私欲的工具，而是要让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弱势群体也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的方案 19. 国家治理得好坏，民生才是根本。如果醉心于开疆拓土，毁坏民生，那一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皇帝。可以说，历史上这么干的皇帝没有一个会获得成功 20. 战争最困难之处并不是如何开始，而是如何结束。一旦战争机器开动起来，再想让它停下，就很困难了。更何况那些充满野心的帝王，在战争的过程中会逐步忘掉初心，忘了最初为什么要打仗，战争目标会随着战争进程而偏移 21. 如果你是一位投资人，一位企业家，一位管理人员，在你的事业版图中，难道一味扩张就是好事吗？如何处理进取与稳健之间的关系，难道不值得思考吗？再下沉一点，说说普通人的生活。最初，很多人努力挣钱的目的是改善生活，促进家庭和睦，但挣着挣着，你最初的那个目标还在吗？当手段变成目的，甚至被手段绑架的时候，你的生活还好吗？ 22. 对待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要心存警惕，慎开先例，以免让不正之风借机酝酿，到了后期泛滥的时候，就难以控制 23.《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讲宋朝，但处处都针对宋朝的时事，需要读者仔细挖掘 24. 中国古代的历史编写规则里，这个 “初” 字很多时候意味着一个糟糕局面的开始。在孔子编修的《春秋》里，一旦出现 “初” 字，往往一件坏事要开始了。所以司马光用 “初” 字起调，也是在学习孔子编修《春秋》的笔法，告诉读者，不好的局面将要拉开帷幕 25. 凡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第一个出来称王称帝的一定会最先被消灭 26. 司马光通过选择、编排史料，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故事当中，这是司马光的高明之处 27.《资治通鉴》展示的是这样一个道理：规则一旦形成，就不应该以个人的好恶进行随意的修改。不能因为喜欢某个人而不顾规则，同样，不能因为讨厌一个人而剥夺他符合规则的权利 28. 规矩不仅仅是工具，它就是目的本身。也就是说，如果要达到真正的文明，那么遵守规则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去遵守规则。完全用工具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规则，是不正确的 29. 如果人们想生活在一个更自由，更容易掌握自己的世界里，就需要清楚规则是什么，然后按规则做事。很多人喜欢说，人是活的，规矩是死的，你们读书人就是不懂得变通。这句话听上去很聪明，但古往今来，总有很多人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只强调达成目的，不重视手段的正义性，最终造成了众多负面的结果 30. 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越是重视道德，越是珍惜自己的声誉，它的维护、运转成本就越低 31. 根据当前的立场或者当代意识，重新解释历史是历史书写的常态 32. 历史是现在和过去的对话 33. 历史不可能只是过去的真实投影。因为历史学家总是借助历史，讲着自己想讲的话 34. 诸葛亮之所以采取积极作战的策略，恰恰是因为蜀汉在 3 个政权当中最弱小。正因为弱小，所以必须积极为自己创造机会；弱小而又消极，那只有死路一条。很明显，呈反比例关系。实力越强，安静是最优方案；实力越弱，越是要折腾 35. 以史为鉴，不能盲目地照搬某一方的态度、策略，而是应该先弄清楚自己是谁，剖析自身所处的状态跟三方中的哪一方更接近，然后再选择相应的史实来借鉴 36. 以史为鉴的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剖自己。同一个方案，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效果。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况下，可能需要不同的方案 37. 一名领袖必备的素质：成大事者，不图小利，这是创业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要有明确的目标意识 38. 除了明确的目标意识外，成功还需要具备另一个要素：坚定不移地走向目标的毅力和行动力 39. 人类历史上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以少胜多的战役，是因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需要空间。有时作战空间有限，即便有 10 万大军，也没办法全部排开，无法将所有士兵充分利用起来 40. 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事，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刻意谋求成功，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会损害原有基础。另外，过分期待成功的心态，容易引诱人犯错 41. 