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为美籍华人刘子健 (1919-1993) 是著名的宋史专家，他的以改革为主线，将北宋后期的历史分为改革、反改革和后改革三个阶段，完整地也简要的叙述了北宋后期政局的演变。刘子健重视对王安石政治思想的分析，强调王安石不是法家而是儒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他认为王安石的目标是通过理想的官僚制来建立道德社会。这和一般人们认为的王安石的目标是富国强兵有着很大的不同。刘著采用多重标准来划分官僚类型，超越了传统的 “君子一小人” 二分法。但其最核心的关怀是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反思。刘子健肯定王安石在中国官僚制国家的背景下是非常杰出的政治家，但是 “新政对国家财政的促进远远大于带给人民的利益。” 他将王安石的失败也归结于官僚制的问题，王安石 “并没有获得官僚集团足够强大的支持。他甚至都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执行官僚的持久的忠诚，这些人是他推行新政最主要的依靠。当这些官僚转变为巧取型的时候，新政所获得的就失去了。” 新政的结果是集权主义的强化、绝对主义的增长以及官僚的腐败将北宋带入了危险境地。儒家的理想主义与现实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刘子健思考的核心问题。对王安石历史上毁誉参半，传统士大夫认为他是王莽类型的大奸大恶之人，而每到国家提倡改革的时候，王安石的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也被拿出来表决心。中国体量太大，任何的制度和组织变革，就是有皇权的强力支持，面对庞大官僚体系，难免人亡政息，需要的反而是简政放权，特区实验，摸着石头过河，因为 “改革” 从来都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形势所迫的顺势而为。

王安石变法作为古代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改革，其中涉及的层面是繁杂的，价值评价是多元的。历来被史学家所关注，被政治家所注释。刘子健的这本书对王安石变法或者说新政的看法，是独特而且深刻的。不仅仅将王安石变法放在北宋所面对的问题上去看待，也从中国儒家士大夫所面对的思想道德历史来看待。北宋需要王安石变法，因为已经是问题丛生了。作者的独特就是在关注 “富国强兵” 之外，提出来变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去实现儒家理想，希望官员能够既专业，又受到行政控制。他的目的是建立制度体系来实现富国强兵等诸多目标。这样的见解是非常具有思考价值的。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价值，也是当代政治学的价值。但同时，主流的道德解决观，与王安石所主张的权力功利观，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 到底什么才是国家和社会个人实现自己价值的有效办法。而这也关乎行政上是该实行大政府主义的强有力管理，还是该实现小政府主义的自我管理。这个矛盾从古至今依旧缠绵悱恻于中国政治实践。道德还是功利谁是谁非，无法说清。道德是很美好，可是大而无当的道德原则，在面对具体问题是，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还是会每个人对能从其它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论点呢？当所有人都能用它来面对同一件事情时，其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吗？同时，面对皇权专制的强化，士大夫依靠官僚体系从皇权分得权力。但这是派生的，是由君主主动让渡的，可以让也可以收。当变法遇到阻碍时，王安石及其后继者，主动放弃了皇权让渡的权力，而依靠皇权来打击反对者。这对变法在后期演变为赤裸裸的党争，影响是巨大的，党争也让变法的价值荡然无存，只能是亡国的 “祸首”。这个问题，王安石或许还能意识到，从而克制运用。但当，新旧党争成为尖锐的利益集团斗争后，一切都只会向着最坏方向发展了。但要明确，责任在后人为主，王安石最多是用人不明而已。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王安石变法，对当时而言是彻彻底底失败的。但从历史看依旧是存在巨大价值的，他践行的建立功利主义官僚体系的主张，试图用可量化的管理办法，而不是道德原则来进行国家治理，对中国历史而言是开创性的，也是先见性。黄仁宇曾经批评中国古代无法做到 “数目字管理”，这个批评暂且不论技术上的可行性，就其可带来的效益而言价值是巨大的深远的。王安石变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就是试图为中国建立一个 “数目字管理” 的政府治理系统吗？当然这是我们今天人的事后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安石不可能有建立这样一套体系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他依旧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下，希望实现士大夫人生理想而进行的变革。指导思想和目标不会大大超过儒家思想体系，而显然儒家思想没有数目字管理所需要的技能。只能说，王安石变法是在一个比较明确目标 --- 建立功利主义的官僚治理体系指导下，依靠当时所能获得的知识与技术，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尝试。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失败了，但不代表他的目标就是错的，手段就是全错的。王安石变法 --- 一次取代道德原则治理的尝试

如果一本书用五分之一的篇幅来介绍作者和他的思想，那么说不定就会获得遇见一位大师的惊喜。    本书有三个推荐理由，一是作者刘子健治学严谨，深耕宋史多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二是他先后在匹兹堡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具有国际视野，将国外研究史学的方法运用到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给读者提供了可贵的理解历史的不同视角。三是这虽是一本历史专著，但一点不艰深晦涩，语言精简、角度新颖，读来不忍释卷。      本书力图还原新政及王安石所处的历史环境，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清理出一些重要主线，分析论证变法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彼此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形成一个多维度的变法全景图。     首先，从时间段上将整个变法所影响的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变法期、反变法期、后变法期。意义在于区分三个时期不同的皇帝和官员对于政策走向和社会层面的影响，特别是后变法期和变法期，虽然都是变法，但政策的执行已经大相径庭。    其次，将官僚的类型分为理念型、仕进型、渎职型。书中还有进一步细分，这里不赘述。这个分类有效地区分了不同的官僚执行同一套政策的不同后果，从而使读者对变法政策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评价。    第三，从文化背景上将当时的儒家思想分为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黄河以北最保守的朔学、偏重形而上学的洛学以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变法和反变法的背后，是对于儒学正统的争夺。所以是否支持变法的政治对立早已延伸到思想领域的巨大分歧。      第四，从变法涉及的范围将变法政策分为：国家财政计划、为农民筹措资金、国家收入与保管、国防。这样划分的好处是可以对每一个领域的政策进行单项分析，避免整体的肯定或者否定。同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变法已经超出政策和法律，指向了政治制度。     王安石当政期间，凭着其个人道德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念，用功利主义的政治理论对抗着道德主义形而上学的儒家正统，而他的唯一依仗是皇帝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他的悲剧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读完此书，王安石的悲情里便有了一丝悲壮，毕竟，他的募役法并没有随着变革的失败而消失，而是被后世继承沿用下来。     王安石变法在他死后，特别是后变法时期已经彻底沦为清除异己的权利斗争工具，宋仁宗开创的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时代彻底落下帷幕，变法也成为古代中国政治转向的标志性事件。从此，皇权独大，无论是儒学还是士大夫都被皇权压制得再无抬头之日。当然，即使没有王安石变法，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下，皇权最终走向强势的概率极大。或者也不是没有像英国一样皇权被限制的可能，只不过这样的概率极小。历史终究充满着偶然性，其走向大约也像生物进化一样没有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