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繁荣与停滞》。与欧美等原发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似乎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借鉴经验并汲取教训的重要案例。日本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成功范例。日本的经历能够发挥重要的他山之石和前车之鉴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技术赶超型的，并借助于强劲的出口，这是表现优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典型特征。有一点区别是，日本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投资主要来自国内储蓄，而中国更多地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资来加速增长。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不再是二战之前那样的西方帝国主义，而是气候变化、人口结构的迅速转型、现在和未来可能遭遇的流行病以及日益恶化的国际秩序。为了解决当代与子孙后代面临的这些问题，必须开展国际合作。日本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经济体。出生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老年人（退休人员）与年轻人（劳动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种变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的养老金制度面临巨大的压力，代际不平等不断扩大。由于缺少缴存养老金的劳动者，这可能使当前的养老金制度难以为继。最早出现在日本的这种人口结构转型，许多发达经济体也正在经历，其他经济体则紧随其后。因此，研究日本的经验，意义极其重大。德川家族统治日本超过 250 年，并且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的政治危机。德川时代的社会结构以江户锁国（Sakoku，与外国隔绝）、四民制度（Shinō-Kōshō，一种类似于种姓的制度）和参勤交代（Sankin Kōtai，地方领主交替陪侍）为标志。在明治维新刚开始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就相对较高。根据多尔（Dore，1965）的估计，1868 年 43% 的男性和 10% 的女性在家庭之外接受过一些教育，他认为当时日本的教育水平比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还要高。这主要是因为德川时代在城镇和乡村都有寺子屋，即由寺庙设立的私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展示了其新兴的军事力量，获得了 3.11 亿日元的赔款，这在 1895 年相当于 2.25 亿美元。这些赔款被用作黄金储备的一部分，以启动金本位制。政府指定那些被认为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企业为 “军需品公司”。每家这样的企业都与一家银行相匹配，这家银行被认为应当借助于 1944 年的《军需品公司指定金融机构法》，满足该企业所有的财务需求。这种银企配对开启了日本银行和企业之间的长期关系，被称为 “主银行制”。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核心部分。1960 年 7 月池田勇人出任首相，他在 1960 年 12 月 12 日的国会演讲中提出 “十年内收入倍增” 的目标，这成为政策讨论和媒体关注的焦点。12 月，该目标作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计划被采纳，这预示着强有力的增长导向型经济政策即将到来。另一项对地价造成严重打击的政策是房地产贷款监管收紧。1990 年 3 月，大藏省颁布了一项规定，限制银行向建筑、房地产和非银行部门发放贷款的数量，非银行部门包括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和住宅金融专门会社。二战以后，日本人口稳步增长，直到 2010 年达到 1.28 亿的峰值。从那时起，人口一直在下降。预计到 2053 年，人口数量将低于 1 亿。有点令人惊讶的是，魏尚进和张晓波（2011）发现，21 世纪头十年中国储蓄率上升中可以归因于男女比例上升的部分高达三分之一。这可能是因为有些男人找不到伴侣，从而永远没能动用他们的储蓄（但仍然对结婚抱有希望）。一些青年人只是打零工，因为他们只能从事短期兼职工作。他们被称为 “飞特族”（freeters）。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说法，飞特族是指 “不停地从事各种短期兼职工作的 15~34 岁的年轻人”（MHLW，2008，第 56 页）。2003 年，该部估计有 217 万飞特族。一些观察家认为，飞特族是新一代的工人，他们宁愿拒绝所谓的正式工作和常规职业，选择摆脱工薪阶层传统的价值观。在 21 世纪头十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上升到接近 GDP 的 6%，远高于 20 世纪 80 年代。2005—2007 年，美国经济在信贷膨胀（但随后在 2007—2008 年崩溃了）的刺激下蓬勃发展，这增加了对进口的需求。然而，与日本的贸易冲突并未再度出现。此时，中国已成为美国双边贸易中的最大顺差国。美国对中国的赤字占美国 GDP 的比例以及以美元计算的赤字金额，都大大超过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日本。此外，日本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和通缩，不再被视为对美国政府或产业的威胁。21 世纪头十年，美国贸易冲突的目标从日本转向了中国。2013 年 6 月，安倍首相还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结构性政策方案，即广为人知的 “增长战略”。这一包括三个重点（也被称为 “三支箭”）的一揽子政策后来被称作 “安倍经济学”。一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二是灵活的财政政策，三是增长战略。安倍经济学解决了需求不足的问题。然而，潜在增长率仍然很低。旨在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政策效果如何，目前尚不可知。