奋进、创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无论是出于志向，还是出于贪欲，一般人都会觉得争取得越多就越有利，却忘记每个人的能力和承受力都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得到所有想要的东西，也不可能做成所有想做的事，这是常识 42. 在一开始，他就给自己划定了一个边界，尽管看上去很保守，事实上是给自己的事业减少了很多不确定性 43. 李密从未有系统性的或重大的决策错误，只是时势所迫，留给他的选择空间并不大。另外，一旦试图利用某种优势，也必然被这种优势所捆绑，粮仓之于李密，正是这种关系 44. 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动机的外在表现，当你想清楚了一个人的动机，想清楚他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再去判断他的行为路径，思考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怎么做，就会变得轻松、准确多了 45. 曹氏统治者片面强调才能，缺乏对忠诚和品德的关注，因此和人才之间只是利益交换关系。当可交换的利益穷尽，或者有人可以给出更多利益时，这些人才就会见风使舵，另投新主。这是 “以利聚人，利尽则散” 的道理 46. 司马光总结的教训是通则，是放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意义的原则，而不是基于某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经验 47. 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曹操的 “唯才是举” 是临时性策略，针对的是当时天下大乱、人才匮乏的特殊情况，所以它是 “权”，也就是一种机变 48. 曹操的 “唯才是举” 是有效、有意义的，但如果只把眼光局限在由曹操主导的那二三十年历史，而不去关注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间的前后联系，更不关注上千年历史的共性，就会变得如 “夏虫” 一般见识短浅。这就是为什么读史要 “通”，通下来以后才能前后反复琢磨，得出更为准确的历史教训，总结出更为本质的道理 49. 不要轻易破坏规则，一旦规则可以随便破坏，眼前来看你得利了，但终有一天你会被破坏的游戏规则所伤害 50.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很难建立，却易于拆毁。反之，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猜忌，却是非常容易引发的，而消除已经形成的不信任，那更是难上加难 51. 权力结构的平衡是由各方妥协形成的，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要求占有强势地位的一方妥协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只有当强势一方主动妥协的时候，平衡才有可能达成 52. 宽容是人和人之间交往中非常重要的品质。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把每一件事都做得正确无误，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一位团队领袖，对每一个错误都斤斤计较，毫不宽容，那就很难成为优秀的领导 53. 如果非常理想化地设想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非常光明的，这是异想天开。既然不可能，那就要面对人性具有黑暗面这一事实，承认它，包容它。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要再把矛盾摊到台面上，使之激化，制造新的恐慌 54. 刘秀这一招很高明，看都不看，全部烧掉，不拿捏他人的任何把柄，好让他们安心。刘秀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对懦弱的人性给予了同情与理解 55. 宦官是皇帝的家奴，所有权力都是皇帝赐予，而且宦官俗称 “一命人”，没有子嗣传承，一般来说不会有觊觎皇位的野心，这是历史上很多皇帝宁可信任宦官，也不信任朝臣的根本原因 56. 隋炀帝通西域和修运河有类似之处，即都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却没有把握好行事节奏。再加上为满足帝王展示 “伟大” 的私欲，很多有意义的历史事件也会走向其反面 57.“初心” 很好，但当方案落地的时候，总是忽略底层百姓的感受和利益，最终导致了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第一，《资治通鉴》简明扼要，用极为精练的笔触，给我们勾勒出了 1300 多年的历史大脉络。《资治通鉴》上接《左传》，从春秋战国之际的三家灭智伯、三家分晋讲起，中间经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直讲到公元 959 年，也就是宋朝建立的前一年为止。这 1300 多年的时间跨度，耗费了多少笔墨呢？300 万字左右。光看 300 万这个字数，当然是皇皇巨著了，但平摊到 1300 多年，平均 1 年才分到 2000 多字。比如汉武帝这一朝，长达 54 年，时长在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康熙和乾隆在位的时间，但是《资治通鉴》只给了他短短 6 卷篇幅，平均 1 卷要讲 9 年发生的事。