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上没有人会告诉我们地图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大多数时候大家都会默认为它是客观存在。所以，意识形态应该是地图学的第一课，这也是《制造亚洲》的根基。作者在本书中强调：“地图既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权利。它向观者提供了对特定空间的解释，同时也可能通过解释的权利，扭曲这个空间的实像。” 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把地图史纳入到了整个历史框架中，以史带史，用观念史的写法厘清了地图学的历史。就以 “亚洲” 这一概念为例，它并非自古即有，而是西方在 “地理大发现” 后，对世界进行划分时形成的一个分界规定。这些规定随着西方知识的传播，逐渐灌输至全球各地，成为我们认知世界的一部分。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引导我们重新审视地图，并思考世界格局的形成过程：亚洲这个空间是如何被构建的？它是如何被赋予地方实体意义的？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本源上缺乏普遍性的概念，能否作为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方法？我们常常基于现有的知识体系去看待世界，但从未深入思考过，如果这些知识本身存在问题呢？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不仅可能冲击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还能解答一些长久以来的知识盲区和疑惑。例如，关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争议。实际上，美洲一直存在，为何哥伦布的发现会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在哥伦布之前，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人也曾到达美洲，但为何只有哥伦布被称为 “发现新大陆” 的人，并开启了 “地理大发现” 时代？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古代的地理探索更多是基于交流和了解其他文化，而哥伦布及其后的西方探险家则是受财富和权力的驱动。他们的探险不仅仅是为了交流，更是为了掠夺和扩张。这种本质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对世界的不同理解和处理方式。这还体现在东西方的差异上，东方的丝绸之路促进了文化交流和自由贸易，而西方的 “大地理发现” 则是一部充满殖民和垄断的历史。尽管两者都促进了世界的文化交流，但其初心和结果却截然不同。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我们不必批判过去的行为和做法，但了解历史真相，站在更为客观的立场看待世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

