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我們是一隻小螞蟻，在一個直徑數百米的巨輪上，隨著巨輪的轉動，可以感受的在不同的道路上，草地、水泥地、柏油路上移動，氣候有下雨也有寒冬也有酷夏，速度有快有慢，單獨的短時感受，全不相同，但常時來看，又又很深的熟悉感。其實只要拉遠距離，宏觀來看，就可清楚其規律變化。人工智能的到來，作者帶領我們，從遠處看巨輪的運行，真的有醍醐灌頂的收穫。写这本书，是希望为人工智能革命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历史观点。这场革命目前才刚刚起步，而像这样重大的发展，实在很难即时有所评价。即使是现在，回顾 21 世纪 10 年代诸如 AlphaGo 的胜出、脸书在针对罗兴亚人冲突中的参与，也很难评估这些事件带来怎样的意义。至于 21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事件，其意义就更加模糊了。但如果我们拓宽视野，看看人类的信息网络在过去几千年如何发展，我相信还是能让我们更了解今日发生的事情。

信息是什么？按照大家的直觉，信息一般是和各种人造符号联系在一起的，反映和呈现各种现实的、主观的、对接收者有意义的数据，它能帮我们理解世界。按照神经生物学的定义，信息就是神经元之间的信号传输，它不涉及更高级的认知构建，不像知识、记忆那样是神经元突触的重构、神经元网络的强化连接。按照《信息简史》的作者詹姆斯・克雷格的定义，信息是人对世界认知的碎片化呈现。信息之所以是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认知结构就是碎片化的。他给出的是信息在认知和心理方面的定义。按照量子计算领域的开拓者之一，赛斯・劳埃德教授的定义，信息即物理，也就是说信息的本身就是物理的。信息实际上代表着能量的状态，一个物理实体处于不同的能量状态时，它就携带着不同的信息。能量状态越多，信息就越多。信息就是状态。这是信息在物理学和量子力学中的定义。按照信息论之父克劳德・香农的定义，信息就是是消除不确定性。一个东西的信息量的大小，在于它消除了多少不确定性。信息，在于你从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做出了选择。信息，在于你有多大的自由度。信息，在于你制造了多少意外。信息就是意外。香农给出的是信息在数学和通信领域方面的定义。从此以后，人类第一次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度量信息，并且进入了信息时代。（一个有趣的小故事：香农在发现了衡量信息的量的公式后，曾请教冯・诺依曼问他该给这个量起个什么名字？冯・诺依曼看了一眼就回答说：熵。事实上在物理学中，克劳修斯在提出熵的概念后并没有写出描述熵的具体公式，这个工作最终是由统计力学的创始人玻尔兹曼完成的。玻尔兹曼墓碑上的铭文正是他发现的熵的统计公式，：S＝k㏑W。这是独属于物理学家的浪漫。当玻尔兹曼写下描述熵的公式时，就已经隐藏着这个含义了，即熵代表着状态数量，也就是衡量信息的量，从此以后对信息量的度量就有了一个专属于它的名字：信息熵。伟大的思想在这一刻交汇，一起谱写共同的历史。）而尤瓦尔・赫拉利在《智人之上》这本书中给出了他认为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上的定义：信息就是联结。所谓信息，就是能够将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从而创造出新的现实。信息不一定告诉我们什么，也不一定能够呈现现实，它是把事物组织在一起，形成基于这个信息共识的、新的现实。信息的本质作用，并不是单纯反映或者描述现实，而是通过把不同的对象联系起来，在人类意识中产生全新的意义。占星术把恋人放进一种占星术队列中政治宣传把选民放进一种政治队列中军队思想把军人放进一种军事队列中科学理论把学者放进一种科学队列中民族主义把民众放进一种民族队列中这种定义延续了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 “想象的共同体” 这个概念，实际上当我们再回顾那本书时就会发现，信息与信息网络是他的隐藏主线。这种定义也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的想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先有民族还是先有民族主义？而在这本书里，赫拉利用了一个新的称谓，“主体间现实”，是那些我们共同相信的东西，它们存在于人与人心智的连接之中。主体间现实不是客观现实，但信息恰恰是通过主体间现实提供秩序。而秩序往往比真相重要。主体间现实是信息网络，是信息观念，更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秩序的来源。《智人之上》这本书就是关于主体间现实和信息观念的讨论。正如赫拉利对信息的定义一样，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引发的诸多问题、召唤的诸多自己无法掌控的力量，问题不在于个人的心理，而在于人类大规模合作时的一种特性。尽管人类能够建立史无前例且难以想象的超大规模合作网络，以此获得巨大的力量，但这些网络本身就蕴含着潜在的结构性威胁。人类遇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网络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 “天真的信息观”。所谓天真的信息观，就是认为通过收集与处理比个人多得多的信息，大规模网络能够更好地了解更多事情，就能得到真理与真相，就能获得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信息即真理，信息即权力。那如果遇到当前信息解决不了的问题呢？那就收集和处理更多的信息。所以天真的信息观的核心原则就是：信息本质上是件好事，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越好。而当信息被有心人和组织利用、制造时，它就变成了武器。印刷术的普及在一开始并没有让思想自由传播，没有迅速引发科学革命和文学艺术的大繁荣。真实的历史是，印刷术传播最多不是思想、技术和艺术，而是邪说和阴谋论。同样的，互联网时代，信息的数量和速度呈指数级增长，但是传播最多、受众最广的，一定不是知识和技术。信息自由流动，并不会自动让正确的思想凸显出来，反而是谣言和阴谋论更容易传播。