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为美籍华人刘子健 (1919-1993) 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他的以改革为主线，将北宋后期的历史分为改革、反改革和后改革三个阶段，完整地也简要的叙述了北宋后期政局的演变。刘子健重视对王安石政治思想的分析，强调王安石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他认为王安石的目标是通过理想的官僚制来建立道德社会。这和一般人们认为的王安石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有着很大的不同。刘著采用多重标准来划分官僚类型，超越了传统的 “君子一小人” 二分法。但其最核心的关怀是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反思。刘子健肯定王安石在中国官僚制国家的背景下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但是 “新政对国家财政的促进远远大于带给人民的利益。” 他将王安石的失败也归结于官僚制的问题，王安石 “并没有获得官僚集团足够强大的支持。他甚至都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执行官僚的持久的忠诚，这些人是他推行新政最主要的依靠。当这些官僚转变为巧取型的时候，新政所获得的就失去了。” 新政的结果是集权主义的强化、绝对主义的增长以及官僚的腐败将北宋带入了危险境地。儒家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刘子健思考的核心问题。对王安石历史上毁誉参半，传统士大夫认为他是王莽类型的大奸大恶之人，而每到国家提倡改革的时候，王安石的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也被拿出来表决心。中国体量太大，任何的制度和组织变革，就是有皇权的强力支持，面对庞大官僚体系，难免人亡政息，需要的反而是简政放权，特区实验，摸着石头过河，因为 “改革” 从来都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形势所迫的顺势而为。

王安石变法作为古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改革，其中涉及的层面是繁杂的，价值评价是多元的。历来被史学家所关注，被政治家所注释。刘子健的这本书对王安石变法或者说新政的看法，是独特而且深刻的。不仅仅将王安石变法放在北宋所面对的问题上去看待，也从中国儒家士大夫所面对的思想道德历史来看待。北宋需要王安石变法，因为已经是问题丛生了。作者的独特就是在关注 “富国强兵” 之外，提出来变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去实现儒家理想，希望官员能够既专业，又受到行政控制。他的目的是建立制度体系来实现富国强兵等诸多目标。这样的见解是非常具有思考价值的。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价值，也是当代政治学的价值。但同时，主流的道德解决观，与王安石所主张的权力功利观，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 到底什么才是国家和社会个人实现自己价值的有效办法。而这也关乎行政上是该实行大政府主义的强有力管理，还是该实现小政府主义的自我管理。这个矛盾从古至今依旧缠绵悱恻于中国政治实践。道德还是功利谁是谁非，无法说清。道德是很美好，可是大而无当的道德原则，在面对具体问题是，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还是会每个人对能从其它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论点呢？当所有人都能用它来面对同一件事情时，其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吗？同时，面对皇权专制的强化，士大夫依靠官僚体系从皇权分得权力。但这是派生的，是由君主主动让渡的，可以让也可以收。当变法遇到阻碍时，王安石及其后继者，主动放弃了皇权让渡的权力，而依靠皇权来打击反对者。这对变法在后期演变为赤裸裸的党争，影响是巨大的，党争也让变法的价值荡然无存，只能是亡国的 “祸首”。这个问题，王安石或许还能意识到，从而克制运用。但当，新旧党争成为尖锐的利益集团斗争后，一切都只会向着最坏方向发展了。但要明确，责任在后人为主，王安石最多是用人不明而已。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王安石变法，对当时而言是彻彻底底失败的。但从历史看依旧是存在巨大价值的，他践行的建立功利主义官僚体系的主张，试图用可量化的管理办法，而不是道德原则来进行国家治理，对中国历史而言是开创性的，也是先见性。黄仁宇曾经批评中国古代无法做到 “数目字管理”，这个批评暂且不论技术上的可行性，就其可带来的效益而言价值是巨大的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就是试图为中国建立一个 “数目字管理” 的政府治理系统吗？当然这是我们今天人的事后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安石不可能有建立这样一套体系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他依旧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下，希望实现士大夫人生理想而进行的变革。指导思想和目标不会大大超过儒家思想体系，而显然儒家思想没有数目字管理所需要的技能。只能说，王安石变法是在一个比较明确目标 --- 建立功利主义的官僚治理体系指导下，依靠当时所能获得的知识与技术，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尝试。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失败了，但不代表他的目标就是错的，手段就是全错的。王安石变法 --- 一次取代道德原则治理的尝试

