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搜索引擎搜索 “中美”，你得到的一定是 “中美贸易战”、“中美冷战”，乃至于 “中美开战” 这样的字眼。唯一看到的一个中性一点的搜索结果就是 “中美关系”，而这恰恰是这本书的落脚点。

这部书更新了我对美国的印象，特别是中美两国民间的往来，更是出乎我们的想象。本书从使者、国际关系和体育活动三方面展示民间互动的精彩过程，用这些民间故事串联起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这段共有的历史很值得我们铭记，因为它告诉我们，中美两国有超越官方的深厚友谊，两国虽然意识形态不同，却可以求同存异，在互惠之中成就彼此。两国既不是简单的朋友，也不是仇敌。虽然有以上的意义，但我觉得本书的可读性不强。特别是其中的体育交往，基本都已经被我们知晓。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介绍的一名叫古德诺的美国顾问。他于上世纪初过来中国，担任中华民国的政府顾问，为当时的宪法起草贡献了自己的专业意见。古德诺最重要的观点是，中国不能照搬美国的宪法，中国应该依据自己的传统和实际制定符合当时条件的宪法。现在当下回顾这种观念，是很符合宪法的发展规律的，这比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更具有操作性和前瞻性，我先觉得很值得我们深思。

从全球视角看，中美首先是重要，因为都是大国而且是强国，彼此的斗争与合作都会搅动全球；其次是并非不可替代，无论中美，都不是全球化的发动者，也不是一直的领导者，更不是缺了以后全球化便不能进行的角色，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算得上是这种角色。作者提倡的从共同历史的角度寻找答案，从总体上说就是在寻找一种接纳差异性的哲学，这种哲学要想获得成功，没有彼此的克制是不可能的。另外，作者考据的功夫算是看出来了，这么小的篇幅里居然有那么多的注释。信哉。

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称中国和美国 “互相需要，因为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都无法承担与对方分道扬镳的损失”。两国的共有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

