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是一场真实的美梦，不只是给人们带回了某种同一个世界的希望，更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情感出口。那些被足球连接起来的时刻，喜悦是真实的，遗憾也是真实的；那些球场上万人同哭同笑同呐喊的时刻，我们才仿佛置身于世界中，真切地置身于生活中。足球何尝不是一种唤醒，如果我们放弃了，或太容易地准备放弃构成我们的喜怒哀乐的那些东西，我们也将逐渐同生活隔绝，同自己隔绝。在习惯了隔绝后，一切必要都将变为非必要，随后，我们也将失去一切。

比如说，一个城市的医院数量、医师水平、医疗成本等，这些指标将与经济、就业、产业、教育、文化等要素一道，成为人们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城市的重要参考。医疗资源向来是稀缺的，一座城市的医疗资源与医疗水平，其实也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从多年以前开始的城市间的 “抢人大战”，到现在仍然打得难分难解。未来，除了提高经济领域的吸引力之外，一座城市要想吸引优质人才，在医疗能力这类软实力上不能有短板。

这时的天，事实上已经逐步去神格化了，变成了一种由公共意志来反映的自然意志。新的天命观解决了政权更迭的合法性问题，但同时统治者头上也悬起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失去民心，自身也政权难保。周王室自身不会去强调这一点，但它对此是有认识的。一方面，政治的 “王道”，仁德化民，成为了外在化的主张，统治者有了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的必要性，但同时，周王室也通过分封诸姬拱卫王室 —— 以藩屏周，同时监督殷民，其实也监督民众。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垄断了知识，也垄断了社会上层地位，使得民众无法对政治进行直接介入。分封拱卫，表现了周公对宗法系统的信心，但系统的崩坏正是从内部发生。诸侯与周王室之间的冲突、诸侯自身的坐大、诸侯之间的互相征伐与吞并，导致了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强大的诸侯甚至可以直接向周王 “问鼎”，而这不得不说，正是对周公 “天命” 观的 “灵活运用”。文王得到的 “启示”，其实已经暗示了一个道理：上帝并不只护佑商朝。往深一点想，这个上帝其实是公共的，而非一家一姓的祖先。周朝分封了 “八百诸侯”，一旦这个朝贡、宰制的系统不能维继，那么天下的乱局，就甚于过往。正是因为大乱频仍、政治崩坏、人民受难，春秋战国，天命观又得到进一步推进。天命在民与周王室的控制力崩溃同步的是，知识的垄断权也丧失了。诸侯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社会流动成为可能，而知识又成为了社会下层获得更高地位的利器。对当下的不满，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一般认为，老子和道家，是与世无争、恬淡求退的，而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恰恰相反，道家是当时最具革命性的，老子就是一个愤怒的知识分子。“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这样的大胆发言，丝毫不亚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诸公。老子认为政府应当 “无为”，是因为当时这些糟糕透顶的诸侯国政府根本不配 “有为”，政府的干涉，无一例外都会加重人民的灾难。于是他对周公创立那一套礼乐制度一点兴趣也没有，认为正是那些被视为良治的标准，驱使着政府去干涉社会，而干涉的结果便是百姓越来越没有活路。从立场上看，孔子是同样瞧不起当时的诸侯政治的，也一样深恨当时权力之败坏。“今之君子，好利无厌，淫行不倦，荒怠慢游，固民是尽，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虐杀刑诛，不以其治。” 这里的君子，指的是君主。孔子和老子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路径则大相径庭，老子飘然而去，不与同流，而孔子积极求仕，意图改变。思想上，孔子认可周公的政治思路，主张王道、仁政，“吾从周”。但他把政治的道德性加以放大，把民众的权利予以强调，挥动了周公悬挂出来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他把政治责任归于居上位者 —— 与后世被法家扭转的天下无不是的君主相反，他认为天下无不是的民众。“夫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 季氏问百姓偷盗之风盛行，该怎么办，孔子说他们偷盗那些财货，你不也很喜欢吗？意思就是你也喜欢聚敛财富，这跟偷盗无异，自己起了坏的带头作用。“礼不下庶人”，历来被视为孔子轻视民众的证据，但其内涵恰好相反。“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礼，故不责之以备礼也。” 老百姓忙于生计，不要苛求他们。正因为 “吾从周”，孔子虽然作为商朝遗民，但对鬼神之事敬而远之，不把占卜当成天命的解读，天命在于民心，良好的政治要靠人的能动性去达致。“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 他给鲁哀公举了两个例子：纣王占卜，得出 “国家必王，而名必昌” 的结论，于是 “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国以亡”；而纣王的祖先帝太戊占卜，预示国家将亡，“太戊恐骇，侧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远方慕义”。与孔子同时的史官左丘明所作的《左传》，更是直接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孔子创立的先秦儒家，把天命完全去神格化，变成一种有着强烈的社会学色彩的客观存在，天命是不能通过什么方式去直接获得的，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这就让政治，从而也让社会生活，完全地世俗化。道德取代了神，成为社会信仰的对象。孔子创立的先秦儒家，把天命完全去神格化，变成一种有着强烈的社会学色彩的客观存在，这就让政治，从而也让社会生活，完全地世俗化。如果统治者不修仁德，不恤百姓，那么政权就理当丧失。《孔子家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儒家学者的角色，就是明君的辅助者，仁政的玉成者，同时是一个监督者。孔子自己以及教出来的诸多弟子，都是辅助角色 —— 宰。困境由此而生：如果天下没有明君，就没有用武之地。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必须依靠君主这一把柄，需要被 “用”，被遵从。孔子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困境。“从上依世，则道废；违上离俗，则身危。时不兴善，己独由之，则曰非妖即妄也。故贤也既不遇天，恐不终其命焉。桀杀龙逢，纣杀比干，皆类是也。” 孔子的时代，恰恰就是缺乏他所期望的明君。他率领一群贤能弟子，周游列国，始终怀才不遇，最后老死故里。最听孔子的话的颜回，被称为复圣，复刻了孔子，但他一辈子，啥事也没干，很大程度上就是陷入了这种奢求明君的理论窘境。儒家大贤，知天命，了解文武之道，而且如果君主失德，是允许取而代之的，就不能自己来当这个君主吗？他们还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正如孟子所说：“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孔子 “从周”，只是发展了周公建立在天命基础上的权力来源观，而没有创造一种新的政权合法性理论，没有想过政权可以在新的底层假设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新的组织方式。但他把天命去神格化，是异常关键的一步。孔子死后，春秋时代也就终结了。他的弟子卜商，到晋国讲学，法家由此发端壮大；去除神权色彩的理性政治萌芽，把历史推向了战国时代。最终，秦用法家，统一中国，建立起高效率的职业官僚体系。尔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认知水到渠成，权力的公共性得到加强，历代政治得失，更多地从人民的角度加以考察，而不再诉诸神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