如果一本书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作者和他的思想，那么说不定就会获得遇见一位大师的惊喜。    本书有三个推荐理由，一是作者刘子健治学严谨，深耕宋史多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二是他先后在匹兹堡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具有国际视野，将国外研究史学的方法运用到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给读者提供了可贵的理解历史的不同视角。三是这虽是一本历史专著，但一点不艰深晦涩，语言精简、角度新颖，读来不忍释卷。      本书力图还原新政及王安石所处的历史环境，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清理出一些重要主线，分析论证变法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彼此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形成一个多维度的变法全景图。     首先，从时间段上将整个变法所影响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变法期、反变法期、后变法期。意义在于区分三个时期不同的皇帝和官员对于政策走向和社会层面的影响，特别是后变法期和变法期，虽然都是变法，但政策的执行已经大相径庭。    其次，将官僚的类型分为理念型、仕进型、渎职型。书中还有进一步细分，这里不赘述。这个分类有效地区分了不同的官僚执行同一套政策的不同后果，从而使读者对变法政策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评价。    第三，从文化背景上将当时的儒家思想分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黄河以北最保守的朔学、偏重形而上学的洛学以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变法和反变法的背后，是对于儒学正统的争夺。所以是否支持变法的政治对立早已延伸到思想领域的巨大分歧。      第四，从变法涉及的范围将变法政策分为：国家财政计划、为农民筹措资金、国家收入与保管、国防。这样划分的好处是可以对每一个领域的政策进行单项分析，避免整体的肯定或者否定。同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变法已经超出政策和法律，指向了政治制度。     王安石当政期间，凭着其个人道德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念，用功利主义的政治理论对抗着道德主义形而上学的儒家正统，而他的唯一依仗是皇帝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他的悲剧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读完此书，王安石的悲情里便有了一丝悲壮，毕竟，他的募役法并没有随着变革的失败而消失，而是被后世继承沿用下来。     王安石变法在他死后，特别是后变法时期已经彻底沦为清除异己的权利斗争工具，宋仁宗开创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时代彻底落下帷幕，变法也成为古代中国政治转向的标志性事件。从此，皇权独大，无论是儒学还是士大夫都被皇权压制得再无抬头之日。当然，即使没有王安石变法，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下，皇权最终走向强势的概率极大。或者也不是没有像英国一样皇权被限制的可能，只不过这样的概率极小。历史终究充满着偶然性，其走向大约也像生物进化一样没有方向性。

回首往事，我们对于王安石的崇敬，不仅是由于他远超越时代的远见、高尚的道德情操，更是因为一种惋惜：首先是惋惜，在 1000 年前，中国错过了一个依靠自己内在原生力量，蜕变成现代国家的机会。其次，我们是在惋惜，王安石，包括他的对手司马光，其实都是忧国忧民，公而忘私的君子，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品德高尚、志向远大的人，不仅没有能够联手开创一个新局面，还生生把北宋朝廷的政治斗争和党派分裂搞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中国自秦汉至明清，始终是一个传统中央官吏农耕帝国。它存在的基础，是维持一个大量小自耕农从事生产，自给自足，并向他们直接抽税的扁平化状态。这个系统其实相当脆弱，禁不起太大的动荡与冲击。以土地和人头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朝廷，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与知识，去支持一个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就是试图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部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与金融商业化，我们在为他的前瞻性视野和魄力赞叹的同时，也必须看清，在当时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遗憾的是，在王安石的激进实验之后，明清两代大一统王朝却把宋代的经验当做反面教训，在公共管理方面转向保守与内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中国被西方殖民列强打开了大门，被迫卷入全球化为止。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开始了追求现代化与挽救民族危亡的长期革命。许多为中国探寻解决方案的先进分子，比如梁启超，在回首检讨历史时，吃惊地发现，800 多年前的王安石，居然是引领自己的先行者和知音。

业余历史爱好者如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王安石面对的问题和困难。第一次了解，这场变革涉及的重要方面。当然，也是第一次觉得，如此研究才称得上酣畅淋漓。虽然很多问题尚待解决，但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研究还在继续。这段历史能够给我们的启迪、思考，还会越来越多。

