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教授从问题谈起，很多问题都有其底层形成的原因，要解决问题得从底层解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 “指导” 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就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改革有两个力量：1、一个力量早就存在，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2、一个力量在上层建筑里，就是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的制度。

#管中窥豹读书计划第 793 本（66）#《改革的逻辑》⛵️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家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 “主义” 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推进改革，首先就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土地制度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的。⛵️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对 “80 后”、“90 后” 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不管中国经济遇到什么困难，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自发应对的并不是经济学家，是身在其中的实践者。就像当年，农民穷难道农民不知道？农产品短缺难道城里消费者不知道？都知道。也总有人自发地试图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就是自发的民间努力能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合法承认，这非常关键。⛵️什么是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 “指导” 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就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端正了，决策人和决策机关眼睛向下，实行一种当年万里副总理讲的 “事后承认主义”，先各地试验、地方承认，逐步被吸收为中央政策，最后立法承认。⛵️决心面对现实的政治家，愿意用自己的政治权威，为自发的改革实践提供试验的保护和合法的承认 —— 这就有 “戏” 了。从这点看，邓小平和他那个领导集体，对改革的贡献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没有这个条件，底层自发的改革常常自生自灭，不能汇聚成制度变革的伟大力量。⛵️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住新的机会。这个力量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上层建筑里，就是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的制度。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

本书是周其仁多年来经历和研究中国改革的体会和总结。在本书中，他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改革，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假设上的一个误区，解释了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改革成功的关键步骤，以及当下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痛点。本书核心内容：本书介绍中国改革的成功逻辑、关键步骤和未来难点。首先，中国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预设中的一个偏差，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作为一个 “超级国家公司” 的组织成本，这是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理论逻辑。其次，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逐步重新界定产权，为活跃的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步骤。最后，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很多领域存在伸缩余地很大的制度空间，继续改革的难点，是推进进一步的公权约束和私产界定。中国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预设中的一个偏差，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作为一个 “超级国家公司” 的组织成本，这是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理论逻辑。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逐步重新界定产权，为活跃的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步骤。最后，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很多领域存在伸缩余地很大的制度空间，继续改革的难点，是推进进一步的公权约束和私产界定。首先，经济运行中的成本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预设，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把私营企业都取消，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由计划和命令指挥的超级国家公司，组织成本非常高昂，运转不灵的现象常常出现，也没有真正消灭剥削现象，因此，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逻辑，就是重新建立市场，削减超级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其次，中国改革中的关键步骤是逐步推进的产权界定，因为清晰的私人产权是盘活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改革在底层和上层两股合力之下，从农村的包产到户起步，扩展到城市和工商业，在传统公有制的势力范围里逐步把所有权、转让权、合约权给划出来，奠定了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最后，继续推进改革的未来难点和痛点。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重新界定产权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伸缩余地很大的体制选择空间。容易改的都改完了，剩下都是硬石头。我们今天面临的产权界定问题，往往出现在稀缺资源领域，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问题，因此改革起来特别困难。再加上自下而上的动力不足，原先那种底层创新、上层承认的路径也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有效。怎么样才能为新形势下的改革提供充足的推动力，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一个痛点。在周其仁看来，改革进行到今天，需要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为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明确产权提供主要驱动力，把没有彻底完成的私权界定送上轨道，把公权约束这个议题尽早提上日程，以实现全面、彻底的产权保护。本书看待经济的视角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它的逻辑链条是，只有明确了私人产权，自发的市场交易行为才能活跃起来，从而带来经济的发展，政府如果过多卷入市场行为是不好的，需要进行自我约束和调整。这其实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那么，用这个逻辑解释中国的改革以及中国改革的前景是不是合理呢？这就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了。有的经济学家很不喜欢这一派的观点，比如说，我们之前解读过一本书，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这本书点名批评了制度经济学。它认为，市场从来就不能靠自发的交易行为形成，需要强有力的市场创造者来推进，在过去，政府扮演了这个创造者的角色，而在未来，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灵活有为的市场创造者。一个强调自下而上，一个强调自上而下，两派观点唱对台戏，到底哪个才正确呢？很遗憾，目前来看还没有标准答案。对于中国改革这个历史性现象，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看看这些不同的解释，哪个更具有生命力。

改革的逻辑很简单，真实世界总有层出不穷的交易成本，只能去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尝试降低交易成本的可能。看完这本书，科斯的形象更高大了。经济学说到底其实也是个信不信的问题，治大国，本来就是杂多琐碎的劳动，要小心看起来手握真理的人……

读周其仁，一是在财新周刊上读到了这本书的序，觉得很接地气，也很有见地。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成为了上峰的座上宾，参加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我就很好奇他到底有何高论。总体读下来，周的观点并不玄乎，核心就是理解真实世界的市场与政府，需要从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两方面考虑。企业何以可能，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交易费用大于组织成本，换言之，很多事在同一个组织 / 企业内解决更加高效。计划经济何以不现实，则是因为组织成本显著地压过了交易费用，所有的资源通过权力等级加以流通和分配，扭曲了供需关系，抑制了生产积极性，降低了资源分配效率。观点并不多么标新立异，但他坚持针砭时弊，“敢言” 至今，也是值得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