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这本书评了5.0
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个体化兴起,给传统孝道带来了冲击。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资料。研究发现,在个体化与新家庭主义共同的影响下,孝道观念发生了变化:孝道的认同程度仍然很高,但已经不是首要的道德规范,限制个人自由的、权威性趋向的孝道观念逐渐式微,“亲权子责” 变为亲子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如何尽孝很难有统一的规定,而是在具体语境下通过沟通达成。青年群体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游走”,“职孝” 将趋向于 “情孝”,而后进一步向 “诚孝” 的方向发展,实现一种角色责任和内心情感统一的新孝道。关键词:孝道观念 个体化 新家庭主义一引言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孝道的内涵不仅包括敬养父母,也上升为一种为人处世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其在传统道德规范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是开展社会道德教化的核心理念和政治治理的伦理基础,以 “孝” 为核心的孝道文化几千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是研究中国人道德心理结构和机制的重要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孝道也面临着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改革开放已四十多年,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多元价值观的涌现,互联网新兴社交方式的兴起,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转型时期,传统规范和个体化观念交织碰撞,新与旧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展开交锋与融汇,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更是表现为秉持不同的传统与现代观念的人,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博弈和妥协,其中最明显也最广泛的就是在家庭中,更偏向传统的老年人与更加个体化的年轻人之间的冲撞和博弈。对传统孝道观念的不同态度和看法,则直接反映了两代人之间矛盾博弈的关系。个体化的兴起,让新一代年轻人勇于追求自我实现,倾向于将个人价值置于家庭之上。但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竞争加剧,年轻群体为了缓解生存压力转而回归家庭,于是一种 “新家庭主义” 兴起。年轻人在回到家庭后既想保持个体的自由与独立,同时又要遵守家庭的规范、承担家庭的义务和责任,与更守旧的老人处理家庭生活关系,在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这个冲突的场域中寻找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孝道文化如何适应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个体化和新家庭主义在孝道变化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人们如何应对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文尝试回应的问题。(一)个体化与新家庭主义的趋向在欧洲社会学里,“个体化” 指的是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同步发生的 “人的解放” 过程,即个人从社会体制、宗教信仰和阶级隶属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再 “被他人所决定”,而进入 “自己决定自己命运” 的过程。个体化与个人主义联系紧密,但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贝克(2006)就明确地指出,个体化不同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反的关注个人而非群体的一种文化取向。而个体化则是描述社会机制以及个体与社会关系在结构上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概念,个体化的结果不是个体不再依赖他人,而是变得更加重视和个体关系的互动。在个体化的趋势之下,个体更强调竞争、独立、自主和自立,从束缚他的社会结构、系统、组织中脱身而出。作为社会连接的核心单位,家庭也是个体化要摆脱的系统。因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出现了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家庭价值让位于个体价值的趋势和特征。与个体的发展和自由相比,家庭居于从属地位,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越来越不被重视,子女成年后脱离原生家庭反而受到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近些年来,西方涌现出了 “新家庭主义”(new-familism)思潮(Dykstra & Fokkema,2011),正是为了纠正极端个人主义而出现的西方家庭研究新趋向,与极端的个体化相反,描述的是社会成员向家庭的回归,家庭作为一种新的纽带与意义出现。在这个基础上,学者阎云翔提出了 “新家庭主义”(neo-familism),与西方的含义不同,是在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适用的新概念,也是中国家庭研究新的参照(Yan,2016)。从 20 年前的 “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 和 “无公德的个人” 到 “新家庭主义”,阎云翔的学术理路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变化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带来社会生活领域重大变革的体现。中国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权力逐渐从基层社会撤出,个体也逐渐从稳固的组织中分离出来,整合的集体意识变得淡薄。现代工商社会形式逐步建立,个人越来越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主要运作单位和社会价值及意义感的核心,家庭主义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集体主义已然式微,强调个人自主、价值、尊严及幸福的个体主义越来越凸显。此外,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也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可彰显的自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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