汉武帝时代的史料多么丰富，打匈奴、通西域、强皇权，内政外交有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讲述。但《资治通鉴》只给了 6 卷篇幅，每卷不过 1 万多字。惜墨如金这一特点，在《资治通鉴》中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如此吝惜笔墨？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里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迁、固” 分别指《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史记》和《汉书》是 “二十四史” 中最靠前的两部。在司马光时代，“二十四史” 中的 19 部已经完成了，每部书都是几十万字或者上百万字，比如《汉书》80 万字，《史记》也是 50 多万字，内容庞杂，19 部史书全加起来，得有上千万字，连职业读书人都不一定读得遍。今天大学里文史专业的教授们，通读过 “二十四史” 的已经很少了。更何况是古代日理万机的皇帝呢？所以史书的篇幅必须精简，重心也得突出，尽量减少无效信息。为此，司马光不仅要对以前的史料做大量删节处理，还要融会贯通，形成独立的、自成一体的讲述风格。用司马光自己的话说，就是要 “删削冗长，举撮机要”，把烦琐的事情删掉，把最重要的信息拎出来，另成体系，帮助读者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对于 1300 多年的长时段历史来说，《资治通鉴》这样的处理方法，还能让历史发展最重要的脉络变得更加清晰，重点更加突出。因为《资治通鉴》是编年史，要按照年代的发展，给读者讲述每个王朝兴衰成败的过程，删除那些虚言浮词，也就去掉了很多妨碍我们洞察历史本质的干扰项，让读者直接面对影响一个时代兴衰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以汉武帝时代为例，有个名人叫司马相如，他和卓文君之间的爱情故事惊天动地，被收录进了《史记》，但《资治通鉴》里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再精彩，也和汉武帝时代政局的波澜壮阔无关。那么，《资治通鉴》删、取历史事件的标准是什么呢？司马光所认为的历史重点又是什么呢？这就要讲到《资治通鉴》第二个特点，对历史的取材标准紧紧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4 项原则展开，不取没有实践意义的内容。举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唐朝的描述是最详细的，篇幅占比最大。两汉 400 多年时间，只给 60 卷篇幅，唐朝历时 300 年不到，给了 80 多卷篇幅。这是因为从时代上说，唐朝离宋朝近，史料更丰富，历史经验也更具备借鉴意义，所以《资治通鉴》给它更多篇幅。更令人惊讶的是，《资治通鉴》所有讲述唐朝的章节居然完全没有提到李白，这可是盛唐的标志性人物呀，《资治通鉴》居然把他遗漏了？原因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一样，李白的才华与治国无关。司马光的《进〈资治通鉴〉表》里有一句话，足以说明这部书的取材标准：“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也就是说，对于《资治通鉴》来说，所有和国家兴衰、生民休戚没有关系的历史事件，都不在取材范围之内。当然，古人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体的，一个合格的国家治理者，必须先过修身、齐家这两道关，所以《资治通鉴》也包含修身、齐家的内容，这些被看作是培养治国能力的前提。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本就有特定的目标读者，那就是皇帝，以及协助皇帝治国的高官们，所以司马光编史书的目的性是很强、很明确的。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他的名字在《资治通鉴》里被提到了一次。因为杜甫的诗，跟家国兴衰、社会治乱有紧密关联，被称为 “诗史”。安史之乱以后，他写了很多有家国关怀的诗，所以后世的政治家们有时候触景生情，也要吟诵一两句杜甫的诗来应景。不过杜甫本人的事迹依然没有在《资治通鉴》里出现，毕竟他仍是一位诗人，而非政治家。也许有人会问，现代已经没有皇帝，也没有王侯将相了，这部 “皇帝教科书” 还有什么现实价值？尤其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阅读它的意义在哪里？时代虽然变化了，治国理政这个概念听上去的确比较遥远，但其本质上就是今天的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有必要学习的。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想要提高管理效率与质量，掌握更多的管理技巧，还是普通人尝试管理自身，分配精力，积累待人处事的经验与智慧，都能从《资治通鉴》收录的故事中获得启发。虽然历史在多数时候属于大人物，王侯将相的身份有特殊性，但人性总是普适的。如果能活学活用，抛开具体的现象，提炼其中普遍适用的规律和道理，这部往昔的 “皇帝教科书” 一定会对今天的普通人产生很大帮助。