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中，阎步克先生对于：关于士大夫的 “二重角色”、学士与文吏的分与合，两个主要问题进行了严谨的讨论，解释了很多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基本问题，值得反复精读学习心得：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中，周秦之变之后，士大夫阶级继承了原有的贵族阶级，成为封建制与宗法制的结合，在 “周政” 之中 —— 在封建士大夫及其所承担的 “礼治” 之中，已经存在着士大夫政治赖以演生的 “文化基因” 了，这就使得士与大夫的政治身份依赖于宗法身份，而且还发展出了一种治家与治国融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和深厚传统，并衍生出了 “礼” 与 “法” 的相互影响的动态均衡模式，直至东汉时期，儒法合流，而形成了稳定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意识形态 —— 形成了 “礼” 稳定的的基本精神，即 “尊尊、亲亲、贤贤”。同时，在士大夫的衍生过程中，表面上看，儒家思想经历了董仲舒封建伦常的思想发展到东汉时期以《白虎通义》为代表的思潮顶峰，但在现实层面，儒生与文吏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儒教在世俗化的方向上，秉承现实主义精神，但无论何时，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核心都是 “礼” 高于 “法”。

这本书是阎步克先生的代表作，对士大夫群体在古代中国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通过士大夫群体的活动，为读者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了解了 “士大夫”，就了解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

通过才能、知识考核被选拔上来的文人官僚，也就是官僚和知识分子的结合，被定义为士大夫。选贤任能的传统，构成士大夫政治的基础。他们上任以前没有经过标准化的 “业务培训”，而是通过书面考试，也就是八股文、诗词曲赋、经书来发现人才，以道德礼教为内核，似乎谁掌握了这门艺术，谁就更有把握胜任复杂的治理工作。基于这门治理艺术的抽象性，列文森把士大夫定义为 “amateur”（直译为业余爱好者），认为这种官员是外行的，很难把所学知识落地应用。那么，这就引申出秦政的 “文吏政治”，官吏经过系统、标准的培训，掌握一套定形的、严格的行政制度，工作井井有条，一板一眼，精打细算，属于一种 “专家政治”。诚然，“专家政治” 产生了极高的行政效率，但片面发达、片面分化的官僚体制，并不足以整合整个社会。抛弃了礼治，仅凭行政强制力是难以安定如此庞大的疆域，秦帝国的无上限的剥削和索取破坏了复杂的经济结构与社会构成，引起小农破产，无路可走，从而推翻秦帝国的大厦。秦帝国建立官僚政治，确实付出了代价。但后世统治者又不得不仰仗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遵循基本的制度框架。正如田余庆所言 “非承秦不能立汉”，汉承秦制，保留了秦朝严格的法律，以及它的官制和爵制，更是保留了军功制度，产生大批拥护西汉政权的军功受益阶层，也充分维护了社会秩序。而在百业凋敝的背景下，汉吸取秦的教训，重点放在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鼓励农业而抑制商业，降低赋税。“在感到有必要求助于学士政见之时，统治者只能在既存的诸家中择善而从”，儒生开始走上前台，承担道义、教化、规谏的职能，执政理念比较完善，具有全局性。儒生的谏言，对专制皇权的膨胀形成一定制约。但这时候儒生的礼治与文吏的法治存在严重矛盾，文吏政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为汉武帝实现雄心壮志提供条件，帝国扩张政策重新抬头，因耗费民力而出现诸多亡秦的迹象，但是汉制不如秦制那般僵化，而留有修正的余地。正是儒生的参政，导致了由 “秦政” 转变为 “汉政” 的深刻变迁。经历了王莽新朝对专制官僚体制的破坏，东汉初期推出一系列加强集权的措施，削弱功臣、豪强、宗室外戚的势力，重新恢复了原先的理性行政传统，从追求复古的浪漫主义转向实用主义。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儒法合流更加深入，儒生与文吏的结合更加密切，这奠定了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框架，结束了它的演生阶段。虽然中间经历士族崛起，国家频繁经历宦官外戚专政的动乱，但士族门阀也活动在原先的官僚政治的框架内，士族也不得不依附皇权。“随着士族的衰微和社会流动的活跃，科举制度破土而出，它标志着经历了政治文化形态的动荡摇摆之后，士大夫官僚政治仍然是演进的最终定局，并且发展到更成熟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