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欧洲和中国作为比较对象，为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本书作者指出，欧洲和亚洲在 1000-1500 年间的一个重大差别，是欧洲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国家，而亚洲则只存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在本地区都无与伦比。这种状况，对于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演变都具有巨大的作用。

作者忽视了古代欧洲和中国政治制度上最大的区别，欧洲是封建制，中国是中央集权制。所以作者得出一系列矛盾的结论。例如，欧洲税收高，公共服务支出少。中国税收低，公共服务支出反而多。欧洲不是纯农耕，游猎游牧比例高，所以剩余产品率高，当然可以收更高的税。封建贵族、国王（中央）只负责各自领地上的公共设施建设。于是作者觉得欧洲国王投入到公共服务的支出少。中国到了宋代，就彻底农耕化，剩余产品率很低。一个农民一年的收成，90% 要被自己吃掉，所以税收比例不超过 10%。又因为是中央集权制，全国的公共基础设施都由皇帝（中央）负责。所以，作者觉得皇帝投入到公共服务的支出多。可以说，本书作者犯了低级错误，得出矛盾结论，又穿凿附会的解释这些矛盾。害人不浅啊

对《大分流》提出的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大分流》认为是新世界的资源让欧洲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本书则进一步分析为什么欧洲能发现并占领新世界，结论是：欧洲的长期战争意外地让欧洲获得了技术上的进步。与《大分流》一样是专业学者对量化历史研究证据的综述，信息量非常大。此外书中重要观点还有：1：《国富论》主张主张低税收、自由贸易的农业经济，而这正是清帝国长期奉行的经济政策；2：在工业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欧洲人和中国人所面临的都是一些相似的制度，这些制度所应对的也都是一些相似的经济问题；3：所谓的 “自给自足” 要求一个家庭土地和劳动力的比例长期保持恒定，这实际上不现实；4：如果中国人真的如此愚昧低效，而欧洲人那么精明能干，那么为什么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欧洲都比中国贫穷得多？5：如果海岸线、文化和正式制度真的使西方占尽优势，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前的欧洲会如此贫穷呢？6：欧洲制造业向城市集中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战争；7：欧洲的君主只能用不到五分之一的税入去支撑非军事类的支出，但是中国的皇帝却可以用一半的财政收入去发展公共产品、充实官僚系统和解决个人用度；8：许多高度竞争的政治体系都未能像欧洲那样，最终博弈出一个罕见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平衡局面。同样的例外也出现在帝国体制之中。中国的官僚体系非常重视公共产品和农业生产，与其他帝国相比，这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制度安排。总体评价 4.5 星，不错。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序言因为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变革的起始阶段）发生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所以无数的专家和学者常谬于一种简单化的推论。他们的论证常基于一个已知的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继而建构一个这种差异如何导致欧洲富强、中国贫弱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导言：经济史上的奇迹、神话与解释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欧洲人和中国人所面临的都是一些相似的制度，这些制度所应对的也都是一些相似的经济问题。最后，我们还极力摒弃个别的制度差异引发中国和欧洲经济大分流的观点。我们将要展示，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制度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制度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一种制度一定优于另一种制度。我们试图证明的是：在 19 世纪末期以前，是一些政治性的因素使得近代经济增长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而不是中国的任何地方，这些因素与新大陆和煤炭资源的分布鲜有关系。第一章 空间与政治从早期帝国到蒙古入侵：中国的记忆自汉至唐接近 1000 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很难在向外扩张和安定内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Graff 2002: 第 10—11 章）。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华帝国才会反复地经历崩溃与分裂。然而在每一次崩溃与分裂之后，这个帝国又能够得以重建，因为继之而起的统治者可以全盘地吸取和借鉴前人开创的制度与理念，从而有了更多的转圜余地。但是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各朝代都很善于从前朝的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公元 1350 年以前（自秦至元）的中国历史，可以被视为中华帝国在统治技术方面一个漫长的学习和调适期。接踵而起的明朝和清朝，充分地利用了前人所积累的统治经验。这两个朝代的统治者极尽所能地在内部治理和国际秩序构建之间寻求平衡。