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结合作者的课程《中华帝国财政 30 讲》非常好的梳理了中国帝国的发展脉络，本书也应该是作者《中国财政史十六讲》的修订稿。现在如果想彻底了解一个人只要查看支付宝和微信账户就行了，看清历史，最好的了解途径是从财政入手，郭建龙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是大历史比较粗线条的从财政角度分析中华帝国财政，土地，官营和印钞。本书从专业讲述，两千年以来帝国统治者精英分子如何殚精竭虑的收钱。从税柄的变迁，税人，税地和税商，逐步演进的过程。中华帝国从商鞅变法开始，齐民编户开始了税人，这种方法已经比欧洲和日本提前了 2 千年，统计和记录的方式代表国家管理的技术程度，从商秧到隋朝，只有使用人头税，对帝国的威胁还是门阀的管控，到隋唐的纸张普遍使用和科举选拔官员，隋唐的两税法，帝国逐步完善到税地，精细化管理，把农业国管理到极致（到雍正的摊丁入亩）。从明朝用太监去江南收商税和矿税，可看出商税的精细化管理的难度，皇帝只有派遣自己亲信去搜刮，晚清就是重臣的白手套，如胡雪岩和盛宣怀。中华帝国税收的好坏不在于税收比例的高低，而在于中国财税之手调配程度的有效性，中央财政手段有效，可以抑制豪强，平衡地区差异，救灾和国防稳定，而对民间财富如果没有强国家通过税收进行平衡，社会必将因贫富差距的扩大，而出现动荡，对比欧洲，特别是北欧的高税收社会福利模式，民众并没有因高税收移民他国，而美国反而因为对资本的优待，两极分化扩大。另外一个典型地区是税收最低的香港，不需要军费开支，但房价和物价高启，普通百姓幸福感并不高。本书还是有重大缺憾，比如对清末海关税由英国人管理的推崇，忘记了海关税 60% 是先还了鸦片战争赔款，而广州十三行也随之没落，从世界首富到破产，大清已经是殖民地特征了，清廷失去钱袋子的掌控，距离下台也不远了。西方复式记账确实有先进性，中国近代败在工业化列强之手，也是败在国家的征税能力上（拔鹅毛），从清末的海关税到现在取消农业税，全国通行增值税，到现在的数字人民币，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也进入到数字化管理阶段，财政的每次变革，带来社会的变革，也看到技术手段的发展对管理组织水平的影响，重温历史，也能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发展脉络。

在得到电子书首页意外发现了这本小书，真的体量不大，只有两百页多一点，因为是讲义出版的，所以书中内容有很强的归纳性，每章最后还有小结，这些都是妥妥的教材风。从财政演变来看历史，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是如何从 “税人” 到 “税地”，这过程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拉扯。在拉扯中，既能看到治乱周期性，也能看到我们中国内在发展逻辑。

历史，作为人类文明的记忆库，常常被我们从各种角度解读。而作者刘守刚教授的《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一书，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观察窗口。这部著作不仅是对中华帝国历史的重新审视，更是对财政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探讨。书中，作者以财政为线索，贯穿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他通过对各个时期财政制度的分析，揭示了财政在帝国兴衰中的关键作用。这种分析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政治、社会层面的。比如，在明朝，皇帝派遣太监去江南收商税和矿税，这一举措既反映了商税精细化管理的难度，也揭示了帝王对财政控制的直接性和重要性。书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财政的公共性。作者认为财政不仅仅是关于钱的收支，更是关于政治权力的运用和国家治理的方式。随着历史的演进，财政从最初的服务于君主私权逐步转变为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一观点为我们理解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和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书中还对比了不同国家的财政制度。比如，中国与欧洲在税收制度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结构。这种对比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财政制度在国家建设中的意义。