在罗默的模型中，一个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国家可以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这反过来又使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超过同等规模但人力资本较少的国家。该模型还预测，如果两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处于不同水平，两者可能不会趋同。几项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即技术进步速度进而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例如，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91）用小学入学率和中学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发现一国的增长率与这些变量正相关。日本的经验与巴罗的发现非常吻合，也符合一般的认知，即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用政府债券替代税收，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总消费和总产出都会上升。然而，这也会抬高实际利率，挤出私人投资。另一种观点认为，理性的消费者会将政府债券视为未来的债务，也就是他们将来不得不支付的更多税金。因此，如果当前税负的下降正好被未来的税负（也就是替代当前税收负担的债券所暗含的税负）增加抵消，以债券为支出融资（与以税收为支出提供资金相反）就无法刺激私人消费。这一命题被称为李嘉图等价。当消费者看到赤字增加时，他们就会意识到未来税负必然增加。为了应对这一情形，他们就会增加储蓄，数量正好等于当前税收减少的数量（即未来增加的税负的现值）。因此，私人消费水平将会保持不变。李嘉图等价的核心要点在于，对消费者而言，当前减税的数额正好等于未来增加的税负的现值。例如，如果从当前减税政策中受益的一代人与将来承担税负的一代人不同，那么这一定理可能就不成立。巴罗（Barro，1974）证明，即使涉及两代人，他们也可以通过利他性的遗赠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这一等价仍然成立。21 世纪初，小泉政府努力减少预算赤字，使经济得以复苏。因果方向到底是财政整顿使经济复苏，还是经济复苏使税收增加，目前尚无定论。在总需求疲弱时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与财政长期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日本财政状况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政府债务失控。总债务与 GDP 之比超过了 240%，而且还在不断攀升。如果不大幅削减赤字，这一债务水平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潜在增长率）对此会有所帮助，但是即使能够实现更快的增长，也必须提高消费税税率。日本如何在不突然大幅提高消费税或严重削减公共支出的情况下恢复财政的可持续性，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政策问题。经常账户记录了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和进口，以及投资收入和外国援助等单边转移支付。资本账户记录了土地等非生产性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交易，以及政府债务减免等单边资本转移。经常账户余额和资本账户余额的总和体现了该国居民通过出口商品和其他资源，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的（净）回报。金融账户记录了资产（不含非生产性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跨境交易，即资本流入和流出。金融账户余额显示该国居民增加了多少（净）外国资产。资本外流的形式可以是收购企业（直接投资）或购买用于资产管理的金融产品（有价证券投资）。经常账户 + 资本账户＝金融账户 + 错误和遗漏经常账户 = 贸易余额 + 初次收入 + 二次收入金融账户 = 直接投资 + 证券投资 + 其他账户 + 外汇储备变动其他账户 = 资本账户 + 金融衍生工具 + 其他投资 + 错误和遗漏浮动汇率本应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更准确地说是经常账户平衡）。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往往会经历（并允许）货币升值，而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往往会经历货币贬值。但事实上，汇率的波动比预期的要大得多。汇率似乎也无法稳定在使贸易账户平衡的水平上。由生产率增速差异导致实际汇率升值的现象被称为巴拉萨 - 萨缪尔森效应由于干预是通过发行短期政府债券来融资的，所以日本当局的外汇干预并没有增加基础货币。例如，当日本央行（代表财务省）进行干预时，用日元买入美元，同样数量的日元就会被发行短期政府债券的财务省吸收。用外汇干预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冲销式干预，即通过出售政府债券迅速吸收流通中增加的日元。2009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对日本的溢出效应有两个渠道。第一，由于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它对日本出口品的需求急剧下降。第二，由于美国和欧洲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日元大幅升值。汽车产业受此打击尤为严重。

这本书是向老师推荐的。失去 20 年的日本。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土豪高房价低欲望。

日本作为东亚模式，即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一直被东亚国家效仿，这其中就包含中国。而日本经历高速增长后，突然陷入衰退，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当下，中国的经济增速不断下降，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三个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都发生或即将发生显著的变化。作为个体，此书带给我一个长跨度的时间视野，为自己感知中国的宏观经济所处的阶段提供了参考，以便更好地做好人生和投资的规划。

1、货币政策不是只能 "拉绳子"，不能 "推绳子"，而是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改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刺激消费和投资。2、政策利率下调对总需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而且还通过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政府支出、出口等多个渠道发挥作用。3、很多人担心降低利率会引发资本外逃、汇率贬值，但实际上汇率更多取决于经济基本面，而不是单纯的利差。4、过低利率可能挤压银行利差，但从金融稳定角度看，不能只盯着银行短期盈利，而要看降低利率对资产质量的改善作用。

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助于实现高速增长，并使其在二战后迅速赶上了美国，但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拖累日本经济增长的绊脚石。随着经济追赶阶段的结束，以及增长引擎从传统制造业转向各种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日本模式似乎失去了光彩。

日本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经济体。出生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老年人（退休人员）与年轻人（劳动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种变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的养老金制度面临巨大的压力，代际不平等不断扩大。由于缺少缴存养老金的劳动者，这可能使当前的养老金制度难以为继。最早出现在日本的这种人口结构转型，许多发达经济体也正在经历，其他经济体则紧随其后。因此，研究日本的经验，意义极其重大。

日本在应对经济衰退时的有效策略：1、财政刺激政策：通过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来提振经济。这些政策包括增加公共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以创造就业机会并刺激总需求。2、货币政策调整：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降低利率和购买大量政府债券，以刺激信贷和增加流动性。这种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成本，促进投资和消费。特别是日本央行实施的零利率政策，并引入了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对缓解经济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3、结构性改革：实施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以提高经济效率和增长潜力。这些改革包括放松管制、促进市场竞争、改革劳动力市场等。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方面，日本政府通过提高灵活性和促进再就业培训来应对高失业率问题。4、汇率政策：日本政府还采取了稳定汇率的政策，以帮助企业应对国际市场的波动。通过保持日元汇率稳定，日本企业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出口。5、社会政策：日本政府还通过实施一系列社会政策来支持弱势群体，并减轻经济衰退对社会的影响。这些政策包括提高社会福利、加强教育和培训、促进就业等。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在经济问题里，解决都是需求与供给的平衡问题。以小观大可以获取问题的思考方向，反过来，也可以借大势解决小问题。

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 1992 年，第二版于 30 年后出版，将所谓 “失去的 30 年” 也写了进来。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在近代率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甚至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从中可以学到哪些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在中国完成工业革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如何避免陷入新的危机，我们都可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读这本日本经济史可借鉴一二。开卷有益

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是我们国企的典型制度，目前我们也存在国企创新能力不足。而这两张制度在私企中不存在，是我们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赶超美国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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