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是一场真实的美梦，不只是给人们带回了某种同一个世界的希望，更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情感出口。那些被足球连接起来的时刻，喜悦是真实的，遗憾也是真实的；那些球场上万人同哭同笑同呐喊的时刻，我们才仿佛置身于世界中，真切地置身于生活中。足球何尝不是一种唤醒，如果我们放弃了，或太容易地准备放弃构成我们的喜怒哀乐的那些东西，我们也将逐渐同生活隔绝，同自己隔绝。在习惯了隔绝后，一切必要都将变为非必要，随后，我们也将失去一切。

比如说，一个城市的医院数量、医师水平、医疗成本等，这些指标将与经济、就业、产业、教育、文化等要素一道，成为人们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重要参考。医疗资源向来是稀缺的，一座城市的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其实也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从多年以前开始的城市间的 “抢人大战”，到现在仍然打得难分难解。未来，除了提高经济领域的吸引力之外，一座城市要想吸引优质人才，在医疗能力这类软实力上不能有短板。

这时的天，事实上已经逐步去神格化了，变成了一种由公共意志来反映的自然意志。新的天命观解决了政权更迭的合法性问题，但同时统治者头上也悬起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失去民心，自身也政权难保。周王室自身不会去强调这一点，但它对此是有认识的。一方面，政治的 “王道”，仁德化民，成为了外在化的主张，统治者有了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的必要性，但同时，周王室也通过分封诸姬拱卫王室 —— 以藩屏周，同时监督殷民，其实也监督民众。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垄断了知识，也垄断了社会上层地位，使得民众无法对政治进行直接介入。分封拱卫，表现了周公对宗法系统的信心，但系统的崩坏正是从内部发生。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冲突、诸侯自身的坐大、诸侯之间的互相征伐与吞并，导致了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强大的诸侯甚至可以直接向周王 “问鼎”，而这不得不说，正是对周公 “天命” 观的 “灵活运用”。文王得到的 “启示”，其实已经暗示了一个道理：上帝并不只护佑商朝。往深一点想，这个上帝其实是公共的，而非一家一姓的祖先。周朝分封了 “八百诸侯”，一旦这个朝贡、宰制的系统不能维继，那么天下的乱局，就甚于过往。正是因为大乱频仍、政治崩坏、人民受难，春秋战国，天命观又得到进一步推进。天命在民与周王室的控制力崩溃同步的是，知识的垄断权也丧失了。诸侯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社会流动成为可能，而知识又成为了社会下层获得更高地位的利器。对当下的不满，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老子和道家，是与世无争、恬淡求退的，而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恰恰相反，道家是当时最具革命性的，老子就是一个愤怒的知识分子。“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这样的大胆发言，丝毫不亚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诸公。老子认为政府应当 “无为”，是因为当时这些糟糕透顶的诸侯国政府根本不配 “有为”，政府的干涉，无一例外都会加重人民的灾难。于是他对周公创立那一套礼乐制度一点兴趣也没有，认为正是那些被视为良治的标准，驱使着政府去干涉社会，而干涉的结果便是百姓越来越没有活路。从立场上看，孔子是同样瞧不起当时的诸侯政治的，也一样深恨当时权力之败坏。“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 这里的君子，指的是君主。