从罗马帝国到查理五世：欧洲的乱局在公元 150 年以前，罗马皇帝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筹措军费。如果他完不成这项任务，很可能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罗马皇帝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尽管历史学家极力渲染罗马皇帝在 “面包和斗兽” 上的穷侈极奢，但是他们却很少提到，这些宫廷支出与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下面我们不妨以西班牙的查理五世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所统辖的领土范围与查理曼大帝不相上下，但是这些领土却被分割为互不相干的二十几块。他是卡斯提尔、阿拉贡、那不勒斯、西西里的国王，也是奥地利的大公、尼德兰的公爵，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第二章 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和中国，围绕着家庭和市场而展开的经济活动的确有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并没有从本质上影响两个地区的经济变迁。事实上我们甚至还看到，宗族关系使中国家庭拥有了一些欧洲家庭所不能企及的经济优势。精打细算与贫穷马尔萨斯的理论揭示了人口与经济之间的长期互动，但是他的研究存在几个缺陷：一是对英国以外的地区缺乏坚实的证据；二是存在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认为凡是英国的就是好的；三是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个严重的谬误。事实上，他将社会结构与经济绩效的短期互动（例如英国核心家庭与早期工业化）夸大为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即核心家庭对于任何地区的经济增长都是必须的）。如表 2.1 所示，将 1400 年至 1700 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可以得出在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和欧洲的平均人口增长率都保持在每年 0.23%，且都在 1400 年至 1700 年之间翻了一倍。既然在中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仍被认为十分繁荣（而且在此之后的三百年间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变化如此相似），那也就很难说是人口的原因导致了中国的经济衰退。实际工资所谓的 “自给自足” 要求一个家庭土地和劳动力的比例长期保持恒定。也就是说，该家庭所生育的后代必须不多不少，这些孩子必须恰好在他们的父辈丧失劳动能力时接过养家糊口的重担，而且这些孩子必须原封不动地因循其父辈的劳动技能。在中国南方，大米的价格比小麦低，而在英格兰却恰好相反。一个生活在 1700 年的伦敦码头工人，基本上买不起同时期普通中国民众日常必需的消费品。同样的，一个广州的码头工人，也无力承担英国式的日常消费。但是如果采用一个综合指数（将双方的日常消费品混合起来），会发现伦敦和广州的工资水平基本持平。家庭与工资举例来说：在 20 世纪前 30 年，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孕育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劳动力群体；在 20 世纪后 30 年，整个中国都见证了劳动力的激增，这些似乎都没有太多地受到所谓 “中国文化” 的影响。因此，认为中国文化限制了劳动力市场和前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论点，其实仍未超越马尔萨斯和其他一些学者早已提出的高度抽象的理论。如果我们用较为公允的视角回望历史，也有助于去除一些偏见。如果中国人真的如此愚昧低效，而欧洲人那么精明能干，那么为什么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欧洲都比中国贫穷得多？同样的，为什么许多拥有大量扩大家庭的亚洲国家，在今天仍有很好的经济表现呢？当然，中国家庭也并非都是大规模的或者扩展式的。第三章 市场发展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中国人和欧洲人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其实是取决于交易的性质。因此，中国和欧洲在契约执行方面的差异，实际上缘于经济环境（尤其是长距离贸易规模）的差异。从长距离贸易中得出的教训总而言之，当交易双方远在异地而且交易频率较低的时候，买方基本上不能享有交易信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信用不重要，只是因为没有足以支撑它的机制。只要这样的状态还在持续，长距离贸易就必然受到限制。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想方设法将长距离的、偶发的贸易变为本地的、频繁的。最常见的就是在人际网络内进行长距离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属于一个个互动频繁的血缘或地缘群体，在这个群体内部就可以建立信用关系。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人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种办法。在公元 16 世纪的时候，中国各地已经建立起覆盖广泛的商人网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由在江南做纺织品贸易的徽州商人建立起的网络。这些商人从乡村市场上收购农家纺织的棉布，然后运到附近市镇上由徽州商人经营的染坊里染色。染上色的棉布将船运送到全国各地，而来往船只停靠的码头同样是由徽州商人控制的。就是凭借这样的网络，徽州商人在全中国各个地方经营着多种多样的贸易。中国与欧洲：相似与差异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都曾运用正式制度保障地方社会中的私人产权，也曾运用非正式制度保障长距离贸易契约的实施。