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利用三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治理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完善、算法生态规范的算法安全综合治理格局。”2022 年，一方面《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的多项配套措施会出台，均会涉及与算法有关规则的细化；另一方面，算法本身带来的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不断积累，也到了要进行某种回应的阶段。

这一期的选题很棒：共同富裕新商机，黑天鹅与灰犀牛 2022，A 股的进化与分化，旅游人的这两年，地理与国运。

本期封面文章，共同富裕的底层逻辑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通过教育升级、产业升级，挤入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最高端。目前看来，这条路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美国的公路和高速公路，加上加油站、便利店里充满活力的晨间交谈 —— 和立在一旁的一排排咀嚼烟草和浓缩咖啡机 —— 代表着一种统一的文化。但这只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社会层面。无论你身在何处，必须始终意识到与眼前现实矛盾的其他现实。甚至在统一的文化中，人们对政治的缄默是令人不安的 —— 考虑到他们的谈话充满了生活中的日常问题。这意味着疏远，使人们在更困难的时期倒向蛊惑民心的政客。我想到我们荒凉的沙漠地区，这只不过是一个脆弱的文明环境。我们不像想象的那样安全或成熟，即使我们比任何竞争者都强大。

人口结构的变化从长期来看的确推动了未来全球通胀中枢的上行，无论如何，“未来将与过去完全不同”。但在笔者看来，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其一，过去十多年间中国的过剩产能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和缓和了全球商品价格上涨趋势，但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状况已缓解；其二，全球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和供给领域的寡头垄断特征越来越明显，相关资本开支下降和供给受限，将继续提升供不应求商品的价格刚性；其三，全球低碳减碳的绿色转型趋势，使全球范围内各类商品的价格都将体现降低碳排放成本；其四，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大多修改了目标框架、提高了对通胀水平的容忍度，未来对通胀压力做出的政策应对存在不及时、不得力等隐忧。

