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的是三位著名知识分子（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的人生遭遇，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崇尚 “学而优则仕”，这在少数人受教育的农业社会是人生目标，而且读书人学习的就是所谓 “经世致用” 的学问，“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从民国过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包括现在很多 “自持清高 “的读书人还强调所谓风骨，但傲气是需要基础的，比如新加坡可以参加反对党，可就不要想接政府（执政党）的生意了，吃饭砸锅派肯定是被鄙夷，而现代社会搞政治已经专业化，看漂亮国和海峡对岸的 “政客” 更是身段柔软，各种的厚颜无耻，翻脸无情，这都是政客的基本素养，如果有这样的认识看本书三位知识分子的下场就是意料之中的，张东荪的间谍案虽然是受儿子牵连，可内心的动摇，对美幻想是罪有应得。王芸生的 “大公报” 改造是历史必然，自己转不过弯子。作者最同情的潘光旦，典型的知识分子幼稚，改朝换代时代，前朝的遗老遗少当然是要被淘汰和改造，特别是留美派，国家需要实干家，而不是挑毛病的，邓稼先是榜样，钱钟书也是明白人。抚今追昔，威胁政权的红线不能踩，其他没有威胁的说怪话发牢骚，老毕那样的自然落得下岗，阅读本书看这批读书人的 “改造 “过程，应明白历史洪流不可阻挡，个人在历史大势中的渺小，潘光旦的学生和好朋友费孝通 95 岁高寿，并成为国家领导人，说明活的久和明事理的重要。

掩卷长息，感谢得到电子书，还能引入这些书籍，有理由保持理性乐观

书中讨论了三个知识分子在建国前后的思想转变历程。要知道民国旧知识分子在建国后的历程，这三个人物是极具代表性的。有的人选择 “背叛”，有的人选择 “投降”，还有的人选择 “认同”。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人生。然而，这三位人物的故事虽然精彩曲折，但作者在最后由此探讨的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却更值得品味。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为自己代言？为民族代言？为国家代言？这些都没错，但这只能算是小知识分子。真正的大知识分子，是要做社会的良心，是要是超越民族、阶层立足人性，是要在整个人类面前承担自己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于困难之事，因为每个知识分子都会限制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常常会因为 “维护国家利益” 而变得 “软弱”。

该书分前言、张东荪 “叛国” 案再研究、王芸生与 1949 年以后的《大公报》、潘光旦的 “思想” 与 “改造”、余论五个板块。在前言中，作者概述了近代以来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 “忍不住” 要 “关怀” 政治的原因和理由。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蒂固的 “入世情结”。19 世纪末以来，中国和世界上的变化太大了。少年书生，血气方刚，受到各种新思想、新文化和新事物的冲击，感受到中外文化碰撞，被异族的欺侮和侵夺所刺激，民族主义爱国心萌发，关心社会大众的境遇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若论治学，这些年轻文人大都前途无量，他们未必最适合投身于政治，但这是一种忍不住的 “关怀”。因为不能忍，许多学生、记者，甚至于教授，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或学业，开始参与政治，或结社建党，力求引领潮流，或激扬文字，指点江山、批评社会，无不想要身体力行地去救国救民。对于作者来说，研究知识分子个人历史，是研究中共建国史方方面面问题中的一方面尝试。把他们放到 1949 年以后整个中国大环境以及他们周遭小环境变化的背景中，意图考察并理解他们对这世道之变从个人的角度是如何去认识、去适应的，以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大相径庭的适应方法及其不同的结果。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就是这样个案的考察、分析和研究。第一章，讲张东荪。内容源于作者对戴晴介绍张东荪一书中的一些分析和观点不甚赞同。作者讲，他的涉案与其独特的个性与观念密切相关。有着强烈的抱负，个性固执，有心救国，意外地陷入到 “叛国” 的事件中。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见识能力颇为自得，明明不适宜做政治的工作，却总以为自己在政治上可以立大功、起大作用、做大成就。正像梁启超以自身经历告诫张东荪的那样：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以后决然舍弃，从思想界尽些微力，换一个新生命，再不致重蹈覆辙。第二章，说王芸生。作者试图通过建国前后中共统战政策下王芸生改变政治立场，《大公报》被成功改造的案例，对新政权改造旧报旧刊的方法和情形做一历史的考察与剖析。文中，王芸生回顾了《大公报》一路发展过来的艰难历史，称旧有的《大公报》基本是政学系的报纸，解放后转变必要而坚决，转变中遇到了困难、迷茫与挫折。他的所作所为，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希望保住 “大公报” 这块牌子。因为这张报纸历史悠久、影响巨大，是他的 “全部家当”；他对这张报纸充满感情，对报社前辈和同人有一份责任。最终，《大公报》停刊。王芸生对旧《大公报》的批判或可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章，介绍潘光旦。是因为现有多方面资料可以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他是学自然科学出身，先后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务长、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等职务。说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学人，依据所学，利用报刊和著作，在民国年间就时政发出过一点声音。这些多半基于其自身的生活成长环境和民族主义本能，同时受到周围朋友的思想影响。其人性情温和，习惯于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新政权的态度由抵触逐渐向接受和理解转化，感受到自己过去知识的落伍与无用，明确了跟党走的基本信念。在余论中，作者称 “因为爱国，谁能把国家弄好，就拥护谁，这正是当年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他们 “当年所以留大陆”，“留下来以后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认识，直至认同共产党的领导”，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的政治选择，无论是求助于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抑或求助于集体主义、独裁专制，多半不过是基于时代和环境提供给他们个人的智识与眼界，使他们对救国或建国的方法、道路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形成了不同的理解罢了。作为思想者的知识分子并非普通人，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要为社会、为人类探求真理和守护正义与公平，他们理应洞悉自身和历史的局限之所在，了解人类历史进化发展之大势，谨守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责任。最后，作者讲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是 “世界公民”，拥有 “世界观点”，不应该画地为牢，仅以 “一族、一国、一阶级” 的集体利益和前途为奋斗目标。那些能够用理性之光照亮整个人类前进方向的大思想家，即是真正属于全世界的大知识分子，也是人类历史所需要的。作为人类精神生产者和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守护者，知识分子理应把对国族的关怀与对人的关怀统一起来，要基于人性、人道、人权的观念和公平、正义的原则来认识和处理国族的问题。作完以上的书摘，长吁一口气，过去的几天，在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的是 “书生累” 三个字。忧国忧民的他们，在建国前的那些漫漫长夜，奋笔疾书、振臂高呼，试图在救国强国的问题上贡献一己之力。建国后，顺应时代潮流，接收新思想的改造，多少个不眠之夜，回忆过往，反思历史与过去，与旧有观念告别。在政治清明的今天，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空间很大，建言献策的渠道很多，“终极关怀” 更可以在国际化的舞台迅即展示。学术与政治理应有交流和互动。常居书斋的书生，也还是要心怀天下，为强国、为富民，为世界的和平与正义，该发声的还是要发声。

看了这本书，我才会对那一场国殇的起由，有更深刻的理解。三位知识分子的境遇，令人窒息。华夏何其有幸，有如此人杰之子。在漫漫的历史夜空，他们永远是耀眼的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