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唐帝国最严重的危机就是藩镇，而化解这一危机是重构藩镇权力结构的过程。“安史之乱”，既是这一危机的体现，也提供了化解危机的契机。中国历史上由一个统一的政权分裂为两个或更多政权的例子，其实只有汉末与唐末。换句话说，统一政权的分裂只出现过两度，一而再，并没有再而三。黑格尔以为中国没有历史，有的只是王朝的更迭。但他不知道中国历史的机制是渐变而非突变，如果从更长远以及更大范围来看，则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演变是有损有益，也就是对前代制度有继承的一面，也有改革的一面。继承是保持连贯性，改革则是为了适应新形势。安史之乱以后，为镇压叛乱而形成的藩镇，实际上是合军区政区与监察区为一体的特殊地方机构，其与中央争权乃是自然正常的行为。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中央、藩镇与州是三层直线关系，实际上是三角关系，三者各为一角，互相 “绷着”。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唐代后半期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政治群体的实证性考察，来对唐帝国得以成功渡过安史之乱这波危机，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成功建立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予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因张巡等人死守睢阳一线长达年余，叛军错失了南下江淮的机会，而江淮地区恰是帝国的财赋来源地。河南是此次军政体系调整的重点地区，考虑到两年以来地方军阀逐渐坐大的现实，以及河南即将成为朝廷经营河北的行营所在地，这一年年中，河南开始设置多个节度使辖区。李光弼曾经派遣了一批年轻的将领南下江淮，虽然在李光弼的时代，他们再没有回到河南，也没有参与对叛军的讨伐，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此后一直留在江东，并且一直参与对这一地区农民起义等的征讨。在经历了整整一个大历时期，这一批原本不显山露水的将领已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将在德宗的时代迎来重回河南的契机，并成为帝国应对平卢系危机的重要砝码。或许，这正是李光弼留给未来河南和帝国最大的遗产。唐德宗李适的即位，标志着安史之乱后唐廷重振其威望与权力的开始。虽然德宗的意愿最后因 “泾师之变” 的爆发而中道受挫，但二十多年后，其孙宪宗李纯却又一次将中兴唐室的意愿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远较其祖德宗更为显著的成绩。河南的所有这些改变都以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的 “四镇之乱” 为契机展开。“四镇之乱” 是安史之乱后唐廷与藩镇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抗。平卢军，这支曾经在河北无法找到其容身之地的安禄山集团中的偏师，却经由其勤王将士们的不懈努力，成为帝国抵抗叛军的中坚力量，并最终在河南找到了新的生存基点与发展空间。帝国凭借平卢军的力量瓦解了由安史叛乱带给河南的危机，而又在应对平卢系危机的斗争中重构了河南的地缘政治。出身河南的地方军人率领着当地的军队投身到唐末军阀混战的时局中，成为这个动乱期中的主角。而暂时结束这一动乱局面的则是另一个出身河南的人物 —— 宋州人朱温。他成功剿灭了以上这些河南牙校主导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宣武、宣义（即原义成）、忠武、奉国（即蔡州）、感化、天平、泰宁、平卢八个河南藩镇。当然，更为后人熟知的是，他迁移并颠覆了持续了三百年的唐祚。于是，河南这个曾经的帝国与叛军对峙开始的地方，现在也终于成为倾覆帝国命运的地方。不过，当唐帝国的时代在河南画上休止符的时候，未来的赵宋王朝却将在河南找到它的起点。朔方军是平定安史之乱与抗击吐蕃的第一大功臣，但其不为唐廷信任的命运，也早在其平乱伊始就奠定了。对于朔方将士来说，他们自乱起就一直面临着被重用与被怀疑的双重考量，这是这支军队始终徘徊在自傲与自卑双重性格中的根本原因。