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强调中国发展了以精耕细作农业为基调的经济。这一体制延续两千年之久，其关键性的转换点，则是汉武帝时代。战国至汉初，中国经济发展，在城市化和商品化两项动力的配合下，出现了相当发达的工商业。汉承秦制，皇帝制度与文官体系相结合，而汉代文官权力在统治控制中的比重，远超过秦制，遂有皇权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情况。他们能与皇权共存两千年之久，也正因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入农村，而其转换点也在汉武帝时，转变的契机与经济转变相应而生。

通过对汉代农业的研究，对中国小农经济的早期起源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尤其是对汉代土地和人口政策背后的社会动力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这些政策造成的社会后果进行了完整的追踪。

第一，汉武帝把重农抑商从观念变成了制度，推出了 “盐铁官营” 和财产税等政策。他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土地兼并，避免豪强坐大，威胁皇权。第二，汉武帝的重农抑商政策反而加剧了土地兼并，因为经商受到限制以后，豪强更加倾向于土地投资。土地兼并导致一些农民向边远地区移民。在新移民地区，生活条件比较差，地方官容易胡作非为，老百姓还拥有自己的领袖。一旦遇上天灾，这些地区就可能爆发起义。第三，重农抑商政策还与一个历史现象密切相关，那就是古代中国长期无法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工商业得不到发展，科学技术也就无法进步，人口增长和科技进步之间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于是古代中国无法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不断上演王朝兴衰的周期律，最终在 1800 年被欧洲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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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得来说，汉代的农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农作规模上的小型化和农作方法上的精细化。当时人口增长致使耕地不足的压力相当沉重，在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压力尤其突出，汉代农作的进展就是对这种压力的一种回应。必须用现金支付的要求（例如人头税）和精细化农作中劳力使用的季节性分布不均，促成了非农业活动。这种活动反过来又使市场导向的经济行为变得可能。但是，在无法利用市场时，农民又可重新调整这种行为，采取较为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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