每日一书：《何以帝国》。关键在于，如何建构一个兼顾责任、权利、谈判的财政制度，让国家为众人的生存和繁荣而服务。如果你从钱的角度再来看一看，就会有新的发现：就算岳飞真的想反，也根本反不了。为什么呢？虽然在岳飞事件中宋高宗是以一个 “昏君” 的形象留在历史上，但是，他延续了宋代开国以来的一个重要制度，这个制度对南宋朝廷的稳固非常重要，那就是严格控制军费统一由中央发放。曾经当过奥地利财政部长的思想家熊彼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等，都写在民族的财政史中。” 君主的统治权实际上来自对土地的所有权，中国古人的说法是 “打天下者坐天下”，即占有天下土地的人 (家族) 拥有统治天下的权力。此时统治权和统治者家族对土地的所有权结合在一起，公共权力已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性。我把帝国时期结合了 (土地) 财产所有权与统治权的公共权力，称为君权。国家要征税，就需要有一个 “把手”。靠门把手我们可以打开沉重的大门，征税依靠的把手，我称它为 “税柄”。依靠税柄，国家才能方便地征税。在征税过程中能够运用的 “把手” 大致有三个，即人口、土地、工商业活动。用这三种税柄获取财政收入的活动，我分别称之为税人、税地、税商。税人以人口为税柄，表现为让人亲身服役，或者按人头征税；税地以土地为税柄，表现为按土地的面积和等级来征收粮食或货币；税商以工商业活动为税柄，表现为针对商品交易额、商人财产、商业活动收益征税 (征税制)，或者政府参与商业活动谋取利润 (官营制)，或者政府通过设置许可来向寻求许可的人索取特许费 (许可制). 在历史上，汉代的授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隋唐的均田制，其实大都是通过对人授地、再依人征税来变通实现 “履亩而税”。这样的变通办法，实际上也是城邦时代以人为税柄与帝国时代以土地为税柄的一种混合形式。商鞅变法最大的特点是三个字：体系化。什么叫体系化？我们知道，士兵要组织起来才有战斗力，制度要成体系才能有效地运转。商鞅变法，就是坚持了体系化的原则。它既有组织基础的支撑，还综合考虑了财政经济、行政制度、文化教育等体制结构，使它们相互补充、彼此配合。此外，在组织基础和体制结构的背后，还有价值取向的指导，并为当时秦国的变法进行了有力的辩护。通过 “履亩而税” 收取的田租，汉高祖刘邦把它的比例从秦代的十税一降到十五税一，到文帝、景帝时期降到三十税一，其间甚至有很多年不收田租。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这样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就发生过这么一次。缴税的目的，是为了让国家能够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履行公共的职能。说到底，国家是为了人的生存与繁荣才存在的。当然，如果统治者征税比率过高、征收方式不当，或者把税收纯粹用在自己身上，那确实是剥削。但剥削性并不是税收的本性，公共性才是。文学贤良之所以反对桑弘羊将工商业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工商业的发展会败坏社会风气，破坏社会的道德基础，“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另一方面，在成为政府及大小官吏盘剥百姓的工具方面，工商业显得更为便利。豪强是财政史大家马大英先生给的一个统称，是把诸侯王、外戚、贵族、大臣、官僚、工商奴隶主等都包括在内。所以豪强并不是简单的有钱人，而是一个几乎垄断了经济财富、政治权力、社会机会的凝固阶层，他们窒息了一个国家发展的活力，国家却不能对他们的财富有效地征税。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看法是，罗马帝国是由中央强力征服四周造就的，而中华帝国是由四周的优秀力量共同参加中央造就的。所以罗马帝国的中央被摧毁后就不可恢复，而中华帝国的中央即使被毁也能再造。为了不让唐末五代时期的藩镇割据局面重演，北宋初期在军事上设置了兵、将分离的制度，但由此导致的 “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又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金兵入侵后，在那几支始终处于战斗前线的军队之中，将领与士兵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战斗力因此提升，并形成了像岳家军这样以统帅为核心的家军制。不过，由此也带来了中央对军队的支配权的减弱。于是在宋金达成和议后，几支 “家军” 被迅速整编为皇帝的御前禁军。帝国要对广土众民实施治理，自然离不开各种文书图籍、档案簿记等文本。在财政上，很早开始就通过各种账册制度，让国家掌握财政收支与仓储情况。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通过钩稽账册之间的数据、查证账册与实物之间的对比，来监控地方政府、管理社会。在明代，体现国家对社会实施治理的人口土地图册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行监控的会计账册是最为重要的财政工具。一般而言，当这种现象变得严重时，帝国就会发动并税改革，把杂税并入正税，靠提高正税来减轻老百姓的全部负担；但往往在并税改革之后，很快又出现新的杂税。这种雪球越滚越大的现象，被黄宗羲称为 “积累莫返之害”. 载泽是晚清政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一位皇室成员。慈禧太后把自己的亲侄女嫁给他，而他的妻子有一位亲妹妹，正是光绪皇帝的皇后。当然，载泽真正被记入史册，不是因为皇族亲戚关系，而是从著名的 “五大臣出洋考察” 开始的。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但当它看到在日俄战争中，实施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君主专制的俄国，就在 1905 年派出了考察团，去了解国外的政治经验。这个考察团的团长，就是 38 岁的载泽。载泽考察了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把自己的观察思考记录下来。回国以后，他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密折，奏请实行预备立宪。除此之外，他还推动机构改组和法律修订，甚至还主持了宪法的草拟。由此可见，载泽在皇室中算是开明派，很有改革的魄力与能力。他主导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将户部改组为度支部。