他们很自然地认为他们曾经是帝国的股肱，也必然永远是帝国的股肱；他们有责任为帝国的前途拼命，但也应该享有相应的待遇和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搞清楚，或许在一开始，帝国就没有想将他们作为股肱来对待的意思。对于一支过于强大而又不属嫡系的勤王军队来说，“狡兔死，走狗烹” 或许是其必然的归宿。鱼朝恩在相州之役时便以 “观军容使” 的身份出任监军，其后历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时代，均以此身份监临讨叛的唐军行营。可以说，鱼朝恩是当时外军系统中权势最著的宦官，而唐军行营统帅的换任其实也一直受其影响。一个以宦官鱼朝恩为首的军事派系也已形成，而它占据的关中地理空间，则主要在长安及其以东地区。“奉天之难” 使原本实力已不可与安史之乱前相提并论的关中大军团彻底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 “节镇” 与 “镇军” 交错，双方实力均有限，且互不统属又互相掣肘的新型关中地缘模式。和唐代前期一样，西北的异族势力一直是威胁关中安全的主要力量。在安史叛乱期间以及叛乱结束后，因为河西、陇右的丧失，帝国的心脏地带现在直接暴露在强大的异族，尤其是吐蕃的面前。于是，一个为防御异族入侵的空间体系逐渐在关中被建构起来。这个空间体系的基础就是定型于德宗中期的京西北八镇。陈寅恪先生很早便指出，随着突厥的衰乱，大批的东北外族迁移到河北境内，河北就此成为一脱离汉化的胡化区域。这是此后具有粟特种族特征的安禄山得以崛起，并被玄宗赋以东北诸镇重任的主要原因。乾元二年（759）春天，背唐南下的史思明大败围剿安庆绪的九节度，并在成功统一河北的同时，杀安庆绪自立，叛军就此进入史氏的时代。和安禄山父子一样，史思明接手的也是一个以蕃族部落为核心的松散的叛军共同体。不过就历史角度来说，魏博的这种权力构造相对成德而言，也许更具时代的意义，因为我们已在其中隐约看到了未来北宋军队中央化的某些特征。宋人尹源在其《叙兵》一文中说道：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如果在安史之乱结束后的一百七十余年时间里，这个地区因其身为叛乱渊薮的缘故，而在情感上一直无法被帝国所宽容和接受，或者，如果它此前确实具有那种不相类的气质，而在乱后，这种气质始终无法很好地融入帝国的整体氛围中，甚至愈益疏远地被排斥在帝国整体之外的话，那么，对于此后石敬瑭这样一位着眼于夺取中原的将领来说，轻易割舍幽云十六州也许就不是一件特别难以理解的事情。因为长期的隔膜，早已使幽云地区成了中原王朝眼中的 “他者”。对于一位曾经有过供奉翰林的美好往事，此后却因不为权幸所容而不得不暂隐江湖的志气宏放的士人来说，对建功立业的深切渴望以及希冀获得帝王的认可，压倒了李白其他的一些政治判断。他也许对永王 “东巡” 的合法性，及随永王 “东巡” 的危害有过一些察觉，但这些察觉也终究在一种 “欲借之以立奇功” 的心态下变得微不足道了，以至于他依然愿意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来参与永王的这次行动。安禄山叛乱对江淮的影响并非以朝叛较量的形式呈现，而是以玄、肃之争的面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体现玄、肃之争的事件便是 “永王李璘之乱”。玄宗、永王、肃宗三者的矛盾是一个随着永王的一路东行渐次展开并逐渐激化的过程。于鹤年先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说的这番话，也许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藩镇与藩镇时代意义的总结吧：“自中唐至宋初乃是一整个的藩镇时代。在这二百余年的长时期中，可称道的固然不仅有藩镇一件事，然而他（它）总不失为最重要者，因为政治的变革，宫廷的风潮，民族的兴衰，文化的迁嬗，差不多都和他（它）有关系。若以藩镇为这一时期历史的中心，是最恰当不过的。”