我有时候想，这一代的年轻人，从小就生活在中美竞争的时代里，长大记事开始，可能脑海里就装着一个霸权主义的美国和一个奋力抗争的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抗美援朝和中美贸易战，但中美两国那些相向而行的日子快要被历史忘却了。说道美国，你的心里首先泛起的是怎样一种情感呢？现在的舆论环境，谈起中美关系，都带有太浓厚的被时局主导的情绪。不管怎样，我们先放下情绪，了解一下这些史实：第一个代表清朝按照国际惯例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的是一个叫蒲安臣的美国人。他是第一任美国驻北京公使，1867 年辞去了他祖国委任的职务、接受了清廷的重任，最后在出使俄国的时候积劳成疾、因病逝世。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上，当西方列强为了安抚日本，主张将德国在中国的领地全部转移给日本，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持反对意见，希望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虽然后来威尔逊做退却作了让步，但当中国代表拒绝签字的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了全美社会各阶层对中国的声援浪潮，威尔逊主张的条约也在华盛顿国会被否决。1909 年，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说服下，美国政府同意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来兴办教育，其中的一部分后来资助了大约 2000 多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他们当中有一些你熟悉的名字，比如唐绍仪（中国民国第一任总理）、詹天佑、胡适、杨振宁、钱学森等等。回顾 20 世纪初那一段历史，当近代中国打开国门，以积极的姿态试图加入国际秩序的时候，不得不承认，美国从官方到民间都给予过中国善意的协助。蒲安臣本人曾说过，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向最年轻的国家求助，希望通过它的代表作为一种变革的媒介，这样的使命让人不能轻易拒绝。蒲安臣辞去美国驻华公使、转任清廷外交使臣的决定，也得到了林肯总统的同意和国内各界的支持。而且这种聘用外国人作为天朝代表的举动对于依然沉睡在两千年帝制的中国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在全球外交史上，也是极其罕见和进取的。这代表了当时中国官方希望探索一种跨越冲突的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我们要看到，蒲安臣的成功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就美国政府而言，南北战争的创伤未平，国力虚荣，在国际舞台上也没有很多话语权，因此对于已经被西方列强占得先机的这块东方大陆，鼓励并支持中国政府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国际秩序，既符合美国实际利益，也从道义上为美国占据制高点。只不过，清朝政府强大的保守派和西方列强的强势，注定了蒲安臣使团能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蒲安臣案例的可行，进一步加强了清朝政府开放派的力量，加上这一阶段中美两国是相向而行，因此才有了晚清留美幼童派遣项目。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闪亮的名字之外，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比如蔡廷干，他是最初 120 名被送到美国学习的幼童之一，归国后在甲午海战中任鱼雷艇指挥，随即晋升海军高级统领，后来还成为袁世凯的私人秘书，并通过当时的身份和职位，将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聘请为北洋政府的宪法顾问，为中国早期第一部宪法的成文提供过重要指导。留美幼童的项目后来被提前结束，是因为在清朝最高统治者心中，再开放也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幼童赴美只能学习实用技术便于 “师夷长技以制夷”，价值观和文化观念上必须仍然以 “中学” 为主，因此，当部分幼童融入美国社会，甚至接受基督教的理念时，就触动了官方保守派敏感的神经，加上恰逢美国西海岸排华浪潮，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走出去” 的教育交流活动便夭折了。古德诺的经历同样逃脱不了时代的染缸。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初到中国的他对于一切都感到陌生和不可思议。虽然他给家人和好友的书信中不断提到在中国推广宪法精神基本 “没有可能”，但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生活了近 3 年时间，古德诺对于中国的风土国情、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这也是为什么在袁世凯企图复辟的时代，他给出的建议是，虽然中国的宪法要求在性质上是共和体制，但新宪法必须 “符合当前中国的条件，同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相一致”。他的草案 “在很大程度上以日本宪法为原型，赋予总统不同于皇帝的权限”，而这一点被袁世凯利用，导致 1914 年的《中华民国约法》给予了总统（袁世凯）相当于一个独裁者的巨大权力。这一点后来一直被美国学术阶级和中国进步人士所诟病，但事实是当时中国外交上面临日本的巨大压力，从政府到民间，整个舆论环境是期待一个强人领袖的出现能够带领中国顶住并反抗日本的欺凌。即便换成其他美国人、或者是法国人（国会最初是希望以法国宪法为蓝本），最终的结局都会是一样。中国和美国这一段奇妙的历史并不长，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浪花的一瞬。从民间交流看，这是一种基于以史为鉴的古老文明和基于新教主义的现代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从政治层面看，则完全是冷酷的丛林法则，美国政府每一次向中国的靠近，都是基于本国当前利益的考量。蒲安臣时代，是为了抑制列强瓜分中国利益的速度便于自己迎头赶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以中国为次级资源来消耗对战国的军力和时间；上世纪 70 年代，则是为了打击和孤立苏联。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清晰的认识。1922 年，作为洋孔子兼中国文化大使的美国哲学家杜威说，在组织和制度化方面，德国在某个方向上走得太远，而中国则在相反的极端停滞不前。德国的方案过于精细和死板，中国则是火烧眉毛之前什么计划都没有。这段话是当时刚到中国的杜威看到的表面印象，但如果假以时日，当他更加充分地了解中国五千年历史之后，他一定会明白：中国人不是没有计划，而是因为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是以百年甚至千年为尺度来计的，在没有充分了解状况和做好长期计划之前，中国人一般不会轻易动作。所谓 “不动如山、动如雷霆”。本世纪以来，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一直在联合和遏制之间摇摆，这个最年轻的国家坐在食物链的顶端，面对着一个复苏的最古老国家的挑战。这种经历美国人历史上从未有过，他们经常显得无所适从。国力的强盛也带来了学术的自负，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很显然不如中国对美国的了解更深。如果美国人的血液里也沉淀出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的结晶，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同意，中美两国已经同处在一条船上，两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回顾历史，只有学会共同拥有和一同分享，我们才能一起走得更远。

晚清与民国在主流叙事中的形象为人所熟知，所以更值得从不同角度去探寻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民间、官方众多在大势中显得微不足道的人所做出的努力同样十分重要... 所以还要多看

哈哈，这是我看的顾衡老师推荐众多书中的一本，主要因为字数少，看起来又不是特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虽然我们只是普通的小老百姓一枚，但只要牵涉到与人打交道，就是一大难题，平时我们生活中沟通都需要终身学习呢，更别说两国之间的交流了，又是中国美国两大世界巨头，正如花姐所说：沟通是场无限游戏，而从两国共有的历史沟通过程来看，大家也是遵循着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不断调整政策方针。喜欢这段话：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称中国和美国 “互相需要，因为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都无法承担与对方分道扬镳的损失”。