孔子和老子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路径则大相径庭，老子飘然而去，不与同流，而孔子积极求仕，意图改变。思想上，孔子认可周公的政治思路，主张王道、仁政，“吾从周”。但他把政治的道德性加以放大，把民众的权利予以强调，挥动了周公悬挂出来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他把政治责任归于居上位者 —— 与后世被法家扭转的天下无不是的君主相反，他认为天下无不是的民众。“夫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 季氏问百姓偷盗之风盛行，该怎么办，孔子说他们偷盗那些财货，你不也很喜欢吗？意思就是你也喜欢聚敛财富，这跟偷盗无异，自己起了坏的带头作用。“礼不下庶人”，历来被视为孔子轻视民众的证据，但其内涵恰好相反。“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 老百姓忙于生计，不要苛求他们。正因为 “吾从周”，孔子虽然作为商朝遗民，但对鬼神之事敬而远之，不把占卜当成天命的解读，天命在于民心，良好的政治要靠人的能动性去达致。“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 他给鲁哀公举了两个例子：纣王占卜，得出 “国家必王，而名必昌” 的结论，于是 “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而纣王的祖先帝太戊占卜，预示国家将亡，“太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与孔子同时的史官左丘明所作的《左传》，更是直接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孔子创立的先秦儒家，把天命完全去神格化，变成一种有着强烈的社会学色彩的客观存在，天命是不能通过什么方式去直接获得的，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这就让政治，从而也让社会生活，完全地世俗化。道德取代了神，成为社会信仰的对象。孔子创立的先秦儒家，把天命完全去神格化，变成一种有着强烈的社会学色彩的客观存在，这就让政治，从而也让社会生活，完全地世俗化。如果统治者不修仁德，不恤百姓，那么政权就理当丧失。《孔子家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儒家学者的角色，就是明君的辅助者，仁政的玉成者，同时是一个监督者。孔子自己以及教出来的诸多弟子，都是辅助角色 —— 宰。困境由此而生：如果天下没有明君，就没有用武之地。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依靠君主这一把柄，需要被 “用”，被遵从。孔子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困境。“从上依世，则道废；违上离俗，则身危。时不兴善，己独由之，则曰非妖即妄也。故贤也既不遇天，恐不终其命焉。桀杀龙逢，纣杀比干，皆类是也。” 孔子的时代，恰恰就是缺乏他所期望的明君。他率领一群贤能弟子，周游列国，始终怀才不遇，最后老死故里。最听孔子的话的颜回，被称为复圣，复刻了孔子，但他一辈子，啥事也没干，很大程度上就是陷入了这种奢求明君的理论窘境。儒家大贤，知天命，了解文武之道，而且如果君主失德，是允许取而代之的，就不能自己来当这个君主吗？他们还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正如孟子所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孔子 “从周”，只是发展了周公建立在天命基础上的权力来源观，而没有创造一种新的政权合法性理论，没有想过政权可以在新的底层假设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新的组织方式。但他把天命去神格化，是异常关键的一步。孔子死后，春秋时代也就终结了。他的弟子卜商，到晋国讲学，法家由此发端壮大；去除神权色彩的理性政治萌芽，把历史推向了战国时代。最终，秦用法家，统一中国，建立起高效率的职业官僚体系。尔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认知水到渠成，权力的公共性得到加强，历代政治得失，更多地从人民的角度加以考察，而不再诉诸神意。