安史之乱是指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 (公元 755 年 12 月 16 日) 直至唐代 宗宝应二年 (公元 763 年) 春天方才平定的唐朝内乱。叛乱是由以安禄山为首的河北军 事集团发动并给当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大唐帝国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对于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的分析可谓汗牛充栋。现在我们知道直接原因是晚年唐玄 宗怠政导致朝政日渐腐败，同时由于他喜好边功并轻信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胡人将领导 致对方趁虚而入。比较深层次的原因是：随着唐朝人又增加和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 再加上边境战争频繁导致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瓦解并转为募兵制、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新 的局面，军队组织制度也由卫所制转为军区制，即在全国设立节度使作为大军区长官 并授其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1」。而新设的大军区为了配合 战争需要往往又都部署在边境地区，这便改变了以往 "居中驭外" 的局面而变成了外重 内轻。于是身兼河东、平卢、范阳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便拥有了发动叛乱的实力并待 时机成熟后对唐王朝发动致命一击。不过在这些视角之外我认为唐朝移民政策的失败也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祸 根，不仅如此，它还为安史叛军的成长壮大提供了最为丰厚的土壤。但是我们在具体探讨该议题之前还是有必要暂时把视角先抽离出来去谈一谈当时 整体的社会结构变迁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我相信这对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议题是大有 裨益的。李唐王朝与其承袭的隋朝一样直接继承了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法统和精神气质。出 身于武川镇的李氏家族同时拥有汉人和鲜卑血统并依靠拥有相同出身背景的关陇贵族集团得以席卷天下、混一六合。同时经过南北朝的血火洗礼后传统世族实力遭受重 创，中国开始逐渐向平民社会转型；但是关陇贵族集团凭借开国勋贵的身份和实力依 旧拥有足以制衡皇权的力量，这也迫使皇帝要不停的寻找削弱打压他们的方法。唐太宗作为 "天可汗" 在草原游牧民族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威望，他在灭亡东突厥后 又成功收服大量胡人将领并依靠他们征服中亚创造了彪炳史册的武功，而我们前面提 到李唐皇室本就是胡汉混血所以重用胡人将领其实再正常不过。可是到了唐玄宗时代 这一政策又可以被其利用成为打压传统关陇贵族的工具。与科举制度选拔的平民士子 一样，胡人将领没有贵族根基，唯有赢得战功才能得到提拔和信任；而对皇帝来说缺 乏贵族根基的将领也更听话，这样两者一拍即合，皇帝得到了足以取代关陇军事集团 的武力，胡人将领也获取了升入帝国中枢的机会。但是人才的获取一定要以充足的人 才库为基础，那么如何得到充足的胡人将领人才库呢？移民便成了不二之选。唐朝的移民政策始自太宗朝，在击败了东突厥和薛延陀之后太宗都曾在敌国故地 设置都督进行管理和百姓安置。其后随着唐朝国力的上升和疆域的扩大，不断吸引周 边乃至更远范围的民族融入其中，例如西部的粟特人、北部的契丹人、西南的党项人等。安史之乱爆发于河北，叛军的班底便是归附于此的胡族军人和将领，而他们的故 事最早要从武则天时代说起。武周时期契丹强势崛起并不断侵袭河北，从 694-696 年间虽然武周不断派兵讨伐却 损兵折将。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武则天开始在河北和邻近的山东诸州设立团结兵 制度。及至唐玄宗开元四年突厥默啜可汗去世，契丹和奚又重新归附唐，开元五年唐 朝收复营州，玄宗以营州为治所增设平卢节度使，为了加强对两蕃的防范，开元十四年又在河北设立五军。这样以幽州的范阳节度使为核心，携营州的平卢节度使与诸州 的团结兵一道建立了河北的边防体系。而唐玄宗在收复营州后即重置营州都督和平卢 军使并开始在当地屯田、"招辑商胡，为立店肆" 来安置内附的两蕃军民，在此基础上 又在幽州和营州设立大量的 "羁縻州" 用以接纳更多内附的人又。由于两蕃内附往往是 以部落形势归附唐朝，而接纳这些部落的羁縻州长官一般也都由原部落首领担任并且 可以世袭，内部事务也往往自决，只是对唐朝有军事义务且需进贡。