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出好的文章，就是多读多写，阅读、阅读、再阅读、刻意练习，没捷径可走！虽是老生常谈，但绝对是最好的方法。朱光潜先生曾说，即使是写写随笔、笔记，也比空过了强。

“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一翻开这本书就喜欢这段话了。汪老真是个会生活的人，博学能文散发魅力，平淡质朴的语言非常治愈。写季节、游记、西南联大那几章尤为喜欢，配合先生的插画，感叹人间草木的可爱。

汪老的书，评述的太多 这里只记述黄永玉和汪老的交往，汪先生和黄永玉年轻的时候是好朋友，艺术上也是相知，年轻的时候，聚会的有汪曾祺，他总是一个人来家里吃饭。家里留着绳子系着的豆腐干，是给汪曾祺下酒吃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好吃的要等汪伯伯来了才能吃。黄永玉给汪曾祺打电话，叫他到家里吃饭，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汪曾祺现在正被打成右派，黄永玉还是同一句，让他来家里吃饭。1997 年，汪曾祺去世。那时候，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女儿跑上楼，「汪伯伯去世了！」他没哭，也没说话。后来出书，写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独没有汪曾祺。作家李辉问他为什么，「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他只认识前半生的汪曾祺，对这个朋友知根知底，见过他的父亲，一起熬过艰难的日子。这曾经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画，找曾祺吃饭，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后来，这友谊渐渐变成了「听说」，听说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听说他现在是干部了，从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还给巴金写了信，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决心投身革命事业了。在这段过命的友谊里，汪曾祺是逐渐消失的。黄永玉被划为黑画家，朋友大半夜偷偷来看望，花匠也给他送花，让他放宽心，唯独没有见到汪曾祺。黄永玉挨了打，也没有见到汪曾祺。到最后，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老人最孤独的记忆，一个无从询问的困惑：为什么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里，最好的朋友消失了？他们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写信给沈从文，他发现了一个小天才，「我以身家担保」，请老师帮忙找人推荐黄永玉的木刻。黄永玉想要回家乡，汪曾祺拦住了他，鼓励他留下来，「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受委屈的时候，汪曾祺把沈从文对他的教诲送给了黄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笔，怕什么！」他们的晚年毫无交集，汪曾祺写给朋友的信时常提到黄永玉，「听吴祖光说」，「听王世襄说」，「听人说」。黄永玉的信写的是，「实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