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刻在基因上的祖先秘史，以基因诠释基因之根及文化之根。人类主要的农作物、家禽家畜的驯化，航海技术、制陶技术、冶金技术、建筑技术的发明，都发生在文字发明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科学领域上演了一场神奇的跨界大戏，分子生物学闯入了原本属于古人类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的领域，以古今人类和动植物基因为样本，通过基因分析与比较，揭示了过去常规研究方法无法涉足的历史真相，尤其是提供了史前时代古人类迁徙历史的细节。我们今天所有现代人都是距今 14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女性祖先的后代。根据分子生物学的发现推及：周口店北京人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地质学底层层序律： 年代久远的地层会被埋在下面，年代较近的地层会分布在上面。非洲境外年代最早的直立人遗址位于格鲁吉亚，被命名为 “格鲁吉亚人”，属于早期直立人，和能人身高相仿，均为 150 厘米左右，脑容量却比多数能人更大，是最早会使用火的古人类，距今约 180 万年前。直立人是第一批走出非洲、走入东亚的古人类。“智人”，就是 “有智力的人”。智人远比他们的祖先聪明，他们制作工具的技能更高超，语言的交流更丰富，也能沟通复杂的意念与表现复杂的行为形态。他们已经有能力更多地猎取动物。现代人就属于智人之列，你、我都是智人。铲形门齿是东亚人群标志性特征的。丹尼索瓦人是中国人的祖先之一，至少是部分中国人的祖先之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几十支距今 9000—7800 年前截取丹顶鹤的翅骨制成的骨笛破土而出。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乐器。贾湖骨笛一般长 20 多厘米，直径约 1.1 厘米，圆形钻孔都分布在同一侧，一般为 7 孔。主音孔旁钻有调音孔，做微调。赞叹古人声律技巧的精湛。“仓廪实而知礼节”，粟和黍都是原产于中国北方的农作物。 狗尾草是粟这种农作物的野生祖先，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米；野糜子则是黍这种农作物的野生祖先，黍就是今天所说的黄米。中国南方是水稻的起源地。距今约 5000 年前进入了稻作农业阶段，良渚文化的繁荣，表明中华大地经过漫长的水稻筛选和栽培过程，水稻成为当时良渚社会的主导粮食品种，并辅之以其他动植物食物。水稻起源于中国南方，向南传入东南亚和南亚，向东进入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距今 7000 年前，水稻种植就已经越过黄河流域，在黄河下游地区扎下根来。到距今 5600 年前，水稻甚至打入了北方农作物黍和粟占据的陕西关中地区，那里的古人形成了黍、粟、稻兼作的种植模式。八九千年前贾湖古人的粮食获取方式与南方的河姆渡古人比较像。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菱角、莲藕、栎果、大豆等。贾湖古人 “靠水吃水”，捕食大量的水生动植物资源。用多余的粮食饲养家畜，比如猪，另一种起源于古老中国的食物。并能吹着骨笛水边观赏丹顶鹤河湖边起舞弄清影。5000 年以前古老中国 “南鱼北猪” 肉食格局的形成。狗是从自然界中的狼驯化而来的。黍、粟、菽、稻、猪、狗… 农耕乐土。天花，就是从阿拉伯骆驼身上传染给人类的，还有各种流感、麻疹等，也都来自其他动物。今天流行的结核杆菌的共同祖先出现在大约 1 万年前，正好是农业诞生的时间。甚至在地点上，结核杆菌从西亚的新月沃地诞生，随着早期农民的迁徙和交流，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人类农业社会的发展，不但让自己吃饱了肚子，还促进了结核杆菌的快速传播。中国史前最大的古城，石峁古城，4000 年前屹立于今陕西北部神木境内。无文字记载。面积超过了 400 万平方米，一座三重城址结构的古城，方形的城墙内外三层，将城市分成了外城、内城和皇城台三部分；它建筑技术精湛的古城，城墙内实夯土，外砌石块，石砌墙体非常平整，连墩台拐角处都呈直角，堪称建筑杰作。它防御固若金汤的古城，城门结构复杂，包含内外两重拱卫城门的瓮城；城墙分布着凸出墙体的马面和角台，无死角地守护着城墙。同时代的良渚古城也只能排在这座古城的后面。游牧主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纯粹的游牧方式，游牧人群整体赶着牧群在草原上逐水草而走，他们在一年中会在若干个牧场停留，最后又回到起点。