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改革的逻辑》。北大教授周其仁谈改革的逻辑：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本书讨论的是一个很难改的体制，如何在不改更难的预期下，继续改革的逻辑。当年孙中山先生受该学说的影响很深。作为 “中华民国” 的国父，孙中山不但以 “平均地权” 为革命纲领，而且认定必须禁止或限制地权的自由买卖，否则 “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 将卷土重来。在 “中华民国” 的政策传统上，“土地涨价要归公” 一直是一句响当当的口号（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从权利角度看，通货膨胀是经对所有人财产的一种隐蔽的剥夺。从交易角度看，通货膨胀加剧了生产的交易费用，带来紊乱的经济行为和错误的资源配置。这里说的是 “企业家精神”，而没有使用流行的 “创新”—— 最早由熊彼特定义的作为企业家的最重要的特质。创新当然很不容易，可是创新究竟难在何处，人们并没有作很多探究。我的看法，难就难在绝大多数的创新 —— 技术、产品、商务模式等等 —— 在市场上可能一钱不值！我认为合适的国家概念要以人民为本位，加上领土、主权和典章制度。这样来看，民是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无民不立，民贫国必衰，民富国才强。今天的年轻人大多习以为常的是 “从现实上升到理论”，很少想到怎么从抽象 “上升到” 具体。元化先生早年深研《文心雕龙》，中年因胡风案被难。文王囚羑里而演八卦，元化囚陋室而读《小逻辑》。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元化读《小逻辑》三遍，书页几散。由此，素来主张以生命融入学问的元化先生，对黑格尔逻辑以及任何逻辑（或原则）能否涵盖真实世界产生了怀疑和批判。政治体制改革，其仁在这里反复介绍，是邓小平的未竟之志。在当代中国，任何政党，只要公开声明自己的政治纲领是为百姓谋幸福，就必须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 —— 限制权力。因为，任何尚未完全丧失常识感的中国人都懂得，普遍的腐败源于不受限制的权力。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耳熟能详：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趋于腐败。有了自科斯以来的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当时传回来的邓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 “不要动他” 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 “动” 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 “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 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邓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2000 年的前后，全球顶级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城市化是经济自由的结果。在行政管制过多、过密的环境里，不可能产生与经济发展需要相称的城市化。纵向看、横向看，都是这个结果。中国改革开放最本质的内容就是重新界定权利，以此增加人们的经济自由。产权是在竞争环境里对谋取自我利益的个人实施的一套制度性约束，而不同的产权约束对一个经济的整体交易费用水平有重要的影响。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最后还是要把私人产权请回来？因为最重要的人力资产总在人身上，努力、积极、责任、创造、学习等等，天然归个人控制。法律可以不承认私人产权，但那样的话，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就不能充分发挥，全社会都受损。这条 “中国路径” 非常有价值。因为权利的界定与重新界定，行为和预期，如果预期不稳定，人们就不会有长期行为。中国的办法是对底层改革先局部承认，然后不断重申 “政策不变”、“长期不变”，最后时机成熟，推进立法，把改革重新界定的权利真正在法律层面 “定” 下来。我国在组织资源方面所接受的历史遗产是一种两极的构造：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和家庭宗族。两极之间，既缺乏社区或地方自治的传统和经验，也从未出现自由市民为主体的城市。庞大而复杂的行政系统通过非官非民的乡村一级而与分散、孤立的家族相联结，缺乏有效的中间组织，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脆弱性。众所周知，首先是安徽、四川、贵州和内蒙古这样一些贫穷的农业大省，为农民地下半地下的包产到户提供了政治保护和给予合法承认。