从财政角度展开的中国史，颠覆了以往对于历史的认知。如果是历史是一张巨大而又充满微小细节的地图，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看到一两个点，自己开始想象演绎；有人觉得不过瘾拿显微镜研究；而这本书的作者，这是描出了地图的全貌，并通过 “财政” 这个角度，在地图上描出了一段耀眼的金线。因果，就此显现。

钱的历史，不只是 “财”，更是 “政”。不少王朝的灭亡，在根子上就由财政决定了，帝王将相的贤愚不肖，都难以改变王朝的命运。跟着钱走，看见不一样的中华史。

任何时空里，财富的博弈都可以把历史撕开一个口子，读者能从这个截面上看到各方力量的角逐，理解历史向前发展的真实动力。对于中华帝国来说，钱的历史，不只是 “财”，更是 “政”。本书共三十讲，从先秦的初税亩，讲到晚清的度支部，通过解答一个个历史问题，用财政的线索重新梳理了一遍古代中国的成长历程，从钱的角度解释了众多历史中的现象。书中每讲皆围绕三个线索展开：第一，财政制度的三个要素，收入、支出、管理，在历史时空中不断变化的轨迹；第二，从财政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中华国家不断成长的历程；第三，财政领域中的强制权力从君主私权一步步实现公共化的历史进程。跟着钱走，看见不一样的中华史。

历史就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如果事先没有掌握好图书分类方法，就会轻易地迷失在细节中。也许在细节中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并度过愉快的时光，但却没有办法去掌握整体，没有办法向他人作出概括，也无法提出可能的建议。平时很喜欢看小说，愿意去沉迷到历史时空里，感受那些小人物或大人物在历史洪流里的高光时刻，亦或是挣扎前行；不自觉会有幻想，如果有一天我穿越回去，能不能像主角那样，推动制度改革，发展工商业，平定四海…🤡🤡🤡抱着这样的心态，从《明朝那些事》感受大王朝时代的更替兴衰；从《显微镜下的大明》看洪武大帝的制度设计思考，以户籍制度改革奠定财政税收的基础，实现帝国疆域的有效统治；从《大明王朝 1566》看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朝局动荡中，嘉靖、严嵩、小阁老、张居正、海瑞这些青史留名的大人物相互角力，极具戏剧化的冲突和张力；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中，制度的沉疴难返，立场的相互对立，个体的利益追求，交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 回到历史节点去推动改革的幻想抛下，希望能从更高、更独特的视角去把握历史变迁的脉络，本书堪称经典。税收的税柄，从税人到税地再到最后的税商，经历了自城邦到帝国至现代的漫长时期，税柄的变化也是财政制度在不断走向成熟必经历程；帝国时期的财政基础在于确立了天下土地产权为君主所有，皇权天生就兼具了公共性和私人性，财政制度的逐渐成熟其实也是公共权利不断进化的过程；税收的正式收入和非正式收入是相互依存的，必须确立正式收入的原则刚性，又需要非正式收入来补充灵活性，所以皇室财政和地方官僚的征税权有一定的必然性；农业社会的经济剩余有限，单纯发展商业和手工业税收始终是有天花板的，所以发展工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才是经济增长的必经之路；在没有工业基础的情况下，过分重商会造成资源的极度不平衡，不利于统治和民生；    ……… 书里的精华内容太多，总而言之，古人并不缺乏聪明才智和高瞻远瞩，只是受制于时代和制度的局限性；很荣幸认识得到，有这么多大牛带着我去探索世界♥️

中国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唐宋元明清这样的朝代更替表国人早已烂熟于心。本书将从财政的视角再看一遍中华史。“财政” 这个词十分常见，它跟 “财务” 相对。财务一般指私人对钱财的处理，而财政则是国家对钱财收支事务的处理。那么为什么要用财政来做认识历史的工具呢？如果看过罪案剧，肯定熟悉侦探们的一个破案手法，那就是跟着 “钱” 的线索走。只要看谁得到了好处，就能揭开表面看来错综复杂的案件谜团。从 “钱” 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明白历史深处的一些人和事。

