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诗人与万物、自我、其他写作者，也是与潜在读者对话的结果。没有一首诗是纯粹 “自我” 的而不与他者发生关联。简・赫斯菲尔德认为：“每个诗人都用自己的语言，诗歌的基本内容并不来自自我，而是来自世界，来自事物，只有当我们全心全意并且无私地关注它们的时候，事物才会用自己的语言和智慧向我们说话。” 阅读者需要进入诗歌的对话场域，向他人敞开自己。从阅读角度而言，这里的对话有彼此关联的三层：一是与文本，二是与诗人，三是与其他解读者。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艾青的抒情短诗《我爱这土地》，脍炙人口，深受读者喜爱，许多人能够背诵。第二节两句，是新诗中被引频率最高的诗句之一。据《艾青年表》，1938 年 11 月因武汉失守，诗人与张竹如一同从衡阳继续南撤，到达暂无烽火的桂林。11 月 17 日，艾青写下这首经典之作。这首诗虽然写于桂林，不过，从它被收入诗集《北方》增补本来看，当是诗人到达 “绿荫蔽天的南方” 之后，将对北国的眷念寄托于其中：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每年 10 月到次年 3 月，是候鸟南飞迁徙的时间，桂林是它们的必经之地。鸟儿们将在这里逗留过冬，待到春天再飞往更温暖的地方。因此，诗人将 “我” 比拟为一只鸟，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具有写实性，只是不易被不了解诗人履历的阅读者察觉 —— 初到桂林的诗人，黎明时分被林间鸟的歌唱所叫醒。前面说，这首写于南方的诗寄托着诗人对北国的眷念，眷念那里的被打击着的土地、愤怒的河流和怒吼的风，是因为候鸟正是从那里迁徙而来。而此时此刻的诗人正像一只候鸟，短暂栖息于和平、温暖之地。就算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层，诗在开篇假设句式中的比拟，以及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修辞和表达技巧，让人感到熟悉和亲切，也非常容易被接受并由此进入诗所营造的语境。不过，与西方现代诗歌中的 “物诗” 不同，托物言志中的物只是诗人之志的寓托，目的是让看不见、摸不着的志变得形象可感；物是手段或写作策略。物诗中的物则占据诗的主体，是诗人凝视的焦点，拥有自己的意识、情感，甚至言语。无论抒情者在诗中是否隐形，他都只是充当旁观者角色，如同里尔克的《豹 —— 在巴黎植物园》。易言之，传统诗歌中的托物言志是以人为本，西方现代诗歌中的物诗则是以物为本。艾青曾留学巴黎，翻译过西班牙诗人凡尔哈伦等人的诗，熟悉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归国之后，尤其在因参加左联活动而被捕入狱之后，他的诗歌写作更多地向传统诗歌靠近。这是他的诗广为传播、拥有大量不同阶层读者的重要原因。

理论

顾随既已说明当从多方面欣赏佳作，因此除了简要点明诗的主旨，重点在字词的品味与回味：用字之美，字词间透露出的凄凉、痛苦，并引发 “天下最痛苦的是没有希望而努力，为将来而努力是很有兴味的一件事” 的感怀。这已融入欣赏者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拈出入声字、齿音字，是由声入情，由语言形式转入思想情感的分析方法，虽点到即止，却体现出细读的魅力与精髓。细读并不是为形式而读解形式，是经由形式去阐发诗人所欲表达的情意。

“每一首诗其实都是人生机缘的一次呈现。”

2023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作家约翰・福瑟接受采访时说，文学文本知道的比文学理论要多。英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之一、喜欢与人较真的特雷・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一书中却说：“认为文学理论家靠干枯的心灵和肿胀的大脑识别不了隐喻，更不必说识别敏锐的情感了，从而认定是他们杀死了诗歌，这样的想法，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加愚钝的批评滥调之一。事实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理论家，都从事认真细致的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