现在的舆论环境、公共领域的话语生态、互联网上的互相攻击 “水军、杠精、喷子、脑残”，都在提醒我们信息武器化、言论极端化、共识破碎化、立场撕裂化、事实扭曲化、真相迷离化、人心沉默化的趋势、危险和严重后果。某人说了某句话，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说了什么、说的是不是事实，而是这句话是谁说的、他为谁的特权服务、他想获得什么利益。当事实之辩成了立场之争，当正常对话成了攻击谩骂，对话就已经变了味，并且也不会再心平气和，互有收获。只有你和我。只有你们和我们。赫拉利从人类联结出发给出了他所要讨论的信息的定义，然后进一步引出人类认知网络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接下来就是讨论他所要研究的天真的信息观、民粹的信息观以及复杂的信息观之间的特点、联系和不同。一步步深入，一点点剖析，很有意思。尽管其中的案例、细节、甚至有些逻辑并不是很完善，有些地方我也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整体阅读依旧很有意思很有收获，他写作和讲故事的水平还是挺厉害。赫拉利是位历史学者，他擅长的是把人类历史中的某些问题重新整理出来，再汇聚起多种理论和思想，最终形成自己的一套故事逻辑，然后变成畅销书。他当然不是通才和全才，他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能讲得很精彩，但是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生物学方面，就有些欠缺了。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所要讲述的核心论点和精彩故事。人很顽固，人会犯错。正是因为人类真正意识到了这两个底层的缺陷，或者说特点，并且找到办法来解决它们，才赢来了真正的发展和进步。天真的信息观下的自由信息市场并不一定能让人发现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因为在这样的信息市场里，暴行、迷信和阴谋论的优先级可能比（甚至往往比）真理和真相更高。尽管人类如此 “愚蠢”，但还是发现了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摆脱一些这种天然的缺陷，即发现自己的无知。现代社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想象共同体，一个非常独特的信息网络，它叫做 “科学”。这个信息网络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不同于过去占据权威地位的宗教、阴谋论、恐怖主义的神奇力量，叫做 “自我修正”。科学家、科学机构、科学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取得权威，获得信任，是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能够揭露并修正自身的错误，朝着反映现实规则、呈现真实观测的方向而前进，而不是朝着哪一个权力者、哪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前进。自我修正机制在自然界无处不在，它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本能。人类强大的学习与探索能力，其核心就是这种自我修正机制。要我说这种机制应该叫做 “自我修真”，真代表了反映真实观测。毕竟宗教也会 “自我修正”，只不过它的 “正” 是朝着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垄断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方向去的。宗教经典是没有错误并且不容置疑的，但是科学理论却允许你质疑、鼓励你探究、支持你学习。科学不相信权威，只相信证据。Shut up and calculate！著名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有一句话叫做 “Extraordinary claims require extraordinary evidence”，超乎寻常的论断需要超乎寻常的证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补充一点，很多人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就是真相，但事实上科学从来不轻易谈论真理，更不会承诺自己找到的就是真相。科学只是虔诚地反映和总结出这个宇宙表现出的性质、行为和规律，而不会僭越地妄言真理和真相，那是哲学要解决的事。同样的，科学无法证明或证伪上帝的存在，科学能说的仅仅就是在科学这个领域中，不需要上帝存在。）正是因为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无知，并且愿意正视它、找方法解决它，才推动了科学革命的发展。尽管如此，科学的发展史依旧曲折艰难，而科学家、科学机构、科学理论之间同样存在质疑、批评、嘲讽、贬低人身攻击的事情，非常普遍。大多数时候科学争论之间没有发生生命威胁和囚禁监禁事件，我想不是因为敌对双方不愿意，而是他们没掌握暴力。如果某个科学家掌握了权力和暴力，比如苏联的生物学家李森科，那他的对头们日子绝不会好过。幸运地是，科学不是一个人的成果，不受一个人的掌控， 科学不是一部经典，也不是一个学说，不是一位圣人，也不是一个组织。科学是一个共同体的事业，它是一群人合作积累的成就，是代代传承发展的结果。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可能还会如此。因为科学家也是人，科学机构也是由一个个具体、鲜活、有缺陷的人组织起来的。想要人类对抗与生俱来的天性，修正信息网络结构性的缺陷，绝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也许是件不可能的事。但人类一直在向前进。就像詹姆斯・卡梅隆在《终结者》系列中所传达的核心思想一样：如果一台机器能够学会人类自身的价值，那身为人类的我们，也可以。