另一种游牧方式是季节性游牧，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仍然留在农耕村庄里，而另一部分人赶着牲畜活动，一般来说，他们只是在某个季节比如夏季赶着牲畜前往高山牧场，游牧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之一，他们还会从事农耕、采集和其他副业。商周时期，中华大地已经全面进入了家马和马车的时代。额济纳河又称黑河，古代称黑水、弱水。与中国很多大河如长江、黄河、黑龙江自西向东 “纬向” 流淌不同，额济纳河是一条 “经向河流”，顺着南北方向也就是经线方向流淌，沟通了青藏高原北缘、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草原地区。额济纳河流域动植物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地区一条南北方向的重要通道，直到环境恶化，居延海彻底消失。文献记载分析，在距今 3000 多年前，小麦传入中国，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粮食格局从 “南稻北粟” 转变为 “南稻北麦”，且一直延续到今日。在距今 5000—4000 年前的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所谓的 “五谷”— 粟、黍、菽、麦、稻，全都齐备了；所谓的 “六畜”— 狗、猪、牛、羊已经出现，马正在北方草原扬蹄驰骋，鸡可能正在南方地区啼鸣破晓，这两者稍后会进入中原地区。追溯 “中国” 一词，一定会提到周朝的青铜器 — 何尊，以及何尊上的那句铭文 —“宅兹中国”。齐桓公讨伐孤竹后回师，却迷路了，于是依靠老马的记忆力找到了道路，这就是 “老马识途” 的典故由来。江西崇义客家梯田背靠赣南第一高峰齐云山，高低海拔落差达到千米，层层田块沿着山坡向上展开，最多的一处梯层达到了 62 层，印证了那句俗话：“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汉’来自汉中这个地方，此后汉朝、汉人、汉族等名称都与之有关。番薯的故乡在美洲。中华大地最早的直立人来自非洲，他们经由西亚、中亚一路而来，他们也可能是从北方地区进入中国的，周口店北京人就是中国直立人的典型代表，甚至可能是最早的那批中国古人类之一。他们不是我们的直系祖先，但他们的到来本身就表示，即使在古人类石器技术如此落后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跨越亚洲大陆山重水的地理阻隔。中华大地从有古人类的那一刻起，就与全世界建立了联系，只是联系有时如滔滔洪流，有时又细若游丝。开始祖先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他们走南闯北。后来他们的谋生手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农耕时代来临了。祖先耕种小米、黄米、大豆、水稻、小麦，赶着猪、狗、鸡、鸭，骑着马，坐着马车，把东西南北广阔的大地变成农耕魔法的舞台。几万年来，人类通过生物基因的突变和扩张、文化基因的创造和交融，最终摆脱了个人的孤岛、族群的孤岛，避免了塔岛技术悲剧。我们需要拥抱那些让各个族群能够平等地走到一起的文化基因，抵制那些分裂各个族群，在各个族群间制造歧视链的文化基因。面对在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时期，疫情迫使各个国家彼此关闭了国境通道，各个社区限制了人员进出。一种病毒能够感染几乎所有国家的所有族群，这生动地验证了，全人类在生物基因上差异非常小，天南地北的族群早已有了充分的基因融合，只是这验证的方式过于苦难。

《草与禾》作者的又一本力作。运用基因、元素这些高科技手段研究古人类、考古、历史最大的好处，可能就在于它们的真实性。史书是古人写就的，那些内容可能会因有人随意取舍、记忆有误或者心存故意而偏离历史真实，但基因、元素的研究是科学，以客观而非主观的科学事实和科学数据得出结论。

作者波音给我们写了这本《无字史记》，告诉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身上携带的基因，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可以解答这些单纯依靠历史文献与考古文物无法回答的世纪之问。而近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让我们有了阅读这本《无字史记》的解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