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书：《繁荣与停滞》。与欧美等原发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似乎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借鉴经验并汲取教训的重要案例。日本是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成功范例。日本的经历能够发挥重要的他山之石和前车之鉴的作用。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是技术赶超型的，并借助于强劲的出口，这是表现优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典型特征。有一点区别是，日本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投资主要来自国内储蓄，而中国更多地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资来加速增长。当前全球面临的挑战不再是二战之前那样的西方帝国主义，而是气候变化、人口结构的迅速转型、现在和未来可能遭遇的流行病以及日益恶化的国际秩序。为了解决当代与子孙后代面临的这些问题，必须开展国际合作。日本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经济体。出生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老年人（退休人员）与年轻人（劳动人口）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种变化给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以现收现付制为基础的养老金制度面临巨大的压力，代际不平等不断扩大。由于缺少缴存养老金的劳动者，这可能使当前的养老金制度难以为继。最早出现在日本的这种人口结构转型，许多发达经济体也正在经历，其他经济体则紧随其后。因此，研究日本的经验，意义极其重大。德川家族统治日本超过 250 年，并且没有发生过任何重大的政治危机。德川时代的社会结构以江户锁国（Sakoku，与外国隔绝）、四民制度（Shinō-Kōshō，一种类似于种姓的制度）和参勤交代（Sankin Kōtai，地方领主交替陪侍）为标志。在明治维新刚开始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就相对较高。根据多尔（Dore，1965）的估计，1868 年 43% 的男性和 10% 的女性在家庭之外接受过一些教育，他认为当时日本的教育水平比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还要高。这主要是因为德川时代在城镇和乡村都有寺子屋，即由寺庙设立的私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展示了其新兴的军事力量，获得了 3.11 亿日元的赔款，这在 1895 年相当于 2.25 亿美元。这些赔款被用作黄金储备的一部分，以启动金本位制。政府指定那些被认为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企业为 “军需品公司”。每家这样的企业都与一家银行相匹配，这家银行被认为应当借助于 1944 年的《军需品公司指定金融机构法》，满足该企业所有的财务需求。这种银企配对开启了日本银行和企业之间的长期关系，被称为 “主银行制”。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核心部分。1960 年 7 月池田勇人出任首相，他在 1960 年 12 月 12 日的国会演讲中提出 “十年内收入倍增” 的目标，这成为政策讨论和媒体关注的焦点。12 月，该目标作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计划被采纳，这预示着强有力的增长导向型经济政策即将到来。另一项对地价造成严重打击的政策是房地产贷款监管收紧。1990 年 3 月，大藏省颁布了一项规定，限制银行向建筑、房地产和非银行部门发放贷款的数量，非银行部门包括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和住宅金融专门会社。二战以后，日本人口稳步增长，直到 2010 年达到 1.28 亿的峰值。从那时起，人口一直在下降。预计到 2053 年，人口数量将低于 1 亿。有点令人惊讶的是，魏尚进和张晓波（2011）发现，21 世纪头十年中国储蓄率上升中可以归因于男女比例上升的部分高达三分之一。这可能是因为有些男人找不到伴侣，从而永远没能动用他们的储蓄（但仍然对结婚抱有希望）。一些青年人只是打零工，因为他们只能从事短期兼职工作。他们被称为 “飞特族”（freeters）。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说法，飞特族是指 “不停地从事各种短期兼职工作的 15~34 岁的年轻人”（MHLW，2008，第 56 页）。2003 年，该部估计有 217 万飞特族。一些观察家认为，飞特族是新一代的工人，他们宁愿拒绝所谓的正式工作和常规职业，选择摆脱工薪阶层传统的价值观。在 21 世纪头十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上升到接近 GDP 的 6%，远高于 20 世纪 80 年代。2005—2007 年，美国经济在信贷膨胀（但随后在 2007—2008 年崩溃了）的刺激下蓬勃发展，这增加了对进口的需求。然而，与日本的贸易冲突并未再度出现。此时，中国已成为美国双边贸易中的最大顺差国。美国对中国的赤字占美国 GDP 的比例以及以美元计算的赤字金额，都大大超过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日本。此外，日本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和通缩，不再被视为对美国政府或产业的威胁。21 世纪头十年，美国贸易冲突的目标从日本转向了中国。2013 年 6 月，安倍首相还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结构性政策方案，即广为人知的 “增长战略”。这一包括三个重点（也被称为 “三支箭”）的一揽子政策后来被称作 “安倍经济学”。一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二是灵活的财政政策，三是增长战略。安倍经济学解决了需求不足的问题。然而，潜在增长率仍然很低。旨在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政策效果如何，目前尚不可知。