贫富分化是个全球性的大问题。欧美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程度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显著上升，已经接近 100 年前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水平。根据 WID 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如果按收入高低对人群进行分组，1919 年美国收入最高 10% 人群的收入在全部人口收入中的占比约 46%，1980 年下降至 34%，2019 年又回到百年前的水平（45.5%）；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扩大，最高 10% 人群收入占比从 1980 年的 28% 大幅提升至 42%，较低 50% 人群收入占比则从 25% 下降至 14%。其他主要经济体，如欧盟、日韩也经历了非常类似的变化。贫富分化加剧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论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有何区别，贫富分化的加剧必然引发低收入阶层的不满、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治理上的困难。在中国，减小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更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的初衷是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所以，共同富裕将是全球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在中国尤其如此。贫富分化与共同富裕除了政治因素，共同富裕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核心要求。中国现在人均 GDP 约 1 万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距离高收入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大概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因此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实质是要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跨入中等收入后，大概率经济增速会大幅放缓，从而长时间无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回顾世界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沙特为代表的石油输出国，致富的秘诀是石油储备。这类经验没有代表性、无法复制。第二类是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国家，致富秘诀在于加入了欧盟，当所有生产要素可以在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时，落后地区很快就能致富，这与城镇化是一个道理。然而，在目前逆全球化趋势以及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这类经验也没有太大的借鉴意义。第三类就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普遍重视科技和教育，通过教育升级、产业升级，挤入全球高科技供应链的最高端。目前看来，第三条路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那么，如何提升国家的科技和教育能力呢？对这两项的直接投入肯定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也需要在体制和制度上做深度的改革和优化。然而，如果贫富差距过大，低收入家庭为生活所困，根本无法负担对人力资本高昂的投入，它们的低投入就会使社会失去了大量获得高级人才的潜能。同时，社会中存在大量低收入人群也使产业对低廉劳动力产生过分依赖，企业就没有动力腾笼换鸟，做到产业升级。所以，共同富裕是进入中等收入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一个必要条件。其次，从经济发展的需求侧来看，大国和小国的发展模式是非常不同的。小国受限于有限的国内市场，要想获得发展，必须依赖全球市场；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需求的主要来源一定是国内市场。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同样一元钱的收入，高收入人群用来储蓄和投资的部分会多一些，而低收入人群大部分都会用来消费。因此，为了提高消费需求，发展国内市场，收入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这也要求共同富裕。贫富分化的七个驱动因素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像医生看病一样，先弄清楚病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总体上来看，有七个因素：科技进步、全球化、老龄化、资产泡沫、劳动者权益保障、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其中，前五种因素是全球性的，后两种在中国尤为突出。每种因素的应对方法各有不同，无法用 “一刀切” 来简单应对。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推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同时会淘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低端劳动者，从而加重贫富分化。无论在哪个国家，高学历群体的平均收入总是高于低学历的群体，科技是重要驱动因素。美国普查局提供了 2020 年度不同学历群体的平均可支配收入，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平均年收入在 15 万美元以上，博士学位可以达到 20 万美元，而高中以下学历的平均收入只有 4.4 万美元。如果计算过去 20 年美国不同行业人均劳动报酬的平均增速，增长最快的是通信、电子产品、金融这些高学历、高技术行业，年均增速在 4% 以上，排在末尾的是建筑、住宿餐饮、食品饮料这些行业，年均增速不到 3%。2021 年，中国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平均月薪约 8700 元，高中及以下学历者起薪是平均每月约 4000 元；如果在高科技行业工作，所有学历平均月薪约 7600 元，在快消或服务行业平均月薪约 5800 元（数据来自锐仕方达提供的《全国毕业生起薪点薪酬报告》）。随着科技的进步，由于高端人才的收入不断增加，中低端人群的收入基本停滞，自然会加大贫富分化。贫富差距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化。在过去 40 年，中国可能是这轮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变成了所谓 “世界工厂”。但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讲，是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失去了工作。OECD 研究了 1995 年 - 2015 年间欧美日就业情况的变化，发现全球化导致这些国家高端人才的就业机会大幅上升，但中端人才的就业机会大幅下降，其中一部分中端人口转化为低技能人群。这种变化是典型的两头上升、中间下降，自然而然地加重了贫富分化。