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多余的话》。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 “伟大的” 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瞿秋白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 “历史的纠葛”—— 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 “钦佩”。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 “谈天” 的机会呢！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 “自己的家”—— 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 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 “异己的” 意识以至最微细的 “异己的” 情感，然后才能从 “异己的” 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 “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 “伟大的” 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 [至] 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可说可不说的了。但是，不幸我卷入了 “历史的纠葛”—— 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 “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就义前夕，没有痛骂，没有宣战，没有号召；​有的只是内心的痛苦、忧虑和厌倦，累了累了。​​前者是向外的，写给别人的；后者是向内的，写给自己的。能看到一个痴心于文学研究的高材生，在 “历史的误会” 中，成为了初生的共产党的领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到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文学，于是写了个人往事，写了一些文学评论。但是呢？那时的历史的洪流中，文学批判，也是很难绕过政治和国运，人民和意识形态。​​以下原文：​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做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看的有口无心，倒是第一个部分 “多余的话” 让人不胜唏嘘文字的乐趣在于它有温度，穿越时空，见信如面他是每一个我们，每一个自我怀疑时刻，或 emo, 或丧的我们；是每一个我们，每一次写写停停还是写写的我们；生活在飘零的时代，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