《资治通鉴》的第三个特点，是它能给读者创造一个看待事物的视角：用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的眼光审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曾经有读者问我，《史记》和《资治通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会这样说：《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要理解这一点，先听我讲一个故事。《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过一个非常著名的 “商山四皓” 的故事。留侯就是汉高祖刘邦最重要的谋士张良，“商山四皓” 指的是 4 位隐居在商山的老人。“皓” 指白头发，用以指代老人家。因为刘邦宠爱戚夫人，晚年时，他想废掉原来的太子，也就是他和原配夫人吕雉生的儿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郁闷而惶恐的吕雉找到张良，请他支个招，张良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刘邦什么都搞得定，就是搞不定 4 个人。这四人就是 “商山四皓”，他们一致认为刘邦是个没文化的流氓，所以逃匿山中，决然不为汉臣。和普通人的心态一样，刘邦面对自己搞不定的人，会越发仰慕。张良就建议吕雉，如果诚心诚意去请，4 位老人念在安定朝局有利于天下的份上，应该会下山。等他们来到朝廷，就让他们时时跟随太子。刘邦知道以后，必然会因太子能感召这 4 位高人而对太子刮目相看，说不定就能保住太子的位置。吕雉按照张良的建议去做，果然请到了这 4 位高人。下山后，4 位老人跟随太子出席了一场重要的庆功宴。《史记》中，司马迁首先用简洁而有力的文字描写了四人的外貌：“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 如果不注明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笔下，有些读者大概会误以为他们是从《西游记》里出来的老神仙。在通报姓名之后，刘邦才知道这 4 位形貌奇异的老人，原来就是自己仰慕已久却始终召请不至的 “商山四皓”。刘邦便问他们，为什么不理他这个皇帝，却愿意跟随太子？四老的回答直接爽快，坦率地批评刘邦是个没有文化且言语粗鲁的人，太子的情况就不同了，四人用 6 个字评价太子刘盈：仁孝、恭敬、爱士。表示只有太子这样高素养、高品位的人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四老还用一句 “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把太子在天下高洁之士心目中的形象抬得很高。听完这番解释，刘邦深感无奈，只能说，那以后就麻烦你们好好管教、保护我这个儿子吧。四人敬了刘邦一杯酒，起身就走了。刘邦在目送他们离开的过程中，把戚夫人叫到身边，指着四人的背影对她说：你看，连我都请不到的人，太子却能轻松召唤，看来太子羽翼已经丰满，废不掉了。“商山四皓” 在短短几句话间，就推翻了刘邦的打算。仔细一琢磨，这 4 位老人其实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不懂礼貌的刘邦数落了一通，而不可一世的刘邦就这么放弃了更换太子的计划。这是《史记》记录的故事，司马迁用它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没有成功废掉太子。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足以令读者倾倒。但奇怪的是，《资治通鉴》同样关注刘邦晚年的太子之争，却并未采纳这么著名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大家仔细想想，不觉得这个故事太富有戏剧性了吗？刘邦性格刚猛伉厉，狡猾反复；他不读书、没文化，轻视儒生；不畏舆论，关键时刻甚至会用亲人的性命做赌注，这样一个人怎么突然就变得畏惧虚名、景仰高人了呢？四位从未谋面的老先生的几句话，就能让刘邦抛开对戚夫人的爱意与承诺，那他还是听说项羽要烹煮自己的父亲时，说出 “幸分我一杯羹” 的刘邦吗？司马光认为这不合理，越是精彩的故事往往真实性越低。因此，“商山四皓” 的故事司马光没有采信。在否定了《史记》的故事后，《资治通鉴》又是如何解释刘邦最终未换太子的原因呢？司马光不仅仅是史学家，他还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家，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了刘邦朝廷的分歧。《资治通鉴》在叙述时，特别强调大臣们的反对意见，通过大臣的态度来解释刘邦废太子的阻力，比如御史大夫周昌的意见。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身份不低。周昌有口吃的毛病，说话比较费劲，即便如此，他还是要在刘邦面前表达自己强烈的不满。周昌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这里的 “期期” 就是用来形容周昌说话时又着急又结巴的样子，后来还衍生了一个成语 “期期艾艾”。此外，《资治通鉴》还记录了当时儒学大臣叔孙通对废太子的反对意见。