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之辨” 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话题，它的哲学意义在于，肯定了世界上的事物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些事物之间可以相互作用，最终达至和谐。存在着差异性与多样性的事物，原本是 “不同” 的，所谓 “不同” 是它们原有的形态，所谓 “和” 则是 “不同” 的事物放弃各自原有的形态，共同达至一个和谐的新形态。在史伯那里，新形态称为 “和同”，与旧形态 + 旧形态的 “专同” 有着明显的区别。“和同” 在晏子那里，君臣之间的 “和” 是通过 “逆向” 来达至政令的补充与完善，厨师则是通过 “顺向” 来调和羹汤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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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2021 年我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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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型民用飞机，承载了几代国人的梦想。从 1970 年中国立项研制运 - 10 开始，到 2007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中央曾先后做过 4 次关于发展大型民用飞机的重大决策。如今 C919 即将正式交付，中国的民用大飞机之路已经走了 50 多年。

真正勇敢的人，是明明知道时间没有尽头，哪怕在梦境中，也会拿出触碰未知的勇气为生活和人生竭尽全力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实感，立冬就到了。每到此时就特别怀念夏天，阳光、海滩和棕榈，蝉鸣、清风和流萤。我已不记得上次见到萤火虫是什么时候了，但它莫名地成为我特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苑天舒（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在中国思想史上，总是会出现一些核心话题来体现特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和同之辨” 便是其一。“和同之辨” 呈现在文献中的，有《国语》里的郑桓公与史伯对话，有《左传》里的晏子与齐景公对话，还有《论语》里的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据《国语・郑语》和《史记・郑世家第十二》记载，郑桓公是周厉王之子，周宣王之弟，在周宣王二十二年受封于郑。受封后的 33 年里，郑地的百姓都很爱戴他。后来，周宣王故去，周幽王继任。周幽王八年（公元前 774 年），郑桓公受命成为周朝的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悦”。他对周朝百姓和谐安抚，赢得了周朝百姓的欢心。然而，周幽王任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主持朝政，盘剥百姓；宠信褒姒，废嫡立庶，废黜申后而立褒姒为后。眼看着周朝政大乱，郑桓公忧心忡忡，向周太史伯请教：“周王室多灾多难，我担心落在我身上，到哪里才可以逃避一死呢？” 史伯回答：“唯有洛水东边，济水南边的那块土地可以居住。” 郑桓公又问史伯：“周朝会衰败吗？” 史伯指出：周朝衰败是一定的。现在的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只与取悦于自己的人亲近。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说文》曰：“和，相应也”，“同，会合也”。在 “和同之辨” 中，“和” 是一种相对的，多样性的统一；“同” 是一种绝对的，无差别的同一。《中庸》里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 是多样性事物发展中，彼此相应和而达成的和谐、平衡状态。“同” 则是单一性的事物状态。史伯指出，“和” 是 “以他平他”，是不同的事物之间相互平衡，协调并进，从而归一转化出更加有生命力的新事物；而 “同” 则是 “以同裨同”，用相同的事物相叠加，同一事物本身可能就单一过量了，还要再增加其同一事物，就会加剧其走向极端，从而窒息生机。史伯通过 “和”“同” 对事物发展的影响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 能促进事物生长，“同” 则让事物无以为继，判断出周朝即将走向衰败。之后，史伯还比较了周幽王与先王之间的区别：“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 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即周幽王）将弃是类也而与专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先王将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土与金木水火相互作用 “以成百物”，婚姻要在不同姓氏之间，等等。先王 “务和同”，而周幽王弃 “和”“与专同”。“和同” 是调和不同事物达至和谐的 “同”，这是新的同；“专同” 是把相同专一的事物放在一起 “同”，这个 “同” 与旧事物完全一样，弊端也就不能避免了。所以史伯断定：“殆于必弊者也。” 周朝的衰败是必然的。史伯的 “和同之辨”，是将天道规律运用于国家政治，同样的还有晏子与齐景公之间一段对话。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齐国大夫）与我相和啊。” 晏子说：“梁丘据与您是同，怎么能是和？” 齐景公问：“和与同不一样吗？” 晏子回答：“当然不一样。和，如做羹汤，要用水、火、醯、醢、盐、梅烹煮鱼肉，用柴火烧。厨师还要再调和味道，味道重了调轻，味道淡了调重。君子食用这样的羹汤，内心平和。君臣之间也一样。君王认为对的未必就对，大臣贡献他的反对意见可以让君王更周全。君王认为不对的未必就不对，大臣贡献其中的可取之处就可能变不对为对。这样政令才能平衡周全，人民内心才会更容易接受。但是，梁丘据则不然。君王说可，梁丘据就说可。君王说不可，梁丘据也说不可。这就像往水里添加水，这能有什么味道呢？如果琴瑟只弹一根弦，只发一个音，谁愿意听啊？这种‘同’就会出问题。” 如果说前两个故事中的 “和同之辨” 在当时具有政治上的意义，那么《论语》中孔子讲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则带有很强烈的人文气息，对人的修养提出了要求，体现了做人的原则。君子是能够保持独立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人，小人则是人云亦云，甚至是溜须拍马、见风使舵之人。“和同之辨” 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话题，它的哲学意义在于，肯定了世界上的事物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这些事物之间可以相互作用，最终达至和谐。存在着差异性与多样性的事物，原本是 “不同” 的，所谓 “不同” 是它们原有的形态，所谓 “和” 则是 “不同” 的事物放弃各自原有的形态，共同达至一个和谐的新形态。在史伯那里，新形态称为 “和同”，与旧形态 + 旧形态的 “专同” 有着明显的区别。“和同” 在晏子那里，君臣之间的 “和” 是通过 “逆向” 来达至政令的补充与完善，厨师则是通过 “顺向” 来调和羹汤平和。无论是史伯还是晏子，他们的目的都是达至 “和”，而不是 “不和”，更不是背离 “和” 的分裂。这是我们在讨论 “和而不同” 的时候需要注意的，警惕孤立主义、分裂主义与 “冲突论”，防止借 “和而不同” 片面强调 “不同”，让 “不同” 的事物孤立、分裂、冲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这一理念如同 “生生不息” 一样，都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正如《周易》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天道的大化流行，万物各得其正，保持完美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和” 是自然天成的，只要保持 “正”，去除私心，各正性命，就能实现和谐。不顾整体利益而求个体权利的 “不同” 是与 “和而不同” 的精神相悖的；同样，不顾个体的存在而求整体的 “和” 也是实现不了 “和而不同” 的精神的。从西周太史伯提出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来，在以后的不同时代，都有学者对 “和同之辨” 做了意义追寻与价值创造。如《周易・乾卦・彖辞》里的 “保合太和”，北宋张载《正蒙・太和》的 “太和所谓道”，《礼记・礼运》里的 “大同” 理想。“太和” 是 “和” 的最高境界 —— 普遍和谐，从天道推行于人类社会，体现为 “和而不同” 与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理念，目的在于实现 “天下大同” 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能否实现？其关键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主流思想所倡导的，从天之至善到人之善性，要落实于社会，实践于社会。人人重视自我修养，从而实现整体社会的道德提升，最终实现 “天下大同” 的理想社会。

站在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14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这为中国自信 4.0 版注入了充沛的底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着空前的信心，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