帝国财政史上的三个关键词帝国财政史上有三个关键词，可以用来贯穿本书的内容。第一个词是责任，第二个词是权利，第三个词是谈判！

在这里，已经有三组解释历史的模型了：施展老师在中国史纲中提出历史的第一性原则是欲望和秩序（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约束条件），另外气候条件和技术变迁是重要博弈变量；张笑宇老师在现代史纲中提出现代社会的标准是正增长秩序，分别是维持长期正增长和有效约束暴力；此时，刘守刚老师对国家发展提出三个阶段，主要从国家要素支撑和资源约束的方面来区分：城邦、帝国、现代国家，分别以人口、土地、公共权力作为支撑点。也能看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公共权力的实现史，统治权从私人性走向公共化的过程，最终使人类实现自我的统治。古代中国的三种征税方式：税人：优点在于简单，点人头即可；缺点是过于直接，税痛感强烈，而且税负一不公平就容易引起反抗。税地：优点在于负担公平，缴纳多少田赋跟土地面积直接挂钩，合法性也强；缺点是丈量技术复杂、账册管理困难。税商：优点在于有自愿买卖作为掩护，而且有可能转嫁，所以看起来似乎 “取人不怨”，税痛感低；缺点在于管理成本高、偷逃税容易。所以在帝国时期，常常混合运用以上三种方式，以达到扬长避短的效果。自汉代到唐初的田赋征收，都是先授田再税人，这是税人与税地的混合；而盐利，则是税人与税商的混合，它实质上是人头税，但在商品交易环节征收。国家权力的私人性向公共性，是受资源要素约束的，其演化动力为：城邦阶段，地多人少，谁掌握更多人口，谁拥有统治权。城邦领袖一般是最具人格魅力的人，称为权威。这时国家权力是高度私人化的。帝国阶段，地少人多，需要对外扩张土地和对内利用土地，土地是权力的来源，谁掌握更多土地，谁拥有统治权。这时权力的公共性有所拓展。刘守刚老师没有说这个公共性体现在哪里。私以为是从统治者转向一个家族、一个阶级或一个集团，成为君权。因为随着帝国对外扩张和对内统治，统治成本不断加大，一个人是治理不了的，需要君主将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形成一个统治集团，以实现对庞大帝国的统治。现代国家阶段，地和人都相对固定，意味着绝对资源是固定的，那就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确立完善来发展和配置资源。农业经济转向工商业经济，进而推动对私有产权的承认和保护，君主个人统治的任意性需要向公共利益让步，权力由君主转向公众，公众选举公共权力为自己服务，产生代议制民主，称为公共权力。权力的公共性由此高度发展。

税收是一国重要的收入来源，本书从税收的收入，支出，管理三方面入手，分析晚清帝国中央政策的不足以及从帝国中出现的现代国家线索，如张謇的办厂，王安石的改革等等在历史的中出现这样一些以天下为己任有担当的人。晚清就像一颗树，早期营养还算跟得上它成长的需要，越大营养就越跟不上，就算后期有像张謇，王安石等想要改变，一是力量太小，二是晚清也病入高峰，为时已晚。始终是帝国军权要行使它的公共权利并没有得到发展，它必然不能适应历史或当时社会所需的，不然是要淘汰的，历史必然是要翻新篇的。

就是怎么合理的搞钱

很好

有收获

第一次被人引领从财政的维度审视中国的历史。书后附录的访谈内容，更是非常值得一读。作者的谦虚和睿智跃然纸上。

从钱的流向来了解历史，以钱为线索剖析帝国内部的演变，利用施展老师所说的双结构：中原，草原（农牧）构成一个大循环，帝国内部的君主、贵族、官僚、农民的博弈构成一个小循环，当外部环境的发生改变就会影响小循环的变化，内部的技术变迁引起帝国财政的变化，也会影响帝国内部的博弈，从而影响大循环的变换。新角度看待历史，还是挺新颖！

这是课程的讲义，有广度没深度，只是在阐述事实，没有观点。

瞎子摸象，只看细节不行，要试着看全貌

久仰刘守刚老师大名，本书脱胎于得到课程，从财政视角解读中国历史。作者还给读者普及了财政知识，例如财政与财务的区别，等等。秦制以后，中国历代政府在财政上的得失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朝代兴衰及走向，书中的许多观点甚至刷新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很受启发。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