角度新颖 结论略显牵强

关于中美题材的书已经有很多，但往往都采用宏大的叙事架构，聚焦于政治、经济、国家战略这些方面，写作的侧重点也放在两国的冲突与博弈。而本书的写法却避开了这些习惯套路，把关注点放在了人的因素，以一些不太为人熟知人物为线索，构建了一部中美关系史，也就是说，这是一部重点放在 “写人” 上的中美关系史，所以，书名被命名为《中国人与美国人》。核心内容第一部分，我们来认识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使节，蒲安臣。他让我们看到，中美是怎么在现代外交准则和国际秩序当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的。第二部分，我们要看的是一组群像，包括最早的留美幼童、第一位在哈佛教中文的中国老师、来中国教学的美国哲学大家杜威。这些人让我们看到，中美两国如何在文化上发现彼此的。第三部分，讲的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透过这个传奇的故事，我们能看到，中美是怎么从体育这个边缘地带出发，一起重新塑造国际格局的。这本书独辟蹊径，以 “人” 为线索，梳理了一百多年来的中美关系史。我们也按照这个逻辑，分三部分讲了本书中的人物和故事：第一部分，本书介绍了在中国外交史上创造了诸多个 “第一” 的美国人蒲安臣。他让我们看到，中美是怎么在现代外交准则和国际秩序当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的。第二部分，本书通过走出国门求知的留美幼童、传授汉语的戈鲲化，以及来华教学的美国哲学家杜威，讲了中美两国如何在文化上发现彼此。第三部分，本书通过从乒乓外交到洛杉矶奥运会的体育史，讲了中美是怎么从体育这个边缘地带出发，一起重新塑造国际格局的。回顾一下从蒲安臣到格伦・科恩这 100 多年来中美共同创造文化国际主义的故事，可以发现：由于共同的文化记忆这个轴承，中美关系具有相当坚韧的弹性。虽然经常呈现出峰谷曲线，关系时好时坏，但总能从低谷中反弹。形势也总是在提醒中美之间握手言和。蒲安臣到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时美国还没有完全崛起，中国正值孱弱之时。弱弱外交，降解了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差异性，同时赋予了两国精英阶层美好的想象空间；15 人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踏上中国土地时，冷战正在炽烈之时，美国同时饱受越战之苦，中国正逢政治高于一切。两国又一次是不在最好的状态的时候相遇了，这迫使两国放下成见，放下包袱，二次握手。中美的关系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陷入自我设定的愿景和迷思中。蜜月期间，寄托过多希望；低谷之时，注入许多对抗。总是不能调适到一个互洽的位置关系。然而，总会出现一些事件，让双方冷静下来，现实起来。最后要说的是，这本书的独特史观：“共有的历史”。作者的导师入江昭，评价这种历史观超越了传统的 “文化决定论”。他说，“文化决定论认定，每个民族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从来不会因为跨文化交往的存在而发生任何改变，始终如一。” 然而，“共有的历史” 认为：所有历史都属于全人类。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只为某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所拥有而不被任何其他人所共有的历史。所有历史必定都是共有的历史。这个提法，对我们看待历史的眼光，很有启发意义。

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称中国和美国 “互相需要，因为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都无法承担与对方分道扬镳的损失”。尽管存在着种种挫折、失望和命运的嘲弄，我们仍然不应贬低这些共有经历的价值 - 毕竟，其中的悲剧和令人意外的成功，全部都是人类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的有机组成部分。在 21 世纪，中美两国的人民将成为两国 “在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世界” 努力建立 “一个共同家园” 的驱动力。

本书讲述了 5 个和中美命运相连的个体的故事以及 1 个同中美命运相关的事件。从中能感受到个体在浩瀚历史长河中的渺小与无力感，也能感受到个人在动荡岁月中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以前想成为能被书本记下的人，现在渐渐明白了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 的含义。这些白纸黑字上简短的名字是有那么多的厚重感，会有那么多思想的冲突和内心的挣扎。但仅仅一笔就可以潦草概括完一生亦或是若干年之后同你我一样泯灭于世人眼中，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本书还原了许多课本上、百科中的人物。透过他们，我貌似明白了 “好好活着，珍惜当下” 这句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