在《未来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 “智人” 与 “人的智力” 这两个概念？随着人工智能（AI）的兴起，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然而，历史的真正主角并非智人，而是信息。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历史学，也适用于生物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无论是动物、国家还是市场，它们都可以被视为信息的网络，它们从环境中吸收数据，做出决策，并释放出更多的数据。信息流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在生物学中，基因信息的传递和变异是生命进化的核心；在政治学中，信息的流动和控制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关键；在经济学中，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信息不仅是数据的集合，它还是决策的依据，是权力的象征，是文明进步的驱动力。然而，信息技术的进步并非总是带来积极的影响。《未来简史》警告我们，信息技术的提升可能会削弱人类的力量，损害人类的身心健康。在信息的洪流中，人类可能会失去自我，被信息的浪潮所淹没。我们可能会像泥土一样，被卷入滚滚河流，消融在信息的洪流之中。在宇宙的数据流中，人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涟漪。自《未来简史》出版以来，世界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权力确实已经从人类转移到了算法手中。许多在 2016 年听起来还像是科幻小说的场景，如今已经成为现实。算法能够创造艺术、假装成人类、做出重大决策、甚至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自 2016 年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生态危机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升温，民粹主义浪潮动摇了全球最强大的民主政体。民粹主义对信息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民粹主义领导人和运动，如唐纳德・特朗普、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匿名者 Q 和反疫苗者，认为传统机构制度只是声称自己在收集信息、找寻真理与真相，以此取得权力，但其实都是在说谎。在他们看来，官僚、法官、医生、主流记者和学术专家是一个精英阴谋集团，他们对真相没有半点兴趣，总在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牺牲 “人民” 的利益来谋取自己的特权。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反建制的世界观，与过去和未来的许多情景息息相关。在民粹主义者眼里，信息就是一种武器。他们利用信息来攻击现有的权力结构，挑战传统的信息权威。这种对信息的武器化，不仅破坏了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信息的武器化，反映了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信息的权力。在信息时代，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权力。信息不仅是知识的源泉，也是权力的工具。信息的控制和利用，成为了国家间、企业间、甚至个人间竞争的关键。信息的权力，使得信息成为了一种战略资源，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然而，信息的权力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信息的泛滥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使得人们难以辨别真伪，难以做出正确的决策。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信息的滥用，损害了个人的隐私和安全。信息的权力，使得信息成为了一种可以被操纵和利用的工具，一种可以被用来控制和影响他人的力量。面对信息的权力，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信息的本质和价值。信息不仅仅是数据的集合，它还是知识的载体，是智慧的源泉。信息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数量，更在于它的质量。我们需要追求真实、准确、全面的信息，而不是被虚假和片面的信息所误导。我们需要培养批判性思维，提高信息素养，以应对信息的挑战。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信息的权力。信息的权力，不应该成为控制和操纵他人工具，而应该成为促进知识传播、智慧交流、社会进步的力量。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开放的信息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取信息，自由地表达观点，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在信息的洪流中，我们不应该被信息所淹没，而应该成为信息的主人。我们需要学会在信息的海洋中航行，寻找真理的灯塔，照亮前行的道路。我们需要学会在信息的风暴中站立，坚守理性的阵地，抵御虚假的侵袭。我们需要学会在信息的浪潮中游泳，掌握知识的技巧，驾驭信息的力量。信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社会发展的引擎，是个人成长的阶梯。在信息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的节点，一个知识的传播者，一个智慧的创造者。我们的责任，不仅是获取和传播信息，更是甄别和创造信息。我们的使命，不仅是利用信息的力量，更是维护信息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