我们特别强调这条相似的底线，是因为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太急于指出中国和欧洲的不同。高频度的本地贸易曾小萍的研究（2005）也再现了四川自贡大大小小的盐井的运营方式。她告诉我们，当时的自贡盐井可以通过招股的方式获得启动资金。那些规模小、面临破产的盐井可以增募股东以获取继续经营的资本，而实力雄厚的大盐井则将产运销纵向整合起来。在帝国阴影下的贸易制度我们认为，正是长距离贸易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中国基于人际网络和非正式制度的商业体制。因为就连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法庭，都不可能妥善地为一对远隔数百公里的贸易对手处理商业纠纷。第四章 中国和欧洲的战争、制造业布局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家们应该了解，那些被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是影响了经济效率的贸易管制，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几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如果海岸线（Diamond 1997）、文化（Landes 1998）和正式制度（North 等 2009）真的使西方占尽优势，那么为什么一千多年前的欧洲会如此贫穷呢？城市与经济发展在我们看来，欧洲制造业向城市集中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战争。尽管每个人都想尽量远离战火，但是农业被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农民则离不开他的村庄。而制造业却不同，它比农业更具有流动性，且更容易成为抢劫的目标。特别是那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行业，绝对是令武人们垂涎不已的肥肉。所以欧洲的工匠大多不敢相信乡村里那些不堪一击的防御工事，而是纷纷躲到城墙之中寻求庇护。长时段视角下的工业革命如果当时的英国企业家可以选择的话，他们显然会更加青睐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欧洲大陆地区，而不是工资水平如此之高的英国北部地区。而且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他们根本就不会花大价钱去发展这些纺织机械。但是在现实的政治动荡面前，这些向外寻求发展空间的企图都渐成泡影。余论：中国和欧洲的分道扬镳换言之，中国没有走上机械化革新的道路，既不是文化的原因，也与个别的历史人物无关。在我们看来，中国之所以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没有理由放弃充足而且廉价的乡村手工业劳动力。《国富论》并不是一部 “世界工厂” 的赞美诗，而是主张低税收、自由贸易的农业经济，而这正是清帝国长期奉行的经济政策。但是欧洲的统治者却并不是这样做的，因为高昂的军费开支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贸易政策，而这正是本书第六章将要讨论的问题。第五章 信用市场与经济变迁中国：信用市场存在吗？在公元 18 世纪的时候，中国商人使用的会票往往是在一个城市开具，在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到另一个地方承兑，就像欧洲的国内汇票一样。但是一般说来，这些会票通常不会发给毫不相干的陌生人，而是只会发给某个地域性商人网络的成员（叶世昌、潘连贵 2004:148—152）。中国和欧洲的一个关键性差异：信贷需求水平诺斯、沃利斯和温加斯特（North 1981; North, Wallis 与 Weingast 2009）的论文曾经指出：要广泛地保障产权，必须建立代议制政府。但是清朝的历史却提供了一个反例。除非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中国皇帝不会随意征用民间财富，也不会扭曲市场以满足私利。然而正像我们在欧洲看到的那样，在受到外部威胁的时候，那些自诩为 “仁慈” 的君主还是会陡然改变政策。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战争都常常引发许多财政和金融上的鲁莽行为。综上所述，因为中国很少有公共信贷，家族或宗族向其成员提供了大量的资本，而且中国的制造业结构明显减少了对资本的需求，所以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像欧洲那样大的信用市场。即便中国具有和英国或低地国家一样的信贷制度，中国的信用市场仍然会比较小。但是在信用需求比较小的情况下，在金融服务方面大量投资是不划算的。最后，信贷需求也非常重要。中华帝国由于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而且以农业为经济的重心，所以对信用市场的需求不大。而欧洲狂暴的政治斗争则不仅使每个国家都债台高筑，而且将大部分的制造业驱赶到了城市，所以建立信用市场的需求就比中国迫切得多。第六章 专制君主、战争、税收和公共产品历史的反驳在整个 18 世纪，中国官员征收的常规性税收大约只占农业产出的 5%—10%，但是这个国家仍然可以维护河工、修筑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建造大型的粮仓，以及开展其他有助于物质富足和经济发展的项目。如果说中国的皇帝在财政改革方面比较保守，但是在征税的问题上比较节制，那么欧洲的君主则与之截然不同。欧洲的统治者十分热衷于寻找财源，他们制定出名目繁多的税种，并且不断地想出新的办法压榨他们的臣民。国际关系欧洲的君主只能用不到五分之一的税入去支撑非军事类的支出，但是中国的皇帝却可以用一半的财政收入去发展公共产品、充实官僚系统和解决个人用度。像中国那样相对平衡稳定的政治格局，也只是亚洲诸多政治生态中的一种。换句话说，并不是只有欧洲的君主才穷兵黩武。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建立者用武力征服了广大的领土，并使这些领土能够支撑庞大的军队。给独裁者施压：退出和呼吁中国的统治者可以用低水平的税收来维持一个国家，是因为这种低水平的税收已经可以供养一个相当庞大的常备军，并保持国内的政治平衡。