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教授以系统论的方法，围绕着 “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 “华夏 / 中国” 这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本书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 “大历史” 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书摘：世界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察，对世界是有益处的；邻近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自我审察过程中，不能责备中国，认为中国是以民族情绪威胁他们；中国也因为对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减四周邻居的敌意。

每日一书：《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许倬云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四个变量分析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从新石器文化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 “天下” 观，可以不被偏激的族群狂傲所挟持，迷失自己的方向。华夏这一多元复杂共同体，不能仅仅由国家、族群或文化，各单一角度讨论，却是看作三者的混合体。由于很早就凝聚了一个核心，才有不断转变与成长的依托：因能容纳，而成其大；因能调适，而成其久。这一共同体，经历了目前进行的全球化，应以其特性，融合各处人类，共同缔造人类共有的大同天下。一方面，维系 “中国” 这观念的真正力量，可能是经济。经过长期构建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互相依赖。另一方面，中国固然长期被皇权统治，但是从秦汉以后，并没有明确的贵贱阶级之分。一般的老百姓，都是编户齐民；统治阶层中的文官，大致言之，都是凭其知识和能力进入精英阶层，这些精英并不能永远世袭。第三个因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方言复杂，却有一个以视觉符号作为基础的文字系统。它可以超越语言的区隔，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也作为超越时间的数据媒介，使得文化得以赓续。自从秦汉时代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编户齐民的社会，没有永久的阶级。征服王朝的主奴区别，改变了统治权力的性质，集权专制的皇权抹杀了儒家人本思想对皇权的约束，也淡化了社会 / 文化精英的影响力。明代夹在蒙古和满清之间，虽是汉人王朝，但其皇权的专制集权，却与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权并无二致。因此，中国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相当程度地丧失了过去政治 / 社会 / 文化三环互相制衡的结构。黄帝经过激烈的战争，取得了这个地区的主导权，开始了一个所谓五帝的世代。后世中国人都自以为是黄帝的后人。然而，对于太昊、少昊、颛顼的记忆，晚到春秋时代，都还存留在河北、山东地方的集体记忆中。那一位与黄帝斗争最激烈的蚩尤，在传说中一直是个负面人物，可是在汉代山东地区的传说中，蚩尤还是一个 “兵主”— 也就是战神。从夏后氏比较笼统的霸权，经过商人同心圆布局的统治机制，最后到西周的封建网络，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促使 “中原” 成为中央政权的基地，而又以同心圆的方式扩散其势力于各处。整个中国是一个 “天下”, “天下” 没有边，也没有界线，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 “天下” 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 “中国”。为了争夺中原的霸权，这些地居四处边缘的竞争者，在竞争过程中都不断壮大自己。于是各国个别扩张、聚合的成果，整体而言扩大了中国。历史发展具体的结果则是：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华夏的中国收纳了许多边缘的他者；实质上，竟符合了前面所说的，将 “内诸夏” 演变成为没有边界的天下中国。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常被当作乱世。吊诡之处在于，正是在这一个乱世里，中国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融合，终于整合为秦汉大帝国的基础，也落实了诸夏中国的演变历程。秦始皇统一中国，二世以后刘汉代秦，先后两个大帝国的体制，奠定了 “中国” 与 “天下” 两个观念的内涵。许多中国的主流民族自称为 “汉族”，也就是从 “汉代” 这个名称延伸而来的。因此，这一时代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相对言之，蒙元是征服者，以武力压制中国人，乃是弱肉强食难免的现象。朱明以驱逐胡人为口号，应以同胞对待中国百姓。可是，太祖杀伐立威，又将专制极权制度化，有明一代始终未曾改革。更可悲者，满清入主中原，沿袭明代制度，再加上征服王朝的武力镇压，于是中国人生活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长达六七个世纪之久。这一长时期的压迫，斲丧中国人的自由，扭曲中国人的人权，对中国民族性造成的伤害，至深至巨。在乾隆时代，进攻大、小金川，满清军队已不见重装备，全靠火枪作战。然而，乾隆认为满州武勇是以骑射为长，不应该数典忘祖，放下自己的传统。清早期的三代以后，中国没有再出现制造和修理火器的兵工厂。直到清末洋务运动时，才重新接上发展火器的传统。从乾隆以后，政府岁入之中，捐纳和摊派的比例逐步增加。在交通线拦路收捐，号为关税或者厘金，也因为缺少明确制度，收捐的站口随意增减，对商品运输和市场贸易造成极大的困扰。中国历来的皇朝都有皇室和政府财库分开的习惯，只有在满清时代，皇室可以任意支用政府的库存。黄仁宇先生曾经说过 “中国没有以数目字管理的观念”，这句话完全适用于满清的财政制度。满清时代，这一复杂共同体中的四项变量之间，没有建立一个互相制衡或者互相支持的平衡关系。这个共同体本身，除了走向衰败以外，期间也没有自我调节的修补功能。此时，也正是西方文明崛起、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张政策席卷全球之时。满清面临二千年来未有的变局，完全没有足以应付的力量。鸦片战争，乃至甲午兵败黄海，都不是一时的事故，乃是元、明、清以来五六百年的衰败，使得发展了一万多年的复杂共同体一旦崩解，几乎不能再收拾起来。“有的民族以自己的历史为耻，有的民族简直没有历史可言，有的民族则因为自己的历史核心空无一物而忧心”，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R. Issacs）在《族群》（Idols of the Tribe）一书中曾经如此说，接下来，他又说道，唯有犹太人可以建立认同，因为他们靠的 “只是历史，而且靠着历史才能得以存活至今”。可是，“华夏 / 中国” 的历史却不同，它不是缺乏历史，而是历史太多，它不是只有一个历史，而是拥有好多个彼此交错的历史，这个历史在给现在的历史学家出难题，使得历史学家一面为这个国族的历史经历太丰富而觉得难以处理，一面为这个现实国家的疆土太庞大而不知如何对历史加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