这样众多的羁縻州、归义州就成了各个自治区。随着羁縻州人又的不断增加，河北的人又结构也开始 "胡化"，即胡人多于汉人；于是河北地区开始呈现出与帝国其他地区不同的气质，据 《安禄山事迹》一书载：史思明 "又令其妻为亲蚕之礼于蓟城东郊，以官属妻为命妇， 燕羯之地不闻此礼，看者填街塞路。"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由于河北地区的 "胡化"，当 地百姓的生活习惯、礼仪风俗已经和内地产生了重大区别。更重要的是出身于这些地 区的部落兵和蕃将慢慢成了幽州和营州边防体系的主力。其后，安禄山以其自身的胡 人身份为基础加之拥有三镇节度使之职权笼络和收服了河北羁縻州的部落兵和蕃将， 以这批人为班底他于天宝十四年发难，而河北部落兵和蕃将战斗力之强悍不仅能够不 费吹灰之力的横扫玄宗仓促组建的部队更是给号称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2」的 河西军团造成沉重打击。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河北地区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文化气质 上都与乱前没有太大区别，而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和史朝义一直都被河北军人推 崇乃至奉若神明，甚至在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辖区还有供奉 "安史四圣" 的祠堂。蕃族蕃 将占多数的社会结构也影响了安史之乱后直到唐朝灭亡中间河北三镇 (卢龙、成德和 魏博) 权力更替。更重要的是，河北地区与帝国其他地区出现了巨大的隔膜，河北人 民不将自己视为 "唐人" 而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最终帝国也接受了这一点并逐渐放弃了 收服河朔藩镇的努力；同时河北人民的自我认同并未随着唐朝灭亡而改变，到了金世 宗时期，他对于燕赵人民的政治心态有过一番评价:"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 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 者。凡以此也"「3」上文论述了早在安史之乱前的开元初年，由于唐朝的移民政策，河北地区的人又 和社会结构已然开始 "胡化"，即以原内附部落为基础组成的羁縻州成为了当地边防和 社会组织的核心，安禄山便利用此种局面发动叛乱，而河北也成为此后帝国百年间的 内战的火药桶。而为何说安史之乱的爆发是由于唐廷移民政策的失败？移民政策又失 败在哪里呢？我们已经讨论过开元年间移民政策的后果 — 河北地区 "胡化" 同后来安史之乱爆 发之间的关系。那么 "胡化" 一定会导致叛乱爆发吗？如果三镇节度使不是安禄山而是 高仙芝或者封常清那么河北还会发生叛乱吗？我认为，假设安禄山没有担任该职位或者任期缩短，那么河北地区仍然还会叛乱只是时间点不同而已。前文已经提到河北羁 縻州的主体来自两蕃部落，即契丹和奚。这两个部落皆源于鲜卑，他们最早于太宗贞 观二十二年 (648) 归顺唐朝，后来在高宗显庆五年 (660) 叛唐，被薛仁贵等人平定 后又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 (696) 起兵开始与武周的战争。其后武周联合突厥消灭了 契丹孙万荣部，但是两蕃又倒向了突厥。直到开元五年突厥默啜可汗去世，两蕃才又 归附唐朝，而即使在开元五年至天宝十四年间，唐与两蕃仍战争不断。可以看出，契 丹与奚从唐初开始不断地反叛又归附，中间还数次取得全歼唐军的大胜，不仅反复无 常而且战斗力强悍。对于这样一位对手的归附就不能采取简单的羁縻政策成建制的接 纳他们然后又成建制的安置在原地，因为两蕃军民始终不认为自己的唐人，归附只是 为了一时的生存需要，那么今后只要形势需要他们仍会毫不犹豫的再次反叛。所以 说，对两蕃移民政策的失败首先在于未能在接纳对方后瓦解原有的组织结构而是将他 们成建制的留在原地并任其坐大；其次在于未能将他们迁往异地安置，我们可以参考 唐朝对西南的党项人移民政策 — 党项族归附后被从西南的四川迁移到朔方地区，让他们离开原地重新安置；但是还需再补充一点：虽然唐朝对党项族安置的政策是正确的 但在其后由于缺乏监督仍导致对方趁安史之乱之际袭扰关中给唐廷造成了很大的威 胁，日后党项族更是建立的西夏国成为宋朝在西北的强劲对手。