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 [死亡诗社] 里，约翰・基汀对他的学生说，“我们读诗、写诗，并非因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也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和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好像都曾有过这样的车站，你从这里出发，去抚慰破碎的四月，然后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又回到了这里。发现四月将尽，人生已无重来的可能。

这个世界上，说话有人听的国家其实不多，这是政治，干活有人管的国家也不多，这是经济，折腾有人看的国家更不多，这是文化，出事有人怨的国家还是不多，这是社会。即使是在电影的世界，依然还是这样，除了五常国家，其他国家的电影竟然都是小众。就算是日本，印度，巴西这样的二流强国，大家耳熟能详的仅仅是寥寥，而整个非洲，东南亚，西亚，拉美，真是拾遗补缺，不禁令人唏嘘在 [死亡诗社] 里，约翰・基汀对他的学生说，“我们读诗、写诗，并非因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也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和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顺着这一角度眺望过去，置身于当代电影的生存游戏里，诗意已经是一种危险品了。大家都默契地认定它是不可捉摸、不可限定与不可追索的，小心翼翼地摘除它和电影本就微弱的关联，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掩盖诗已经无用的事实。大家就仍然可以在一部从一开始就摒除了诗意的电影上映后，继续大言不惭地谈论诗歌和浪漫。毕竟诗歌和浪漫仍然对一小部分人有效，这部分人仍然愿意为一些不可捉摸和不可追索的东西去买单。也就是说，在电影的语言体系里，从来就不缺少美、浪漫、爱这些和诗歌有关的气息，只不过它曾经是电影的母语，现在被绝大部分人当成了电影的装饰品。

梳理了小国家的电影，虽简，但易懂，这些国家电影不好找，但管中窥豹，得以看见他们的国度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敲开了他们国家的门。

在 [死亡诗社] 里，约翰・基汀对他的学生说，“我们读诗、写诗，并非因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也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和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顺着这一角度眺望过去，置身于当代电影的生存游戏里，诗意已经是一种危险品了。大家都默契地认定它是不可捉摸、不可限定与不可追索的，小心翼翼地摘除它和电影本就微弱的关联，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掩盖诗已经无用的事实。大家就仍然可以在一部从一开始就摒除了诗意的电影上映后，继续大言不惭地谈论诗歌和浪漫。毕竟诗歌和浪漫仍然对一小部分人有效，这部分人仍然愿意为一些不可捉摸和不可追索的东西去买单。也就是说，在电影的语言体系里，从来就不缺少美、浪漫、爱这些和诗歌有关的气息，只不过它曾经是电影的母语，现在被绝大部分人当成了电影的装饰品。李沧东在拍摄 [诗] 的时候，已经知道诗正在现实里死去，他希望可以在电影里给诗歌一个继续存活的机会，哪怕是在两个绝望的人中间，哪怕其中一个人已经患上了健忘症。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导演，李沧东希望 “观众看电影的时候，觉得这好像是电影，又是现实。或者觉得这好像是现实，又是电影”。似乎和诗歌一样，像李沧东这样的电影人也已经在电影的现实里凋零了。我们知道在电影的历史里，有些电影人也是诗人，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电影，同时是写给人类的诗歌。在这些诗歌里他们讲述爱、浪漫、美，也吟唱痛苦、孤独和黄钟大吕一样的悲怆。比如 [野草莓] 里梦境和现实的解脱与迷失，宛如一场生命的探戈。比如 [雾中风景] 里女孩坐在卡车边上，血顺着大腿流下，有人在雾中呼唤，但她神情冷漠，恍如一个旁观者。比如 [青木瓜之味] 里，小女孩梅在南洋的骑楼下如木瓜一样长大，每一个枝丫里都满是热带水果的香甜和佛堂的烟尘。在西贡修剪得工整的植物中间，她是不动声色的欲望。比如 [中央车站] 喧哗的人声之外，有一个女人为远方的人书写。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好像都曾有过这样的车站，你从这里出发，去抚慰破碎的四月，然后用尽了一生的时间，又回到了这里。发现四月将尽，人生已无重来的可能。这些电影不是诗歌，而是一种记录，我们把它们当做诗歌，是因为它们如诗歌一样勇敢。在一个趋于统一的语境下敢于记录那些小众的、独特的、落伍的、日常的事物，敢于用一种不流行、不迎合、不轻巧甚至是未知的方式，体验人生。这些影片的导演也不是诗人，他们更像是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者、一个思想者，或者说是一群不快乐的人，比如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他在寻常的事物里发现了那些可能到来的危机、可能消散的美和可能转瞬即逝的幸福。就像诗歌的背后是伤痕，他们以拍摄的方式游吟在古老的大地上，他们是那些最终站到了桌面上的人，他们牺牲现实生活里平庸的快乐，点燃了人类高贵的痛苦。在 [死亡诗社] 的结尾，约翰・基汀被迫离开，学生们站上书桌，朗诵诗人惠特曼为悼念林肯而写下的名篇《船长，我的船长》，那首诗的最后几行里有以下字句，“胜利的船从险恶的旅途归来，我们寻求的已赢得手中。” 时间说的是现在，但最终说的还是恒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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