叔孙通对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 太子是维系天下安危的根本，当老皇帝去世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众人认可的太子来继承皇位，才能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如果老皇帝死的时候没有太子，或者太子不孚众望，就很有可能引起实力派人物对皇位的争夺，会导致天下大乱。借助叔孙通的发言，《资治通鉴》最终总结：“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 赵王就是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除了之前提到的周昌、叔孙通等人，大臣中反对废太子的人数非常多，而且很多人都和刘邦激烈地争执过，包括张良也反对这件事。刘邦知道，即便自己废了现在的太子，改立赵王，但赵王得不到大臣们的拥护，日后也不能成事。如果激起吕氏集团（吕雉的兄弟和她妹夫樊哙都是握有兵权的人，势力很大）与戚夫人、赵王之间的火并，反而有导致国家动荡的危险，所以刘邦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尽管刘邦读书不多，人也粗鄙，但他毕竟经历过很多风浪，是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废长立幼的后果他能够预料得到。虽然司马迁离刘邦的时代更近，但司马光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偏离正常逻辑很远。司马迁讲述的 “商山四皓” 故事，显然偏离了政治逻辑，更具传奇色彩。司马光才是真正能洞察政坛游戏规则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相比之下，司马光对刘邦不废太子的解释朴实无华，虽从故事性的角度看，缺乏精彩性，但它更可信。司马光的选择提醒我们：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光对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解释，比以往的历史学家更贴近历史的真实逻辑，这样也更有利于我们总结、汲取真正有意义的经验教训。否则，连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与事实都不能确保，如何能保证从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是有价值的呢？总结一下，和其他史书相比，《资治通鉴》特点鲜明。首先，它用极为精练的笔墨，为我们勾勒出从春秋战国之际直到隋唐五代的大历史。由于它的叙事紧紧围绕着每个时代的兴衰成败展开，所以可以让推动历史发展、变化最本质的原因，更为直接、直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次，《资治通鉴》是写给古代的高级管理层看的，它的写作目的紧紧围绕着如何通过历史汲取教训，让历史为当前的人所用，所以如果你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想法学习历史，那么《资治通鉴》是不二选择。第三，出于政治家的理性思维，司马光对历史的洞察、对事实的把握，比以往多数历史学家都更为深刻、准确，这是我们总结有价值的历史经验的前提。总之，在现代社会，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皓首穷经，花费太多时间阅读、比较各种各样的史书，想要以史为鉴，用历史智慧来加持生活与事业，那么《资治通鉴》是经历史证明的、毫无争议的首选读物。即便抛开一切功利目的，通过读《资治通鉴》来拓宽我们的眼界和心胸，也是一件极好的事。

本书作者从《资治通鉴》中挖掘，告诉读者合乎正道的成事方法，即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严格坚持，什么要小心防范…… 这是我们多数人可以读懂且付诸实践的。而我们从书中也可以看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文人，身体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而对于开疆拓土，劳民伤财的政策，则不屑一顾，我们无法判断哪种价值观正确，但也是一些罪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伟业，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文明。

1. 以史为鉴，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自己的行动更合理，帮助自己做出更好的人生规划。所有问题的源头都在 “我（你）是谁” 这一点上。你是谁，决定了你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案，什么样的工具，这是紧密相连的。2. 我们需要在实践中摸索，不盲目进取并不意味着盲目放弃。在实践的过程中始终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3. 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动机的外在表现。4. 怎样的态度是最好的知命态度？“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无惧”5.“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就是积极地对待命的方法。唯一可以改变命的是自身的奋进，朝着正确价值观方向努力。通过修行品德来加持自己，这是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唯一源泉。