综上所述，由于开元以后河北边境地区以羁縻州部落为人又主题形成的特殊社会 结构和军事制度最终导致河朔地区渐渐脱离了唐廷的控制，再加上归附的两蕃反复无 常使得该地区始终暗藏危机。只是安禄山利用了各种对他有利的形势最终对唐朝发动 了致命一击。我认为安史之乱本质上与以往两蕃历次对唐战争并无不同，只是由于当 时的唐军主力尽在河湟之地而内地空虚又承平日久，导致帝国几乎被前后贯穿迫使玄 宗 "播迁巴蜀"，最后形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耗尽了帝国在盛世积攒的全部能量。 但讽刺的是：在唐军和叛军的主战场 — 河南，平叛的主力却是来自安禄山旗下平卢军的部队「4」; 而最终平定安史之乱的朔方军领袖之一李光弼原本也是出自营州柳城内 附的契丹族部落。看来唐朝的移民政策却是取得了选拔优秀军事人才的效果，只是其 代价未免过于高昂，所以仍是一项失败的政策。参考资料：本文灵感来源于李碧妍博士的著作:《危机与重构 — 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在此向李碧妍博士感谢并致敬！「1」《新唐书・志》第三十九下 "百官" 四下:《通典》卷第三十二；岳珂《愧郯 录・旌节》「2」 杜甫《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 「3」《金史》卷 8《世宗纪下》「4」 唐德宗《宣慰平卢军陷淮西将士敕》

聂隐娘身处的时代与周遭具体如何？诸侯割据怎样促成了大唐帝国的重建并走向了自身的终结？作者于盘根错节之中抽丝剥笋，给人以读推理小说的奇妙感 “安史之乱” 无疑是中国中古史上的大事关键，但相对于其重要性，既往的研究却还远远不够。本书从政治地理学切入，通过对唐代后半期最为重要的政治群体之一 —— 藩镇的实证性考察，对唐帝国得以成功度过 “安史之乱” 这一中古史上之剧变，并在由此创发的新兴的藩镇体制下，重建其政治权威与统治力的问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解释，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古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唐朝最终因藩镇割据而分裂，但却又因藩镇的并峙均衡而维系中央政权，延续了比唐前期的完全统一时期更长的时间。这是一个颇有点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正说明唐代吸取东汉分裂而亡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起了相当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并不完善，所以唐朝仍不免亡于分裂割据，于是后来的宋代，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加措意，地方权力进一步被削弱，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于是宋以后，再未因地方分裂而引起王朝的覆亡。由于唐代后期的藩镇并立现象的两重性，一方面是唐代分裂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是维持中央政权得以不墮的因素，使得历史研究者投入许多精力对这一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的关键无非在于中央、藩镇与州三方的政治关系，或讨论藩镇与州的关系，或分析州与中央的关系，或辩证中央与藩镇的关系。或综其中两方论之，或统其三方而作分析。

本书作为作者的博士毕业论文，对于我这些样的业余爱好者来说自然是过于学术，想要啃下来必然不会容易。不过对于想要了解中晚唐藩镇以及安史之乱对于后世的影响的，可以着重关注 “代结语” 部分。“安史之乱” 所反应的实质上是唐廷与边境节度使之间的矛盾，而 “安史之乱” 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帝国解决 “边陲势强而朝廷势弱” 问题的契机。同时，结合听书《危机与重构》一起，想必收获也是巨大的。

对于宋朝和唐朝，我个人的认知过程是不同的，首先，从成长过程接受的信息中，都会对他们有个第一印象作为起点。比如宋朝，那就是一副所谓 “积贫积弱” 的弱鸡形象，什么靖康之耻，岳飞冤死，唐朝那就是辉煌盛世，世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