每日一书：《制造亚洲》。地图既是知识也是权力，具有空间解释力。创制地图既是科学行为、艺术行为，更是政治行为。“亚洲” 是什么？当利玛窦第一次以中文语境中的 “州” 来解释西方宇宙观中作为人居世界之一部的 “亚细亚”，“亚 — 洲” 就成了不同文化、不同时空观念相融合的产物。从一开始，它就嵌入到本地文化多样与开放的图景中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亚洲或亚细亚当然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大陆概念。1843 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指出过这点。他创造性地用佛教 “四大部洲” 附会 “五大洲” 说，虽然是错误的，但其出发点则是对 “分界” 的合理怀疑：“是洲者四面皆水之名，未可以陆地所通，区为渚屿之国。” 亚、欧、非之间本是连通的，怎么能 “强指一河一泊为界”？从这层批判延伸开来：人类的活动、活动的历史、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观念也都是连通的，怎么能以自然或者人为的空间界限划分呢？如果按照魏源的讲法，任何对空间的认定和划分其实都有很强的人为性。比如禹分九州，依据的也不纯是自然地理规则，而是上古先民对理想国家的政治想象。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走得更远一些。在他看来，其实空间本无所谓自然、客观性可言，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他在《对空间政治的思考》一文中说：空间不是一种脱离了意识形态或政治的科学之物；它始终是政治性和策略性的。如果空间的内容有某种中立和无关性，从而看上去是 “纯然” 形式的，是理性抽象的精髓，那恰恰是因为这个空间已经被占据和安排了，已经是以往策略的焦点，此策略并不总是有迹可循。空间被历史和自然元素装扮和型塑，但这种装扮和型塑是政治性的。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就是一个由意识形态填充的东西。有种东西就是空间的意识形态。为什么呢？因为空间看上去是同质的，它作为一个整体，貌似与生俱来就客观，但我们所决定的空间，就其纯粹的形式而言，乃是一社会产物。现代的空间意识形态性与现代的时间意识形态性是一致的。两者产生于 “地理大发现” 之后的殖民历程，是殖民现代性思维的两根支柱，并且为倡导占取逻辑的现代国际法所强化。越是要把不同人类社会按照线性发展顺序作等级排列，就越要把各个社会割裂成拼贴的空间，并把人群分割成一个个同质性的国族／种族。19 世纪产生的现代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 在起源之时，都建基于相同的时空假设。在 18—19 世纪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兴起的时候，作为欧洲 “他者” 的非欧洲世界，在时间上被界定为人类普遍发展过程的初级阶段，在空间上被塑造成一个个相互封闭的民族的同类聚合。这种时间上的落后性、空间上的闭锁性，“合乎逻辑” 地推导出种族的野蛮、文化的愚昧、思想的保守、政治的不合法 —— 在凸显 “欧洲” 的超越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完成了殖民主义对非欧世界的全套 “知识化” 过程。这也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非欧世界内部精英 “知识化” 自身的惯性思维方式。本书关注今天被称为 “亚洲” 的这个地域，在不同文明传统的地图上被想象、构建、塑造的历史。这既包括作为整体的 “亚洲”，也包括它内部的不同部分 —— 比如中原、内亚、朝鲜、日本、东南亚、西伯利亚以及印度。我们可以发现存在张力的两个现象：一方面，16 世纪以来，亚洲越来越被等级制、排他性、拼图式的方法来想象。而另一方面，这种霸权性的想象方式，却始终不能彻底地规训亚洲 —— 不但因为亚洲内部一直存在各不相同的地理、地图传统和空间意识，而且因为这些本土传统也在不断改变自身、吸收并且内化外部带来的空间观念。甚至在特定的地理地图议程上，亚洲与包括西欧在内的其他地域联动，共同创制了新的全球空间意识。亚洲特别是东亚没有被殖民现代彻底征服与改造，反而以多元的实践方式，质疑和反思着单一的价值体系。历史上的西欧以亚洲这个 “反题” 来塑造自身，但历史上的亚洲未必要一个他者来建立自我。其结果是动摇了殖民现代理论的时空基础：现代世界不是按照线性历史去发展的，当然也不是从欧洲起源再 “惠及” 全球的。真正的现代是在交往互动、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的。以西方 (the West)“发现 — 占有 — 殖民 — 发展” 其他地方 (the rest) 为逻辑的殖民现代性论述，不能垄断关于现代的整体论述，更不能遮蔽一个显然的事实：现代是一个全球参与的过程。亚洲不是 “没有历史” 的，相反，它不但是现代性的源头之一，更是重要的推动者。换句话说，要把历史还给那些 “没有历史的人”。这也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欧美学界 “批判地图学” 兴起的一个根本动力。在这个过程里，亚洲以其多样的空间意识成为一个有机的、跨区域的体系。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亚洲内在的普遍性提供了可能的切入点。20 世纪日本 “亚洲主义” 的失败也提醒我们，亚洲不应该通过占取和征服他者来建立自身，而是承认、尊重、容纳、沟通各个地域人群的纽带和方式来提示另外的可能。这就像是思想史家孙歌所提出的 “亚洲原理”：“亚洲并不需要用排斥非亚洲地域和人种的方式建立主体。…… 同时，亚洲也不需要统合为一个单数的整体，对于源自欧洲近代的霸权政治与霸权思维的反抗，为亚洲原理奠定了‘差异才是普遍的’的相对主义诉求。” 在《寻找亚洲》一书中，她提到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的 “风土” 概念，这个概念强调存在的根本结构是与人类社会活动相渗透的具体的地理和历史情境，而非抽象的空间或时间。借用 “风土”，她提出亚洲的 “空间性格”：借助于亚洲的多样性风土特征，它提供了最好的重构普遍性原理的时空基础：在亚洲不同的宗教、文明、历史形态之间，建立以不追求共相为目标的个殊者连带关系，从而在保障个殊者实现自身的同时，建立多样平等的相互理解。…… 只有亚洲的历史，提供了个殊者们尊重彼此差异的独特风土。…… 亚洲的功能并非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投射情感建立认同的媒介，而在于它提供讨论新的原理、重新思考普遍性空间 —— 因为它的空间性格，亚洲原理具备再造普遍性的 “风土” 特征。借助想象亚洲的多样而又不相互排斥的 “轮廓”，人类的整体空间意识应该得到更为丰富多彩的呈现，正如它们从来所是。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亚洲的观念似乎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欧洲人的世界想象。在想象亚洲的过程当中，欧洲人不断根据他们的需要在 “制造” 着亚洲。在殖民时代，欧洲人想象亚洲轮廓的过程，也是他们在试图安排世界的过程。不过，书中又强调，这样一种带有霸权性质的想象方式，却始终没有彻底地规训亚洲，尤其是东亚。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例子，利玛窦用中文语境的 “州” 来解释西方宇宙观中作为人居世界之一部的 “亚细亚”，这其实也表明，“亚洲” 的产生本身就代表了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

很认同作者的话，地图是一种权力，它代表是一个国家对自己领土的确定。中国有很长时间没有世界的概念，直到西方传教士到来，明白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改变了认知。直到康熙年间派外国传教士用西方测绘搞清了绘制了中国地图，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一本相对学术的著作，了解了地图发展的历史

地图上的历史观感也是一种成功地看待世界时间流速的方式。

从地图的角度看待东西文化的交流融合。

亚洲的功能并非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投射情感建立认同的媒介，而在于它提供讨论新的原理、重新思考普遍性空间 —— 因为它的空间性格，亚洲原理具备再造普遍性的 “风土” 特征。

一部以古地图资料为线索讨论历史的著作，其宗旨，在作者前言开头的两段话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不必重复了。但值得强调的是，从众多相关古地图中提取历史线索，展开对特定问题的深入讨论，这是不多见的，因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阅读本书是一个学习过程，包括地图学的、历史地理学的、历史学的，当然，也会引发思考兴趣 —— 读这类书的价值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