《成事之道》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不仅是一部关于成功哲学的宝典，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和智慧的启迪。以下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些读后感。首先，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就给人一种质感十足、手感细腻的感觉，仿佛预示着书中内容的深厚与丰富。翻开书页，我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智慧与启迪的世界。作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奥的人生哲理娓娓道来，让我在阅读中既能感受到智慧的火花，又能收获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书中通过许多实用的小故事和案例，让我深刻领悟到成功的真谛。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人的，他渴望成功，但总是半途而废。在智者的指引下，他意识到成功并非遥不可及，关键在于持之以恒的信念和正确的方法。这个故事让我反思自己的行为，也激励我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要更加坚定和执着。《成事之道》揭示了成事的五大法门：信念、目标、行动、坚持和反思。这五大法门犹如五把利剑，助我们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在阅读过程中，我不断思考这五大法门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也尝试将这些智慧融入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此外，这本书还让我对古代智者司马光及其著作《资治通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作者姜鹏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了《资治通鉴》，让我看到这部历史巨著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智慧的传承。司马光用一生心血总结出的治国之道和人生哲学，对我有着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总的来说，《成事之道》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书籍。它不仅让我收获了关于成功的智慧和启示，更让我在思考中不断成长和进步。我相信这本书会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指引我不断前行。

资治通鉴是个大部头，开始读就实属不易，能坚持更不易，能读懂更更难。这本成事之道，分 9 章 2 部分讲如何理解司马光及其思想。司马光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学者，在特定的场合下写资治通鉴，15 年完工。司马光主张：藏富于民，尊重经济规律为人民发声，平衡进取与稳健的政治格局有德有才，短期权宜，长期秩序回归的运行规则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学家都是借助历史，将当下自己想讲的话。读资治通鉴要实践：了解自身认识他人团队控制力与平衡力合理计划不畏天命不篡转移天命

跟对人，做对事，知行合一

本书以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为教材，通过解读司马光蕴含在《资治通鉴》中的思想理念，为读者做人做事提供了实践指导。在上篇的理论体系中，作者用王安石变法作为对比，解读了司马光藏富于民的经济思想和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并且辩证的指出基于事实的历史立场为当代客观现实服务的学史方法。其中逻辑推导清晰，语言简洁明快，引人入胜，非常好读。在下篇的实践论中，作者通过《资治通鉴》1300 年间历史所记录的数个真实政治军事事例，抛开时间脉络，而是分门别类放进不同的章节主题之中，生动地帮助读者通过读史打通了从认识现实到洞察人心人性的路径触达。本书作者全篇贯穿关于秩序观，德才论的思辨，用历史宏观大视角通透分析，让整体思维格局上升了高度，值得咀嚼回味。

上下五千年，道理一直就是那些。所以说能不能过好一辈子不在于知道多少道理，而在于能做到多少。

《周易》，第一卦，乾卦里就有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就是积极地对待命的方法。命无定命，唯一可以改变命的是自身的奋进，朝着正确价值观方向努力。通过修行品德来加持自己，这是让生活变得更好的唯一源泉。

研究的很深，逻辑很恰当。

资治通鉴原本让人觉得晦涩难懂，在作者的解读下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