西方反全球化的思潮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和这种社会结构剧烈变化不无直接关系。产生贫富差距的第三个原因是老龄化。战后至今，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从 46 岁提高至 73 岁，欧美日发达国家达到了 80 岁。然而，很多国家的退休年龄不但没有提高，还发生了下降。根据 OECD 提供的 46 个国家平均有效退休年龄，1970 年时男性平均 68 岁退休、女性 66 岁退休，此后这个年龄一直下降，到 2000 年后反弹，目前男性平均 66 岁退休、女性 64 岁退休。人退休以后就基本没有社会生产活动，因此收入会大幅下滑。在大部分国家，退休老人的收入一般最多能达到中低收入的平均。比如，在美国，两个年龄段收入最低，一个是 15 岁至 24 岁，2020 年中位数收入约 4.7 万美元；另一个就是 65 岁以上人口，中位数只有 4.6 万美元；收入最高的是 35 岁至 44 岁以及 45 岁至 54 岁，中位数分别为 8.6 万美元和 9 万美元。全球人口老龄化是个共同的趋势，随着老人的比例在人口结构中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中高收入人群就转化成了中低收入人群，自然会拉大贫富差距。产生贫富差距的第四个因素是资产泡沫。过去 40 年中，全球资产价格持续走高，1980 年，美国股票市值是 GDP 的 48%，2020 年涨至 1.95 倍，法国从 7.79% 涨至 1.1 倍，德国从 7.55% 涨至 59%。资产价格飙升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因为富裕人群有更多的金融和房地产投资。这场资产盛宴源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以里根经济和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崇尚小政府大市场，主张降低利率，削减税收，从而增强了企业的税后盈利能力，抬高资产的市场价格：1980 年，美国一年期国债利率还有 12%，目前（2020 年）只有 0.1%，1980 年德国一年期国债利率约 9%，现在整个欧元区都是负值。1980 年，美国和德国的公司所得税率分别是 46% 和 60%，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分别为 70% 和 56%，2020 年，美国和德国的公司所得税率分别降至 21% 和 30%，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分别降至 37% 和 45%。中国虽然没有零利率，但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长时间内，名义经济增速大大超过利率水平，说明利率被人为压低，可以刺激投资和资产价格的增长，但反过来会抑制劳动者收入和消费。我们用 2005 年至 2020 年 GDP 年均名义增速扣减同期一年期国债利率，中国的差距为 9.3 个百分点，美国只有 1.8 个百分点，欧元区 1.3 个百分点。中国在房地产领域、企业股权领域的造富能力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产生贫富差距的第五个因素是劳动者权益保护在全球范围内有巨大的差距。我们把世界劳工组织（ILO）提供的各国最低工资水平与其人均 GDP 相比，发现欧盟的这一比值要远远高于美国，德国是 47%，法国是 54%，美国只有 23%。这表示在欧洲低端技能工作的收入高于美国，因而导致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没有美国那么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一个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会力量非常强大，能够在劳资谈判过程中为劳动者争取更大的福利。OECD 提供了不同国家劳动者的集体谈判覆盖率（Collective bar-gaining coverage rate），德国这一比例是 54%，法国是 98%，美国只有 12%。上述五个原因在全球具有普遍性。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两个特殊原因，第一个是城乡差别。发达国家由于从事农业的人数非常少，农业和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相差没有那么大，但是中国城乡差距非常大。2020 年，农村最低 20% 群体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只有 4682 元，城镇最高 20% 群体的人均收入接近 10 万元（城乡以及各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 CEIC），差距巨大。改革开放初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约是农村的 2.5 倍，随着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包产到户、发展乡镇企业，城乡间的收入水平有过短暂的下降，1984 年这种差距缩小到 1.7 倍。然而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全面落地，城乡差距再次拉开，在 2009 年左右达到最高点（3 倍），最近十年有所下降，目前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状态（2.6 倍）。为什么城乡差别基本恒定的情况下贫富差距会增大？当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时，因为大部分人都一样穷，整体的贫富差距就比较小。城镇化开始时，进入城镇的人员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收入倍增，农村人员的收入则不会上涨那么多，贫富差距开始拉大。2009 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增速达到最高点，此时的城镇化率正好在 50% 左右，当一半人口在城镇、一半人口在农村，就会使城乡差距在整体贫富差距中起到最大的作用。未来，当大部分的人口都转移至城镇，那时的贫富差距又会变得比较小。除了城乡差别外，中国第二个特殊原因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改革开放 40 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部、南部的发展速度大大高于东北、中部、西北、西南。造成这种现象有政策导向的原因：最早的特区，像深圳、厦门、珠海大都在东南沿海；这些特区的周边地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也都走得更快、更坚决。也有产业发展的天然禀赋原因：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抓手是搞出口，嵌入国际的产业链当中，因此沿海城市由于交通和信息上的优势自然就跑得更快些。2020 年，上海以 7 万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列第一，是排在末尾的甘肃省的 3.5 倍。与此相比，美国最富的是纽约州，最穷的是密西西比州，前者人均 GDP 是后者的 2 倍。

越来越觉得电子书会员超值，财经是第一次读，类似海绵吸水，接受多于思辨。疫情下，基调普遍悲观。内容涉及中外，材料也比较新，紧接时代，当然了也有一些广告，有的文章难免有点枯燥。

一本分析独特，好书。

小时候看杂志，喜欢看故事，情节有趣即可，进入职场没空看杂志，现在选择杂志喜欢看有价值信息的，因为总想对这个世界知道得多一点，对事物背后的原因多一丝探究。读书浅，但一月刊里面对荣耀，对亿航的探究引人深思，也推荐大家抽空读读

全球从面临通缩转向严重通胀的可能性将大增：为了让雇佣工人有利可图，劳动者的产出必然应大于其自身消费；全球人口抚养比的急剧上升，则意味着只消费不生产的被抚养者的作用，将超过天然会导致通缩效应的劳动者，“因此通胀不可避免”。

越来越看财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