这种政治平衡实质上就是通过限制皇帝和各级官员的巧取豪夺，以达到国内财政和政治的相对稳定。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平衡与难以预见的后果如果说公元 18 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用力甚多，那一定是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而不是英国、法国或欧洲的任何其他国家。在欧洲，高税收、高军费的财政平衡很少给普通百姓带来直接的福祉。但是除了公共产品投资长期不足之外，这种财政制度却也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正面效应，使欧洲拥有了一些中国所不具备的优势。例如，政府对武器的大量需求，促进了技术的变革。如果只是从近代早期欧洲和帝制晚期中国两个例子来观察，似乎要得到这样的结论：持续的动荡比长久的和平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另一个必须直面的事实是，包括非洲、南欧、中欧、东南亚在内的许多地区，也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却没有像工业革命前的欧洲那样因祸得福，占尽先机。公元 1850 年之后的中国和欧洲中国的财政制度（尤其是清代的财政制度）还非常重视适度征税，以及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这样的制度推动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 —— 准确地说就是实现了欧洲经济史学家津津乐道的 “斯密型增长”。但是 “斯密型增长” 并不一定会将整个经济带入工业化的轨道（Wong 1997:9—52）。许多高度竞争的政治体系都未能像欧洲那样，最终博弈出一个罕见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平衡局面。同样的例外也出现在帝国体制之中。中国的官僚体系非常重视公共产品和农业生产，与其他帝国相比，这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制度安排。第七章 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1500-1950 帝制晚期：外国人、中国人和中国的统治策略明清时期的中国政府还能够将统治成本降到相当低的程度，因为她们通常依赖地方精英建立社会制度、维持社会秩序。像仓储、学校、修桥、补路、建立祠庙等事务，通常都是由官府和地方精英合作完成（Wong 1997: 105—126）。从查理五世到拿破仑时期的欧洲国家形成作为专制君主最实用的教科书，《君主论》使我们看到了欧洲政治史上长期存在的冲突。欧洲国家不可能在 “低税收、低公共产品供给” 的基础上，建立起统治者与其臣民的关系。相反，欧洲国家都是在王朝与王朝的冲突，以及统治者与臣民的激烈对抗中建立起来的。欧洲的工业化与帝国主义：国家形成与经济发展由于本国的领土四分五裂，欧洲统治者只能竭尽全力地夺取海外的财富和霸权。因此，在欧洲国家纷纷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改易新的政治理念的时候，其中的一些国家开始了向海外的冒险。19 世纪英国对全世界的控制，建立在其几个世纪的海洋探索和征服的基础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借助经济掠夺来建立和巩固国际政治地位，这种能力依赖于一系列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而且这样的变革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或者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谈到了影响近代早期中国和欧洲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认为，中国并不是不能走欧洲那样的发展道路，但是中国和欧洲最关键的差异在于要素的相对价格。结论：发现、方法与意义对于欧盟而言，要获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10% 的资金作为财政经费，需要各成员国做出的主权让渡就已经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亲欧派人士的预期。然而对于中国而言，要使中央政府仅靠这么一点点经费来运作，那简直是不能想象的。同样的，我们在本书中所做的分析，并不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发展推翻了美国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的经济实践。此外，我们也并不能够同意 “文明冲突” 的论调。这种论调常常将不同的经济实践归结于一些所谓根深蒂固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会注定导致不同的地区陷于敌对。我们在本书中反复强调：在一个地区行之有效的经济原则，在另一个地区也同样行得通。我们所看到的差异，其实归根结底是历史对于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潜藏在一个宏大的、自成一格的社会情境之中。

对我来说，看的有点费劲。不过还是觉得有不少收获。谢谢！

二十年前，一批在美国加州不同大学中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年学者先后出版了几本专著，对当时国际经济史坛的主流理论和观点进行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学者后来被称为 “加州学派”，他们的新见解集中体现在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因此 “大分流” 理论也就成为 “加州学派” 提出的新见的代表。这些新见提出后，迅速引起国际学坛的注意，在赞同和反对这些看法的学者之间出现了热烈的争论。这个持续至今的大争论，从开始时主要针对中国和西欧的比较经济史的讨论，演变为题材广泛、涉及全球的跨地区、跨时代、跨学科的国际大论争，在国际学术发展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