忘记历史，可要吃大亏，看不清前路要摔大跟头，我们确实需要认真的研究和思考我们未来的路！

本书是周其仁多年来经历和研究中国改革的体会和总结。在本书中，他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改革，指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假设上的一个误区，解释了计划经济为什么行不通。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分析了改革成功的关键步骤，以及当下继续推进改革的难点和痛点。本书核心内容：本书介绍中国改革的成功逻辑、关键步骤和未来难点。首先，中国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预设中的一个偏差，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作为一个 “超级国家公司” 的组织成本，这是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理论逻辑。其次，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逐步重新界定产权，为活跃的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步骤。最后，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很多领域存在伸缩余地很大的制度空间，继续改革的难点，是推进进一步的公权约束和私产界定。中国改革纠正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预设中的一个偏差，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作为一个 “超级国家公司” 的组织成本，这是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就的理论逻辑。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商业，逐步重新界定产权，为活跃的市场交易奠定制度基础，是降低成本的关键步骤。最后，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很多领域存在伸缩余地很大的制度空间，继续改革的难点，是推进进一步的公权约束和私产界定。首先，经济运行中的成本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预设，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把私营企业都取消，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由计划和命令指挥的超级国家公司，组织成本非常高昂，运转不灵的现象常常出现，也没有真正消灭剥削现象，因此，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逻辑，就是重新建立市场，削减超级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其次，中国改革中的关键步骤是逐步推进的产权界定，因为清晰的私人产权是盘活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改革在底层和上层两股合力之下，从农村的包产到户起步，扩展到城市和工商业，在传统公有制的势力范围里逐步把所有权、转让权、合约权给划出来，奠定了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最后，继续推进改革的未来难点和痛点。渐进式的改革也是不均衡的改革，在重新界定产权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伸缩余地很大的体制选择空间。容易改的都改完了，剩下都是硬石头。我们今天面临的产权界定问题，往往出现在稀缺资源领域，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问题，因此改革起来特别困难。再加上自下而上的动力不足，原先那种底层创新、上层承认的路径也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么有效。怎么样才能为新形势下的改革提供充足的推动力，是中国深化改革的一个痛点。在周其仁看来，改革进行到今天，需要通盘考虑顶层设计，为深化改革和进一步明确产权提供主要驱动力，把没有彻底完成的私权界定送上轨道，把公权约束这个议题尽早提上日程，以实现全面、彻底的产权保护。本书看待经济的视角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它的逻辑链条是，只有明确了私人产权，自发的市场交易行为才能活跃起来，从而带来经济的发展，政府如果过多卷入市场行为是不好的，需要进行自我约束和调整。这其实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那么，用这个逻辑解释中国的改革以及中国改革的前景是不是合理呢？这就是一个特别有争议的问题了。有的经济学家很不喜欢这一派的观点，比如说，我们之前解读过一本书，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这本书点名批评了制度经济学。它认为，市场从来就不能靠自发的交易行为形成，需要强有力的市场创造者来推进，在过去，政府扮演了这个创造者的角色，而在未来，中国仍然需要一个灵活有为的市场创造者。一个强调自下而上，一个强调自上而下，两派观点唱对台戏，到底哪个才正确呢？很遗憾，目前来看还没有标准答案。对于中国改革这个历史性现象，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看看这些不同的解释，哪个更具有生命力。

虽是合集，选编有逻辑，其实周教授就是通过几个简单的基本的经济学假设给定出了政策的框架，而恰巧我们在改革发展中的实例不停地从正面和反面验证了这些基本原理的正确性。

改革，看似讨论的是国之大事，实则对于企业经营也有很大的启发：1. 先缓后急是为稳妥，但是硬骨头留到最后，再加上问题得到缓解，反而增添了难度，弱化了改革动力。2. 改革的目的是通过产权明晰，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促进总量增长；对于企业而言，管理创新，也是持续强化 “权责利一体化” 机制，从而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追求企业总体效率和效益最大化。3. 改革的方法，“摸着石头过河” 的新解，体现了 “知行合一，可控试错，有效经验固化” 的可持续迭代创新的经营理念。

制度改革，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逻辑，包产到户，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制，集体土地，征地，小产权房能否合法化？如果你对这些概念，这些词有兴趣不妨认真读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