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分很多种，有古代的，有近现代的；有分国界的，有分学界的；有的来自哈佛学派，有剑桥学派，还有东亚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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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更喜欢一种分法 —— 当过官的和没当过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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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说，水准谁高谁低。我的理解是，有没有当过官，写历史的立意差别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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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优秀的史书，大多都有独到的见解、准确的分析、卓越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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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过官的，往往更关注政治得失，历史经验与实际的结合。最典型的司马光，就是当过官的，官职还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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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伟大就在于，他关注的经验永远能在现实落地，不论沧海桑田、时局变换，你总能从中找到有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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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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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开篇的写的第一个故事，是 “韩赵魏三家分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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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说，就是三个职业经理人（韩赵魏）掌握了控制权，将公司（晋）拆分为独立控股公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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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周幽王 “烽火戏诸侯”，晋文公、齐桓公的诸侯争霸，“三家分晋” 只不过是个二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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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关键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二流事件，会引起司马光高度重视？选这么一个故事作为开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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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原因的肯定不是。司马光担任过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历过北宋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王安石变法” 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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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往的经历看，他不是那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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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是否是道德批判，似乎也不太像。毕竟 “春秋无义战”，韩赵魏和老东家晋国的政治，我们就不比较了，春秋都不是什么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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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事情的起因，是韩赵魏被另一个经理人 —— 智伯压迫引起的，属于被迫反击，有点占理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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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未间断，因为我隐约感觉到，所谓分家事件，在司马光眼中，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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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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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国语・襄王拒晋文公》时，想明白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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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晋文公帮助周襄王复位。面对赏赐，晋文公提了一个过分请求 —— 允许他死后，用天子才能使用的 “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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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土地，不用钱财，点个头就能答应的请求，周王却非常认真的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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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国君之德，却敢僭行天子之礼，那就是有两个天子了，如果出现这种事，恐怕叔父（晋文公）您厌恶的吧！不然的话，您有的是土地，想怎么葬就怎么葬，何必请示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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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时周的土地，已经非常小了；领下人民，也非常少了。都比不过曹滕莒这些小国。甚至眼前这个人，能轻松行废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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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结果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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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上说，这位经历了骊姬夺嫡之乱，刀光剑影，最后成为春秋五霸、手握大权的晋文公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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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周几百年宗主天下，晋、楚、齐、秦强大如此，也不敢侵犯它。是这些大国有力不足吗？是他们于心不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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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是他们不敢。他们知道 “礼” 就是底线 —— 今天谁带头作乱，明天自己的手下就是效仿，天下就有无数的人来诛杀乱臣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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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三家分晋，割地自强，请天子封地，周天子竟 “不敢不从”。是周天子害怕吗？不是，正好相反，是韩赵魏害怕，不然的话它们为何还请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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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三家分晋，位列诸侯，不是韩赵魏破坏了礼，而是周天子自己放弃礼，带头破坏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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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 是治乱分野，其深意就在此；礼制名分，是治国之大本，司马光立意，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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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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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是有趣的，道理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更有价值。况且，这些价值放到今天依然很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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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挺喜欢读《水浒传》，虽然施耐庵不用考虑治国安邦的问题，但我想他一定读懂了《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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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九回，林冲火并王伦，尊晁盖为头领。而后，晁盖一番言语 —— 要求林冲坐第四位，话语非常得体、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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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晁盖没事先准备好，鬼都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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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保护控制权。公司创立之初，不明确管理权，创始人轻则被踢出公司，重则脑袋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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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万科、俏江南、一号店、大娘水饺、太子奶、易到用车、去哪儿网、饿了么、桔子酒店、汽车之家、雷士照明，还有 twitter、Uber…… 不都是吃了这个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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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着看，晁盖派刘唐等人下山打劫，专门叮嘱 “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小喽啰上山说报告，晁盖最关心的，是 “不曾杀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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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树立企业文化。任何一个团体，必须有底线，才能给人明确的预期，才能获得社会认可，才能生存下去并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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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盖开张之初，就知道这些，我们今天的人真正知道的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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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我们仰望阿里、腾讯，谈论它们极富特点的企业文化，看到涨涨跌跌的股价，被马云卸任的消息刷屏时。不妨想想马云、马化腾们思考过什么，读懂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做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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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资治通鉴》能给予我们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