经济发展是国家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对经济发展的解释中，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对于增长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有言：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不过，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看来，传统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完全是归纳式的，而归纳难以提供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的系统性陈述。在新书《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中，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支撑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的理论框架，和一个关于发展的 “新三角”，除了制度，还包括也很重要的国家能力和发展政策。经济发展首先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因为制度和国家能力这些都是政治。国家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行为者，能够驱动制度，并用政策来调控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直接插手所有的经营活动，恰恰相反，国家应当提供一个创造价值的规则系统，给市场留以相当的空间。

本期讲述：苹果供应链将何去何从？医疗资源与城市发展不匹配，将会影响城市发展？中美关系将走向新征程？新冠疫情时代的结束，将会继续影响未来生活，抑郁症与空心病是否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张进的《渡过》系列可以有效缓解疫情后的症状？了解坂本龙一一生的音乐之旅。当社会淘汰加速时，我们的制度应当怎样调整？

本期封面报道是关于疫情的抗疫新阶段的心理重建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新冠疫情三年，我们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各地防疫政策也在逐渐松绑。隔离与封控的日子，正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我们来到了一个回归正常的拐点。

有一天在饭堂看到同事边吃边看《南风窗》，我很好奇。于是在某一个闲暇无所事事又迷茫的日子里，我也看了起来，确实还不错！

随着防疫措施的优化，人们对城市医疗资源的关注将进入一个新阶段。2022 年 10 月 14 日，沈阳第六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三年的疫情生活，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人们对城市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的关注程度不断上升。随着 “新十条” 的颁布以及防疫政策的优化，人们的生活开始进入新时期。因此，人们对医疗问题的关注将不仅停留在思考层面，而且会转化为更为具体的关心。比如说，一个城市的医院数量、医师水平、医疗成本等，这些指标将与经济、就业、产业、教育、文化等要素一道，成为人们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重要参考。医疗资源向来是稀缺的，一座城市的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其实也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从多年以前开始的城市间的 “抢人大战”，到现在仍然打得难分难解。未来，除了提高经济领域的吸引力之外，一座城市要想吸引优质人才，在医疗能力这类软实力上不能有短板。医疗和经济 “不匹配” 一个城市的医疗水平之所以受关注，与我国医疗资源总体不充分的客观现实不无关系。众所周知，“看病难” 在部分区域一直客观存在，而从城市间的比较来看，有一些城市比其他城市 “更难一些”。原因在于，医疗资源这块总量有限的蛋糕，切得并不均匀。中国社会科学院 2020 年发布的《中国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专题报告》指出，我国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医疗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现象。一座城市的医疗资源多寡，与其行政级别、城市规模、城市层级呈正相关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一线城市比二三线城市多，省会城市比地级市多。这种特点，可以从三甲医院的分布情况窥得一二。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三甲医院数量最多的十座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天津、西安、南京、沈阳、郑州、哈尔滨。其中，北京以 81 家三甲医院的数量冠绝全国，而排名二、三位的上海与广州则分别有 69 家与 67 家。无一例外，拥有三甲医院数量多的城市，全部是省会及直辖市。而在病床资源上，亦是如此。目前，全国病床总数超 10 万张的城市仅有六座，数量最多的是重庆，拥有 20.86 万张，排在后面的是上海、武汉、成都、北京和广州。这些大城市不仅在资源数量上占优势，而且在医疗水平上也表现突出。通过对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推《2021 年医院排行榜》进行梳理，我们会发现，省会城市不仅在三甲医院的数量上占优，而且在质量上也占据绝对的优势。综合排行榜中前十名的医院，北京有 2 家，上海有 3 家，此外成都 1 家、武汉 2 家、广州 1 家、杭州 1 家。而从整个榜单的数据来看，北上广这三座城市汇聚的优质医疗资源相当突出，而大部分的优质医院都集中在各个省会城市。相较之下，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在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的表现上，没有它们的 GDP 那么亮眼。最为人们熟悉的，便是深圳这座超一线城市。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深圳的医疗资源显然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 “不匹配”。在经济发展较为均衡的江苏省，也有着类似的情况。经济表现十分突出的苏州，在医疗资源上也有些不够。苏州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是 5.86 张，比江苏省的平均值 6.31 张要低，而且本土的三甲医院数量也不多。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在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的表现上，没有它们的 GDP 那么亮眼。最为人们熟悉的，便是深圳这座超一线城市。不过，这些是从静态的数据进行比较；从动态表现上看，这些都经济富裕但医疗能力暂时落后的城市，其实正在拼命追赶。据估算，新建一所科室齐全、拥有 500 张床位的三甲医院，大约需要 6.3 亿的前期投入，对于一些富裕的城市来说，这并不算很大的一笔支出。苏州市政府曾表示，在 “十四五” 期间，苏州三级医院数量要力争增长 50%，增至 36 家，三甲医院要力争新增 10 家。深圳虽然三甲医院总数上并不亮眼，但深圳仅用了 5 年的时间，就实现了三甲医院数量翻倍的目标，不可谓进步不迅速。而且深圳还在源源不断地招揽医疗人才，从 2019 年起，深圳每年招揽的医学人才都在 5000 人以上，再加上深圳这座城市的独特吸引力，深圳的医疗实力在迅速提升。

我在一个充满音乐的 house live music 里看完了这期最新版，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