在罗默的模型中，一个拥有高水平人力资本的国家可以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这反过来又使该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超过同等规模但人力资本较少的国家。该模型还预测，如果两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处于不同水平，两者可能不会趋同。几项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即技术进步速度进而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例如，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91）用小学入学率和中学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发现一国的增长率与这些变量正相关。日本的经验与巴罗的发现非常吻合，也符合一般的认知，即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用政府债券替代税收，可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总消费和总产出都会上升。然而，这也会抬高实际利率，挤出私人投资。另一种观点认为，理性的消费者会将政府债券视为未来的债务，也就是他们将来不得不支付的更多税金。因此，如果当前税负的下降正好被未来的税负（也就是替代当前税收负担的债券所暗含的税负）增加抵消，以债券为支出融资（与以税收为支出提供资金相反）就无法刺激私人消费。这一命题被称为李嘉图等价。当消费者看到赤字增加时，他们就会意识到未来税负必然增加。为了应对这一情形，他们就会增加储蓄，数量正好等于当前税收减少的数量（即未来增加的税负的现值）。因此，私人消费水平将会保持不变。李嘉图等价的核心要点在于，对消费者而言，当前减税的数额正好等于未来增加的税负的现值。例如，如果从当前减税政策中受益的一代人与将来承担税负的一代人不同，那么这一定理可能就不成立。巴罗（Barro，1974）证明，即使涉及两代人，他们也可以通过利他性的遗赠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这一等价仍然成立。21 世纪初，小泉政府努力减少预算赤字，使经济得以复苏。因果方向到底是财政整顿使经济复苏，还是经济复苏使税收增加，目前尚无定论。在总需求疲弱时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与财政长期的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尤为重要。日本财政状况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政府债务失控。总债务与 GDP 之比超过了 240%，而且还在不断攀升。如果不大幅削减赤字，这一债务水平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高潜在增长率）对此会有所帮助，但是即使能够实现更快的增长，也必须提高消费税税率。日本如何在不突然大幅提高消费税或严重削减公共支出的情况下恢复财政的可持续性，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政策问题。经常账户记录了货物与服务的出口和进口，以及投资收入和外国援助等单边转移支付。资本账户记录了土地等非生产性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交易，以及政府债务减免等单边资本转移。经常账户余额和资本账户余额的总和体现了该国居民通过出口商品和其他资源，从世界其他地区获得的（净）回报。金融账户记录了资产（不含非生产性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的跨境交易，即资本流入和流出。金融账户余额显示该国居民增加了多少（净）外国资产。资本外流的形式可以是收购企业（直接投资）或购买用于资产管理的金融产品（有价证券投资）。经常账户 + 资本账户＝金融账户 + 错误和遗漏经常账户 = 贸易余额 + 初次收入 + 二次收入金融账户 = 直接投资 + 证券投资 + 其他账户 + 外汇储备变动其他账户 = 资本账户 + 金融衍生工具 + 其他投资 + 错误和遗漏浮动汇率本应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更准确地说是经常账户平衡）。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往往会经历（并允许）货币升值，而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往往会经历货币贬值。但事实上，汇率的波动比预期的要大得多。汇率似乎也无法稳定在使贸易账户平衡的水平上。由生产率增速差异导致实际汇率升值的现象被称为巴拉萨 - 萨缪尔森效应由于干预是通过发行短期政府债券来融资的，所以日本当局的外汇干预并没有增加基础货币。例如，当日本央行（代表财务省）进行干预时，用日元买入美元，同样数量的日元就会被发行短期政府债券的财务省吸收。用外汇干预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冲销式干预，即通过出售政府债券迅速吸收流通中增加的日元。2009 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对日本的溢出效应有两个渠道。第一，由于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它对日本出口品的需求急剧下降。第二，由于美国和欧洲突如其来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日元大幅升值。汽车产业受此打击尤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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