作者的方法包括 5 部分，1 开篇引言，（故事引题，剖出话题，破题）2 正文（What 是什么，Why, 为什么，How 怎么办）3 结尾（金句总结）。个人觉得他这个思路挺好的，算是给我这样的小白指明了方向，小白脑中无素材，思路也不清晰，如果没有这个模板，我真的不知道写什么，学生时代结束后，就没有再写过任何东西。方法再好，也得需要长时间练习。我准备按这个思路练习一段。希望经过训练，自己不再有老虎吃天的畏难感觉。

#苏东坡传 #宋代中国的改革# 拗相公 #世界历史一席之地 # 富国强兵# #增量 Vs 存量 #王安石新政 56 年   🍎到了宋仁宗朝，兵力居然突破了 120 万。光是养兵一项费用，就占到每年朝廷收入的 80% 以上。北宋需要要向辽国和西夏缴纳沉重的 “岁币”，总量达到白银 27 万多两，绢 35 万多匹。全国官员人数已经超过两万，下属办事人员 “吏” 的数目更是配套加倍。此刻，国家每年的赤字超过了 1500 万贯，相当于北宋朝廷年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所有的压得皇帝喘不过气来 。   🍎神宗的 KPI 是既要赚钱又要强军队，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现实是目标必须有轻重缓急。王安石叫苦连连，” 臣妾做不到啊 “   ” 做不到也要做，不然老子换人 “。 尽管富国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王安石众多任务中的一个。改革官僚体制，以保证所有措施更好执行，并通过道德影响改善风俗，具有更基础的重要性而不可忽略。不幸的，现实是王安石无法为实现这些长远目标取得更多进展。在其他原因之中，宋神宗给王安石📌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迫使他主要关注国家财政这一迫切问题 ——📌首先要消灭赤字，继而要满足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王安石可能确实过于强调富国的目标，但这不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 在强兵方面，宋神宗与王安石显然不同。宋神宗总是就军事事务与部署问题提出讨论，他对帝国军事力量的衰弱相当敏感，迫切想要补救这一状况。王安石赞同以牺牲西部、南部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为代价来实现领土扩张的愿望。但是他反对攻击西北的西夏和北方的辽国。在宋神宗多次开始讨论军队时，王安石则提出，📌财力必须居于军力之先，内部改革必须优先于外部扩张。  🍎 既要，又要，还要。 这就是老板的需求，而资源就这么多。干还是不干 ？其实你没得选。不然卷铺盖滚蛋。然后，第二年，KPI 考核目标再增加 20% ..... 齿轮就这样一年转一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最高目标和最低底线之间一定有操作空间。 但我们在现实的工作里，需要做月度，季度复盘，动态调整修正目标，达不达得到是一回事，做不做动作是另一回事，主动给老板预期。 我不知道王总是否敢月度，季度汇报。 我们总不能等到年终了，甩给老板一个结果，达标还行，要是没及格，估计老板炸毛。  🍎所以，主动汇报，让对方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资源，看到你的动作，然后，我们再谈一谈，是给我增加人手，还是给我增加投入，动态调整.. ...  🍎切记 ： 你的目标必须跟老板的目标保持一致… 但要定期汇报….    不是？现在的泽连斯基是否也犯了跟神宗一样的执着？ 但泽连斯基的 KPI 是军事打击？🎈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政治家与改革家，但又同时被指责不能容人，专横独断。

中国自秦汉至明清，始终是一个传统中央官吏农耕帝国。它存在的基础，是维持一个大量小自耕农从事生产，自给自足，并向他们直接抽税的扁平化状态。这个系统其实相当脆弱，禁不起太大的动荡与冲击。以土地和人头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朝廷，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与知识，去支持一个现代化的管理体系。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就是试图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部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与金融商业化，我们在为他的前瞻性视野和魄力赞叹的同时，也必须看清，在当时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政治斗争的精髓：敌人少少，朋友多多。搞政治既需要理想主义号召人们跟随，还需要政治斗争本事能在政治斗争中赢。因此合格的政治家需要既有理想又有本事。

感觉是对宋代改革期间官僚体制最为合理阐释的书之一吧。很贴近实际，用丰富的史料论述，很好看，很有说服力，值得细细品味！

精确的还原历史背后的思想与政治逻辑，对于客观的看待王安石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他主张的新政，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作为中国人只知道 “名字” 或者 “概念” 都是相当惭愧的，最不堪的是一知半解尚未达到而下粗糙的结论。

虽成书于半个世纪前，当下读来正合时宜。王安石变法中的对与错，对目前中国具有很强的参考和警示意义。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状态非常典型，这或许也是近些年宋史热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